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夢: 我在美國經曆的性解放 (圖)

我在美國經曆的性解放 -------------------------------------------------------------------------------- 胡因夢 紐約當時的舞會抽大麻是例行公事，不時有人拿出一小張卷大麻的紙，小心翼翼地把“草”放在紙中，用舌尖沿著紙邊舔一道之後，卷成一根細細的煙輪流分給在場的人抽。也許是受到六十年代兄弟愛(the brotherhood of love)風潮的影響，當時竟然沒有人聯想到得傳染病的可能性。一根大麻很快就抽完了，大家在哈叟（hustle）音樂聲中起舞，如果其中的兩個人來電，不久就從舞會中消失，回去自己的住所進入一夜之情的性愛中。當時紐約中青代的西方人對待性愛的態度已經開放到令東方人咋舌的程度——換妻換夫、集體性遊戲、一夜之情、同誌之戀等，早已是這個大都會裏被默認的事實。和性有關的色情雜誌、電視節目、A片等唾手可及，四十二街上的阻街女郎一向公開招攬客人，情趣商店可以隨時自由出入。性除了和商業掛鉤之外，還滲透在文字、教育、心理學和醫學之中，成為日常生活裏人人談論的話題。這樣的obsession，根據學者的研究，早在弗洛伊德創立“性驅力”理論之前的一百年就開始了。四十年代末期，金賽博士無心插柳的研究報告問世，無形中促成了五十年代的性革命，經過嬉皮士的公社生活實驗之後，七十年代的性解放才炙熱到沸點。我這名20歲的東方女孩就像個空降傘兵一般，直接從“處女膜是擁有初夜權的丈夫才能突破的”保守台灣，降落到70年代的紐約。西方世界的性意識發展背景我一無所知，隻是本著好奇、開放和身心的需求，在安全的範圍內我經驗了一年的性解放。 　　 我發現自己一向具備熱情參與和冷靜覺知的吊詭特質，我在性愛活動的過程中仍然覺察到許多隱諱的心理現象。我發現性對女性而言確實是親密的起點，為了那份迷人的親密感她開放自己的身體。對男人而言性卻是親密的終點。男人(非心靈取向的)似乎很難把女人視為一個完整的實體，他們不是在對一個生命做愛，而是對某個局部的器官做愛。此外他們的征服欲和自我肯定的驅力其實遠遠淩駕於性能量的排泄欲望。當然這樣的分析顯然是以後見之明詮釋早年的直覺體會。有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之後，我開始能領會比我大八歲的Don曾經告訴過我的一句話——我們的默契是千萬人中難得一見的。對於那段逝去的因緣的回憶，喚起了我盛宴之後的孤獨與疲乏，我在滾滾紅塵的紐約時常感到一股逼人的低潮與哀傷…… 知覺的禁區　　 大麻經驗是另一項值得探討的話題。每個世代都有年輕人闖進改變知覺的禁區中，譬如最早期的巫術傳統慣用的是蕈類和仙人掌。《美麗新世界》的作者奧爾德斯·赫胥黎就是服用了梅斯克林(從仙人掌提煉的意識轉化劑)之後，才寫出了《知覺之門》這本有關意識擴張經驗的奇書。捷克的精神科醫師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從一九五六年開始自願成為LSD－25的天竺鼠，他前後進入過各種不同的意識轉化經驗。第一次他出現的是幾何圖形和從未有過的強烈情緒，接著是意識產生大爆炸而轉進了宇宙次元，急速地穿過黑洞與白洞，變成天空中的新星體。他發現隨著藥量的不同，受試者會進入不同的回溯階段，後來他把自身和其他受試者的親身體驗寫成了《意識革命》(The Holotropic Mind)這本書(台灣是由生命潛能文化翻譯出版)。另外斯坦福的心理學博士拉姆·達斯和西方禪的代言人艾倫·沃茨等，都是意識研究領域著名的用藥派。這些知識精英在迷幻藥的使用上和一般大眾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藥物對他們而言乃是自我探索的工具，並不是用來逃避日常生活的乏味或加強感官刺激的。我還記得我曾經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咖啡店裏，親眼目睹兩名站在華盛頓廣場上的黑人因抽了過多大麻而high到無法聚焦的地步。他們為了點一支香煙大約花了足足三十分鍾的時間，怎麽對也對不上了。抽大麻顯然是當時主要的逃避管道之一。 　　 我自己抽了大麻的反應則是音感特別敏銳，但知覺會從日常的普遍性覺知縮小到隻有一個感官在運作的狀態。譬如正常的聽覺可以接收到周遭正在發生的各種聲響，抽了大麻之後卻隻能聽見樓上的水滴聲，而且音量大到像鼓聲一般，此外理性思維能力也會降低，有一點像錯誤禪定所造成的遲鈍而和緩的反應。 　　 有了這些體會之後，我發現自己對許多容易上癮的事可以很輕易地放下，唯獨親密關係是我一再想重複的業習。往後漫長的歲月裏，這門功課一直都是我無法快速學會的生命灶門。　　 除了藝文活動和服裝界的交往圈子之外，從台灣來的留學生也時常邀我參加舞會和聚會，他們之中有些格外敏感的人，因長期住在冷漠的異鄉，下場和遭遇都相當不幸。我曾經在《茵夢湖》這本散文集子裏描寫過小湯和四眼的故事，他們讓我不禁聯想起小時候看見父親吐血的那幕景象。孤臣孽子總是能勾起我強大的救贖渴望。 　　 一年的時間在母親低落的情緒中逐漸逝去，我知道自己必須回台灣麵對現實生活的責任了。意識裏攜帶著悲喜交加的解放經驗，二十一歲的我和一年前已經大不相同了。臨行前我在心裏做了一番對紐約經驗的回顧，十分感謝那幾位有水邊姓氏的長輩和藝術界的友人——沙媽媽、潘阿姨、淩家一家大小以及James和富美──對我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