[ZT]音樂家竟被逼吃草 馬思聰當年偷渡香港逃過死劫
1967年5月，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
“到《晚霞》上演時，我就能回國了”1985年2月26日晚10時許，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家中，我們與寓居美國費城的馬思聰先生及其夫人王慕理通長途電話。在一起的有吳祖強夫人鄭麗琴和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校長俞慧耕。電話鈴響了，從大洋彼岸傳來的是馬思聰夫人、著名鋼琴伴奏家王慕理的聲音。在互致節日問候後，馬思聰先生來接電話了。
吳祖強說：“馬先生，您好啊！我代表中央音樂學院向您和全家拜年！我們2月14日發出的信(信中有為馬思聰徹底平反的詳細材料，包括公安部正式致中央音樂學院黨委，同意對馬思聰應予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的結論意見)，您收到沒有啊？”馬思聰說：“收到了，我們全家都很高興，謝謝您們！”隨後，我們即對馬思聰進行了電話采訪。
熟悉馬思聰的人都知道，這位著名小提琴家、原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是一個安分守己，謹慎小心，不肯冒險的人。馬思聰的出走，是“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結果。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X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裏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隻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馬思聰一家神秘地出走了。當時在北京，立即謠諑紛紜，有人甚至斷言馬思聰是在幾位大人物支持下出走的。通過這次采訪，我們終於摸清了真相：那完全是出於一些“小人物”的見義勇為。1966年8月中旬，在一次大抄家之後，王慕理便帶了女兒馬瑞雪逃到南京，躲在妹妹王誌理家中。兒子馬如龍逃到廣州，依托舅父王友剛(牙科醫師)為生。開始，他們總認為局勢會很快好轉，誰知卻越來越亂，繼而又從賈俊山那裏得知馬思聰有自殺的可能，這才下決心出走。這年九月底，王慕理、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見馬思聰一麵。由於那時“黑幫”都不準回家，沒有成功，隻通過賈俊山了解了一些情況，便匆匆回到廣州。王慕理通過兩個弟弟的關係，找到了一位粵劇演員和她的丈夫(一家機械廠的工人)，他們很同情馬思聰的處境，便自告奮勇，為馬思聰全家出走做了準備。
1966年11月，中央音樂學院兩派造反組織內戰正酣，對“黑幫”的看管相對放鬆了一些。馬瑞雪便於此時潛回北京。一天夜裏，在一位醫生朋友的家裏，她和馬思聰秘密見麵。談話是在這家的廁所中進行的，這位開業醫師則站在門口替他們望風。父女倆長談了好幾個小時，女兒仍不能說服父親冒此一險。馬思聰回家後整整一夜輾轉難眠，權衡輕重，最後，他到底聽從了那位朋友的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走，斷無生理；走了，將來局勢正常，還可以回來。”下了決定以後，於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二，馬思聰化裝成工人模樣，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臨行還揣上了他那把心愛的小提琴，提心吊膽地登上火車，兩天後便到了廣州。1967年1月15日夜9時，一位輪船駕駛員用自己駕駛的那艘002號電動拖船，從廣州市郊，載著馬思聰一家四口，悄悄駛出黃埔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他們到香港後，過境到美國定居。
馬思聰的大女兒馬碧雪(中央民族學院鋼琴教師)和丈夫黃康健(外科醫生)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後，跟我們作了一次交談。黃康健說，1980年他在美國自費留學時，馬碧雪帶孩子出來探親。他們一同回國，臨別那天，嶽父把他這幾年的心血結晶《晚霞》的總譜手稿交給他說：“這部作品是根據《聊齋》創作的，民族性很強，外國人不可能演好。你把它帶回去，國內的芭蕾舞水平比較高，一定能把它演好的。等到這部作品上演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同你們團聚了。你要趕快把它親手交給李淩(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顧問，是馬思聰的知交)，越快越好！”他講這番話的時候，非常激動，捧樂譜的手微微顫抖。馬碧雪夫婦還告訴我們：台灣當局曾經邀請馬思聰擔任台灣藝術學院院長，但是他沒有答應。馬如龍曾與一位台灣富商的女兒戀愛，在論嫁娶的時候，女方要如龍定居台灣，如龍聽從父親的意見不同意，結果，婚事也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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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武，男，廣東省海豐縣人，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的法語教授，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音樂家馬思聰的哥哥。1966年夏天，馬思聰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和“鬥爭”；1967年1月，馬思聰秘密逃離中國。他離開後，對他的逃離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株連了大量他的親戚和友人。 馬思武教授曾在法國留學，生活習慣歐化，在“文革”中他依然服裝整齊，維護自己的自尊。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被說成曾經幫助弟弟馬思聰“叛國投敵”。1968年7月10日，在學校的主樓“君儒樓”中，他被“鬥爭”。有學生狠打他耳光。他被折磨到夜裏11點。第二天，7月11日，馬思武從“君儒樓”頂跳下自殺身亡。其時馬思武63歲。他死後，他的在中國住了三十年的65歲的法國夫人隻好離開中國。兩年後她在法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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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馬思聰：中國小提琴音樂的裏程碑（李嵐清）
馬思聰(1912—1987)，廣東海豐人。中國現代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樂教育家。
馬思聰1923年和1931年兩度赴法國學習音樂，主修小提琴與作曲。學成歸國後，一直從事音樂創作、演出和教育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文革”期間他受到迫害，於1967年到美國定居。
馬思聰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作曲家，他畢生致力於中西音樂藝術的融合，以精湛的西洋音樂技巧，出色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內涵與文化底蘊。馬思聰是中國小提琴音樂的開拓者，他以卓越的演奏與創作，使源自西方的小提琴音樂成為中國音樂的一部分，並在中國廣為傳播。馬思聰是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先驅之一，他促進了現代音樂教育體係在中國的建立，為中國培養出一批蜚聲世界樂壇的人才。
提到馬思聰，我的腦海裏就會自然流淌出《思鄉曲》、《塞外舞曲》等美妙動人的旋律；同樣，當這些美妙動人的旋律響起時，我腦海裏就會浮現出拉著小提琴的馬思聰形象。
馬思聰是我國小提琴音樂的一座裏程碑，他為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演奏和創作開辟了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中國音樂在世界樂壇贏得了聲譽。在音樂愛好者的心目中，他就是中國小提琴音樂的“代名詞”。其實，馬思聰在中國各類音樂創作和專業音樂教育、專業音樂演出團體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同輩音樂家中獨樹一幟，馬思聰對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作出了畢生的貢獻，產生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
赴國外學習音樂的先驅
馬思聰1912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父親馬育航為晚清秀才，曾就讀於新式的速成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早年傾向變革維新，繼而秘密參加了反清活動。武昌起義後擔任廣東省財政廳長等職。母親黃楚良略識詩書，喜愛廣東民間音樂。馬思聰從5歲起，因在外祖父家聽留聲機唱片、聽母親唱民歌，逐漸對音樂發生興趣。他喜愛家鄉的地方戲曲，還跟堂嫂學會了彈風琴。1921年，馬思聰隨父親到廣州上學，就讀於培正學校，又學會了吹口琴和彈月琴。1923年暑期回海豐時，適逢大哥馬思齊從法國回家養病，帶回一把小提琴送給馬思聰。馬思聰對這把琴一見鍾情，愛不釋手，遂於1923年隨大哥去法國專門學小提琴。從此，小提琴也就成了馬思聰的終生“伴侶”。
赴法初期，馬思聰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1925年，考入法國的南錫音樂院，繼續學習小提琴。1926年，經朋友介紹，開始師從巴黎國立歌劇院小提琴演奏家奧別多菲爾，這是馬思聰在法國的第5位老師。在奧別多菲爾的指導下，馬思聰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快得到較大提高。1928年，馬思聰考入巴黎音樂院蒲虛理教授的提琴班。這期間，馬思聰開始嚐試音樂創作。他根據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創作了《古詞七首》。1929年，馬思聰結束第一次留法學習後回國。
1931年，在廣東省政府的資助下，馬思聰第二次赴法留學，經奧別多菲爾介紹，跟隨猶太族保加利亞作曲家畢能蓬教授學作曲。這位作曲家對馬思聰的音樂事業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他將馬思聰的視野擴大到美術和哲學等廣闊領域裏。他教導馬思聰:“一個作曲家必須具備多方麵的藝術知識和素養。”馬思聰牢牢記住了老師的教誨，並以此教導他的後輩們:“多看一些好畫，多聽一兩支優美的樂曲，多閱讀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對提高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培養高尚的情操，都是有幫助的。”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這無疑與他在音樂上的造詣是分不開的。
在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過程中，除外國傳教士外，真正發揮作用和產生實際影響的，主要是早期赴國外學習音樂的一批中國留學生。他們在中國近現代音樂的啟蒙和開創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堪稱中國近現代音樂的先驅者。沈心工、曾誌忞、李叔同、蕭友梅、楊仲子、周淑安、王光祈、黃自等人，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馬思聰作為這批留學生中的一員，是我國較早到法國學音樂的留學生之一，也是入巴黎音樂院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與那些先驅者相比，雖然馬思聰出國時間稍晚一些，但無論是從音樂藝術方麵的成就之高，還是從藝術創造力持續時間之長、產生影響之大而言，他都應該享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小提琴音樂藝術方麵，馬思聰至今都無愧於中國的“首席小提琴”音樂家之譽稱。
小提琴演奏藝術的開創者
馬思聰是我國小提琴演奏藝術的開創者，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29年，馬思聰結束第一次留法學習回國後，就開始在各地進行公開的小提琴演奏活動。他先後在香港、廣州、上海、南京等地舉行了獨奏音樂會。當時的《申報》、《中央日報》、《首都日報》等報刊都大量報道了聽眾“人山人海”的演出盛況，對他的琴藝讚譽有加，將他譽為“音樂神童”。同年，馬思聰還與上海工部局樂隊合作，在梅百器的指揮下演奏了莫紮特的《降E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這是中國小提琴演奏家第一次與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在上海音樂界轟動一時。
1932年，馬思聰第二次赴法留學歸國後，與陳洪創辦私立廣州音樂院並任院長，同時教授小提琴、鋼琴、視唱練耳等課程。同年，與廣州音樂院他的學生王慕理結婚。1933年，馬思聰受聘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任教。1937年，辭去中央大學教職，受聘於中山大學。這期間，他在擔任教學工作的同時，經常在上海、南京、廣州、香港等地舉行個人獨奏音樂會。除演奏外國名曲外，他主要演奏自己創作的小提琴和室內樂作品。從1935年的《上海德文報》、《北華新聞日報》、香港《行政公報》、《南華早報》、《德臣百西報》、《星期周報》等報刊對他當時在滬、港兩地演出的報道，可以看出他對作品深邃內涵的詮釋、高超的演奏技巧、對聽眾的巨大感染力和演奏會的盛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馬思聰隨不斷遷徙中的中山大學流亡於雲南，1939年至1941年到重慶，在勵誌社交響樂團和中華交響樂團任指揮。1941年離開重慶到香港，1942年再次受聘於中山大學。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前往貴陽任貴陽藝術館館長，1946年11月出任廣東藝術專科學校音樂係主任。從1937年一直到新中國成立，馬思聰除上述工作外，不斷到全國各地進行演出和創作。先後在重慶、桂林、香港、海豐、柳州、長沙、貴陽、昆明、成都、台灣等地舉行個人演奏會，甚至在“湘桂大撤退”的逃難途中為老百姓演奏，鼓舞軍民抗日，有些演出既沒有正規的劇場，也談不上什麽個人的收入。可以說，抗日戰爭爆發後，除了敵占區以外，在他所到之處，隻要人民需要他演奏，他都不計條件地熱情投入演出活動。
馬思聰不但是當時最早，也是舉辦個人獨奏音樂會最多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熱情為人民大眾奉獻精湛的小提琴技藝，得到了廣大音樂愛好者的尊敬。有一次，馬思聰夫婦在廣東韶關青年會舉行演奏會，表演時將他們的孩子交給後台工作人員代為照看。不料嬰兒的哭聲傳至前台，正在進行鋼琴伴奏的王慕理不得不暫停演奏，到後台照料一下孩子。馬思聰隻好在台上靜立等候，這時觀眾不但沒有怨言，也同樣有禮貌地靜靜等候，場麵十分感人。從這一情景中，我們可以看出聽眾對馬思聰夫婦的崇敬，以及對他們個人生活困難的理解。
與觀眾的理解和崇敬相映成趣的是，馬思聰作為一位留學歸來的小提琴家，也從不以大藝術家自居，在觀眾和工作人員麵前耍威風。有一次在桂林舉辦“馬思聰小提琴義演音樂會”時，當一手拿著傘、一手拿著小提琴，穿著樸素、又不帶隨從的馬思聰要進入會場做演出準備時，被幾個“把門將軍”以無票不得進入為由將他擋在門外。這時的馬思聰並沒有爭辯，隻是順從地站在那裏，直到有認識他的觀眾進場，才解了圍。
馬思聰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樂壇上當之無愧的最受歡迎的小提琴演奏家。對於馬思聰當年的小提琴演奏藝術，我國著名的音樂評論家和教育家趙渢在1945年出版的《音樂藝術》上發表《聽馬思聰和王慕理》一文，記述他聆聽馬思聰夫婦演奏貝多芬《克羅采奏鳴曲》的印象:“10年了，我沒有聽見過這麽深刻、熱烈、精致、宏麗的演奏了。”“我不僅屈膝於偉大的老聾子貝多芬，我也被這次成功的演奏征服了。”“這確是一種征服，完全而徹底的征服。全場的聽眾，……都被征服了，作了這偉大神奇的樂音的俘虜。”
新中國誕生後，馬思聰身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忙於教學管理以及各種社會活動。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演出活動。在中國音樂家協會等有關部門的協助下，他連年不斷地到各地演出，幾乎走遍了除西藏外的各省、區、市，還多次赴蘇聯、東歐各國訪問演出。他還奔赴抗美援朝前線、治理淮河工地，為廣大工農兵和音樂愛好者演出。當時的中國音樂界，還沒有人能像馬思聰那樣，年年舉辦一係列的個人演奏會，像他那樣主要依靠自己的演出活動，來發揮對社會的影響。他的這些演出活動，不僅為他個人贏得了聲譽，奠定了他在音樂界的重要地位，也為當時中國音樂特別是小提琴演奏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積極推動管弦樂專業演出團體建設
1930年初，馬思聰回到廣州，應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的邀請，在廣東戲劇研究所附設的樂隊裏擔任指揮和首席小提琴。這個新組建的樂隊規模不大，隻有約20個人，而且因經費問題，僅半年後就解散了。值得一提的是，樂隊的演奏人員全都是中國人，其中有陳洪、穆誌清、章彥、竇立勳、何安東、黃金槐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樂隊可以說是成立較早的中國人自己的交響樂團體之一。由於人員太少，因此樂隊的聲部也不齊備，多數演奏者水平也不高。即使這樣，他們仍努力排練出了莫紮特、貝多芬的管弦樂作品。
抗日戰爭爆發後，馬思聰在紛亂的戰火中，攜妻帶女四處漂泊。1940年初，馬思聰擔任勵誌社樂隊的指揮兼小提琴。樂隊的規模較大，共有隊員60餘人。但是，這支成立4個月的樂隊僅僅因為樂隊中馬思聰、李元慶等藝術家們拒絕去為招待外國人的宴會奏樂助興，遭到勵誌社社長黃仁霖的斥責，隨即被停辦，馬思聰等人也隨之失業。後來，隊員們推舉馬思聰出麵，借同鄉之誼去找立法院長、中蘇文化協會會長孫科幫助，組建新的團體。得到孫科的支持，同意牽頭籌備，作為民間音樂團體的“中華交響樂團”於1940年夏天在重慶組建。樂團由孔祥熙任名譽理事長，孫科的秘書司徒德兼任總幹事，馬思聰出任樂團指揮，負責藝術業務方麵的工作。1942年，樂團因經費困難，改隸屬於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該樂團一直延續到1949年。
中華交響樂團的成立，雖然晚於曾誌忞1911年左右組織的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晚於蕭友梅1923年組織的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附屬管弦樂隊，也晚於黃自、譚小麟1936年組織的上海交響樂團，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在由中國人組織的管弦樂隊中，中華交響樂團規模最大，存在的時間最長，演奏曲目最豐富。馬思聰為該團的創辦及初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我國管弦樂專業演出團體的建設作出了貢獻。
享有國際聲譽的作曲家
馬思聰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作曲家。在半個多世紀的音樂生涯中，他不僅創作了大量經典的小提琴音樂作品，在交響音樂、大合唱、歌曲、鋼琴音樂、歌劇、舞劇等方麵，都有優秀的作品，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馬思聰的音樂創作以小提琴音樂成就最高、影響最大。這些作品具有優美動聽的旋律，真摯動人的情感，鮮明的中國民族風格。1935年所作的小提琴曲《搖籃曲》，是馬思聰小提琴音樂創作的開端。1937年至1957年，是馬思聰小提琴音樂創作的旺盛時期，他先後完成了《第一回旋曲》、《內蒙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秋收舞曲》、《第二回旋曲》、《春天舞曲》、《山歌》、《慢訴》、《抒情曲》、《跳龍燈》、《跳元宵》等具有相當規模和水平的小提琴獨奏曲和小提琴組曲。1944年，他創作了《F大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這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部大型的小提琴曲，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晚年在美國居留期間，他又寫了《第三回旋曲》、《第四回旋曲》、《雙小提琴奏鳴曲》、《雙小提琴協奏曲》以及《阿美組曲》等。從20世紀的30年代開始，直到80年代逝世的半個世紀裏，馬思聰從來沒有中斷過小提琴音樂創作。在馬思聰之前，中國的小提琴音樂創作領域雖然已有人作了嚐試，但為數極少，水平更是有限。馬思聰以其大量高水平的作品，使這種狀況得到了徹底的改觀，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小提琴音樂創作的開拓者。
在上述的小提琴音樂作品中，《內蒙組曲》是一部感情深邃、富有詩意的樂曲。這部作品不僅是馬思聰的重要代表作，也是聞名中外的中國小提琴音樂經典之作。作品反映了抗戰初期祖國大片領土被侵占，人民流離失所的背景下，廣大人民思念故土的強烈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二樂章《思鄉曲》是馬思聰音樂創作中流傳最廣的樂曲，經常被單獨演奏。它采用內蒙民歌《牆頭上跑馬》的音調，在保持民歌風格的基礎上，對民歌中表現的個人悲慘命運和思鄉之情作了更深入的拓展，是馬思聰創造性地吸收民間音樂素材來進行創作的典範。
交響音樂是馬思聰音樂創作的另一個重要領域。他1941年完成的《第一交響曲》是一部愛國主義的作品，音樂具有堅毅沉著、雄壯有力的性格，號角的音調貫穿整部作品，尾聲宏偉輝煌，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堅定信念，以及作曲家對勝利的渴望。1954年創作的管弦樂曲《山林之歌》，是用雲南少數民族音樂素材寫成的。作品由5個樂章組成，每個樂章既有各具特色的主題和性格，又有內在統一的構思。作品還在管弦樂配器上發揮了各種管樂器的獨特音色，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堪稱是我國當時交響音樂創作的創新之作。
大型聲樂套曲也是馬思聰音樂創作中的重要部分。從抗日戰爭後期開始，他先後寫了《民主大合唱》、《拋錨大合唱》、《祖國大合唱》、《春天大合唱》、《鴨綠江大合唱》、《淮河大合唱》等6部大型聲樂作品。這些作品既有表現作者對反動統治者的痛恨和對新中國的向往之情，也有對新時代建設祖國、保衛祖國人民的熱情歌頌。
與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許許多多的音樂家一樣，馬思聰之所以在音樂創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因為他選擇了一條正確的創作道路。這就是:學習借鑒西方音樂文化的先進成果，吸取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的豐富營養，將西方音樂創作的理論和技法，應用於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創作中，將中西方音樂充分融合。
馬思聰是第一個將民族音樂素材運用到小提琴音樂創作中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馬思聰從小受中國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並對我國豐富的民間音樂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這對他的音樂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思聰很珍視人民大眾中蘊藏著的音樂文化，不僅自己到處搜尋民間的歌謠、俚曲，也托朋友幫他搜集，一旦發現自己未曾見過的民謠，就在小提琴或鋼琴上反複玩味，找尋創作的靈感。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藝術加工和再創造，使這些音樂得到升華，為祖國、為世界音樂文化增添新彩。
馬思聰始終十分重視采用中國民間音樂素材進行創作，主張作曲家要向民族、民間音樂學習。他說:“中國土地廣闊，民謠極其豐富，我覺得新中國音樂的產生，必然來自直接吸收的中國民謠。”他還特別強調:“中國人作曲，應具有中國民族風格，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思鄉曲》(《內蒙組曲》)吸收了內蒙民歌的音樂素材，《西藏音詩》吸收了西藏民歌的音樂素材，《阿美組曲》吸收了台灣民歌的音樂素材，《山林之歌》吸收了雲南民間音樂素材，《F大調小提琴曲》吸收了廣東民間音樂素材，《鋼琴弦樂五重奏》使用了他家鄉海豐的《白字曲》的音樂素材，歌劇《熱碧亞》使用了新疆民族音樂素材，等等。
當然，作曲家的這些作品決不是對民間音樂或民歌的照搬，而是以豐富的民間音樂素材為基礎，運用中國的民族音樂語言和西方現代音樂創作技法進行的藝術創作。如大型聲樂作品《祖國大合唱》，雖然使用了陝西眉戶戲的“一字調”，但又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在原曲調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並用西方音樂的創作技巧加上了合唱。他的芭蕾舞劇《晚霞》，也是用西方音樂的作曲技法，來創造中國風味的芭蕾舞曲的成功之作。
馬思聰的音樂創作，不僅題材豐富，體裁形式多樣，創作風格也是多姿多彩的。他的作品中，有小巧、含蓄、深沉的《思鄉曲》，易於推廣普及的抗戰歌曲，也有篇幅巨大、結構縝密的大型交響樂、音詩；有氣魄雄偉的《屈原》、《第二交響樂》，也有充滿奇異色彩的《西藏音詩》和饒有鄉土風味的舞劇《晚霞》；有北國的《塞外舞曲》、《牧歌》，也有南國民謠式的柔美小曲。
當然，馬思聰的音樂作品的總體藝術風格偏於含蓄、秀雅。仿佛像散發著淡香的寒梅，在輕風中搖曳，陣陣幽香沁人肺腑。又似回味無窮的甘果，給人以深長綿遠的享受。中國文藝批評中有“濃豔易折，清淡持長”的說法，意思是說藝術創作中的濃墨重彩、緊鑼密鼓，雖然容易使人驚異，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不易持久，正如甜得過分的食品，容易影響胃口；而平淡、質樸的藝術卻耐人尋味、餘韻久長。這是一種值得珍視的特色和風格。馬思聰的許多音樂作品給予我們的感受正是如此。
進步的愛國音樂家
無論古今中外，在人們的社會道德準則中，愛國都是被普遍推崇的可貴品質。對於藝術家來說，雖然他的藝術創作屬於全人類，但他本人卻不能沒有祖國，更不可能不熱愛他的祖國。馬思聰也正是如此，他始終是一位深深地熱愛著祖國的愛國音樂家。
馬思聰出生時，正值中國進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際，民族災難深重，人民流離失所，他生活的東南沿海地區，更是飽受帝國主義入侵者的欺淩，這使他從小就產生了強烈的愛國思想。他自幼留學法國多年，且成績優秀，得到學院和老師的讚譽，假如當時他想留在法國工作和生活是完全可能的，而當時法國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要比貧窮落後的中國好很多。然而就在“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國難當頭的時刻，他卻毅然選擇回國，希望用音樂藝術為振興中華民族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日戰爭爆發後，受革命新興音樂運動的影響，他立即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發表文章，激勵人民起來抗日救國。他自己也創作了許多抗戰歌曲，如《讓我們》、《不是死，是永生》、《戰歌》、《戰士們，衝鋒啊！》、《黃花崗紀念歌》、《中國的戰士》、《前進》、《遊擊隊歌》、《戰兒行》等。1939年，他又發表題為《我怎樣作抗戰歌》的文章，鼓勵更多的人創作抗戰歌曲。那時，他雖然已是著名音樂家，仍然身體力行，攜帶妻兒，不辭辛勞地輾轉於西南各地進行演出活動，還親自在電台上廣播、教唱抗戰歌曲，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日寇的侵略。
抗日戰爭勝利後，馬思聰回到廣州，在廣東藝專任教並兼任香港中華音樂學院院長。他痛恨壓迫人民的統治者，斷然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與端木蕻良合作的《民主大合唱》中，稱國民黨統治者為“東方的暴君”。他與金帆合作的《祖國大合唱》，希望祖國能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1948年初，馬思聰拒絕在國民黨鼓吹內戰的《戡亂宣言》上簽名，離開廣東藝專到達香港，經與李淩、喬冠華商量，決定暫時留在香港。解放戰爭期間，他所寫的《春天大合唱》，熱情地歌頌戰爭的即將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馬思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與歐陽予倩愛國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船北上，經煙台到達北平，參加了新政協會議的籌備。他還高興地創作了慶祝新政協成立的《歡喜組曲》。
新中國建立後，馬思聰接受任命，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並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他為新中國的專業音樂教育、音樂創作和表演，作出了重要貢獻。抗美援朝戰爭時，他寫了反對美帝侵略的《鴨綠江大合唱》、表現治理淮河工程的《淮河大合唱》、讚美祖國河山的管弦樂《山林之歌》、懷念愛國詩人屈原的話劇音樂《屈原》、紀念廣州起義的《第二交響樂》，以及許多其他室內樂作品。
馬思聰還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教育家。從1932年擔任私立廣州音樂院院長，後來又相繼在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藝術係(1933年)、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1937年)、廣州省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係(1946年)、香港中華音樂院(1948年)等學校任教，1949年開始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始終沒有完全脫離過專業音樂教育。
馬思聰學識淵博，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科學的小提琴教學方法。在教學中，馬思聰倡導“技藝並重”的音樂教育思想，即技術是手段，藝術是目的。他不但重視學生演奏技術的基礎訓練，更注重追求作品音樂內容和思想感情的表現，他以身作則，“從不以炫技去嘩眾取寵”，還強調文化修養的重要性，將音樂作為文化來傳授。同時，他鼓勵學生創造一切機會和條件，博采眾長，廣泛吸收藝術營養。
幾十年來，馬思聰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以其純樸寬厚、平易近人、認真負責和博大的胸襟，為我國培養出了林耀基、盛中國、向澤沛、劉育熙等優秀的小提琴人才。
從馬思聰一生的經曆，從他的言論和文章，從他的音樂創作和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進步的愛國音樂家。“文化大革命”中，馬思聰由於受到嚴重迫害而被迫出走，並被康生、謝富治戴上“叛國投敵分子”的罪名。但是，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仍然十分關心著他。1971年，美國總統特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周恩來總理關心地向基辛格詢問馬思聰在美國的近況，並滿懷深情地說:“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是馬思聰50多歲離鄉背井到外國去，我很難過。”當基辛格托人轉達周恩來總理對他的問候時，馬思聰心情激動萬分。
粉碎“四人幫”後，公安部、文化部和中央音樂學院均正式為馬思聰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恢複了馬思聰音樂作品的演出，包括他在美國居留時創作的舞劇《晚霞》。從此，馬思聰在祖國大陸重新恢複了他愛國音樂家的本來麵目，再次贏得了人們的尊敬。此後，他在與好友的見麵和通訊中，多次表達自己對祖國、友人和他所熱愛的音樂事業的關心。他在給好友金帆的信中說:“祖國的河山是偉大的，同胞是最可愛的，希望不久我將可以重新馳騁在祖國土地上每一個角落，擁抱全體同胞。”馬思聰在美國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20年，但他身在美國，心係祖國。他在美國時的音樂創作，幾乎全是中國題材。他晚年花費大量精力創作的歌劇《熱碧亞》，也以我國少數民族的生活為題材。直到去世前一年，他還給中國音樂家協會的主席、副主席寫信說:“我們都已步入晚年，在個人來說，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寫完幾個作品，也算是我為中華民族音樂的發展上所盡的一點微力。”馬思聰自己也曾幾次想回祖國，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1987年5月20日，他在一次手術中病故於美國費城。
馬思聰病故後，他的家人在他書桌上發現了一篇未完成的遺作，《思鄉》是它的標題。由於病魔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馬思聰最終未能回到祖國。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按照父親生前囑咐，將父親留存美國的所有遺稿及兩把小提琴、鋼琴、演出服等遺物運回國內，捐贈給了廣州藝術博物院，博物院為他專門設立了“馬思聰紀念館”作為永久紀念。我在參觀馬思聰紀念館時，看到這些遺物，不禁感慨萬千，情不自禁地向他的遺像深深鞠躬致意，以寄托我對這位傑出音樂家的緬懷和哀思。
馬思聰為祖國的音樂事業奮鬥了一生，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響。為紀念馬思聰誕辰90周年，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家協會、馬思聰研究會，於2002年12月23日至24日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第三屆馬思聰學術研討會”及紀念音樂會。我出席了那次紀念音樂會。在聆聽馬思聰不朽的音樂時，我深深為那些作品優美的旋律所感染，也為馬思聰豐富的音樂創作經驗和卓越的音樂才華所折服。馬思聰無愧是一位永遠值得中華民族自豪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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