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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美軍曾想登陸中國？國民黨阻撓 蘇聯擔憂
2008年01月22日 新華網 來源：《百年潮》
1944年秋，美軍觀察組成員在延安機場的合影 [資料圖片]
美軍錯過中國共產黨出的政治“選擇題”
抗日戰爭後期，曾有一個令中國共產黨期望、國民黨阻撓、蘇聯人擔憂的美軍“中國沿海登陸計劃”，但這一計劃最終隻停留中國共產黨和美軍觀察組軍官的探討階段，並未得以實施，最後不了了之。
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軍方“偶然”改變在華策略，或原子彈的“突然”爆炸而放棄，但筆者在研究中發現，這個計劃實際上隻有部分美國前線軍官“看好”並努力促成，但卻因有悖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戰略而注定無法實現。
美軍觀察組大膽猜測登陸計劃並積極行動
戴維斯，這位生於四川樂山的美國傳教士之子，自信對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遠勝華盛頓，不止一次地建議美國向共產黨地區派遣觀察員。在1944年1月15日第二次提出向共產黨地區派觀察員的建議中，他甚至列出了軍事調查團應該完成的四種“任務”：
1.調查日本軍事情報；
2.準備美軍在共區作戰之方法；
3.調查中國共產黨實力；
4.視察華北、東北有無變成蘇聯傀儡政權之可能等任務。
其中第二項———“準備美軍在共區作戰之方法”，可說是這批美國前線軍官想象中的美國在華戰略的典型體現。戴維斯等人雖然對共產黨采用與陳納德“清除”方式相反的、貌似“同情”的態度，但在美國的對華戰略問題上，他們和陳納德一樣存在一係列的致命性錯誤，而“最致命的錯誤在於，認為美國要在中國進行一場大的決戰”。
兩派人物判斷的明顯錯誤在於與美國總戰略相悖。從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1943年5月5日《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關於1943—1944年全球形勢的報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國在1944年的總戰略是避免在中國進行大的戰役，而在中太平洋上發起對日最後進攻”。
在延安，美軍觀察組年輕的下級軍官們除了收集軍事情報，還積極主動地收集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政治情報”，甚至策劃他們認為極有可能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接受的軍事行動。戴維斯等人所“預測”的“華北大決戰”對中共來說，由於能因此得到租借物資，故是一個利好消息，中國共產黨方麵因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不久的8月23日，毛澤東就邀請“資曆較淺”的謝偉思前往與之進行了長達8小時的會談。在這次演講式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了美軍在中國沿海中共控製區域登陸的重要性：
我們認為，美軍必須在中國登陸。自然，它取決於日軍的力量和戰爭的發展，但是日軍主力是在長江流域和華北，更不要說滿洲了。如果美軍不在中國登陸，對中國來說那將是最不幸的事。國民黨作為政府———而又沒有能力成為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如果實行登陸，美軍就必須和中國雙方———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合作。我們的部隊目前包圍著漢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軍在內線，國民黨軍隊在更遠的後方。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此時所希望的美軍登陸計劃已超出了普通的軍事意義，儼然成為一道留給美國的政治選擇題：戰後美國必須在占據華北、華東優勢的中共，與“沒有能力”的國民黨政府之間作理性的選擇。謝偉思明明知道“戰爭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勝利，登陸是不必要的”，但麵對毛澤東在“美軍登陸”上的熱情，他僅僅是“暗示”，而沒明確表態，這就給毛澤東的判斷帶來了幹擾，使之認為“美軍登陸”有相當的可能性。
既然“負責政治情報”的謝偉思都在與中共談論雙方的“軍事合作”，包瑞德這位負責軍事情報的美國軍官就更是如此了。包瑞德本已離開使團，但12月他又奉命再次前往延安。給他下達命令的並非中緬印戰區新任指揮官魏德邁將軍本人，而是他的參謀長羅伯特?B.麥克盧爾少將。當時魏德邁不在重慶，麥克盧爾口頭告訴包瑞德，要他到延安通知中共的領導人，“擊敗德國人以後（也許這即將來臨），那時正在歐洲服役的一個美軍空降師可能要派到中國來，參加對日本列島的最後攻擊”。包瑞德因此要“詢問共產黨人，當該師在山東沿海共產黨控製區建立灘頭陣地之後，正常的美軍補給線開始運轉之前，他們能否照料該師的供應———這不包括彈藥武器和其它作戰軍用品”。但麥克盧爾又要求他“必須向共產黨人表明，同他們的會談純屬探索性的，因為擊敗德國以後，這個美國師是否會派到中國，還未作出最後決定”。
12月27日包瑞德到達延安後，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了可能登陸的問題。共產黨領導人相當高興，並明確保證：如果美軍登陸，他們可以向這個師提供供應品，直到美軍的正規供應機關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為止。
包瑞德此行在延安的所作所為很快被重慶方麵獲悉，並提出了強烈抗議。魏德邁原本要提拔包瑞德為準將，此事的出現讓赫爾利阻止了這個提名。這些低級軍官的行為不僅為國民黨所難容忍，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時常讓美國的首腦們頭痛，甚至激怒了華盛頓參謀部的大多數人”。
明知不可為還有意為之的人還不止包瑞德、謝偉思，極力提倡與共產黨接觸的戴維斯也是這樣，明明知道華盛頓並不主張登陸，還專門跑到延安就登陸之事與共產黨“商議”。
1944年10月22日，戴維斯抵達延安當晚就與毛澤東專門商議登陸之事。戴維斯甚至和包瑞德一起把他們的“登陸作戰計劃草案”交給了共產黨軍方。這個被陳納德稱為“嗦嗦沒個條理的作戰計劃”設想使用空降和兩棲部隊在連雲港地區進行登陸。
美國媒體為“計劃”大造輿論
以為美、共軍事合作計劃有相當可能性，並散布利用中國共產黨華北、華東基地消息的人不止於美軍觀察組，美國的一些新聞記者也加入了這一行列。《美亞雜誌》1944年1月7日有一篇題為《作為反攻基地的中國遊擊區》的文章說：“許多軍事當局的意見認為，如果邊區的（指中國共產黨———筆者注）部隊能得到充分的援助，這些區域可以成為縮短對日戰爭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1944年6月10日美國的《星期六晚報》刊登了斯諾一篇題為《六千萬被遺忘的同盟者》的報道。文章對於中國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意義頗有見解，甚至具有相當的“可靠性”：“2月間尼米茲宣布美海軍擬在中國海岸建立基地，以便從那裏攻擊台灣和日本。香港或廣州或許將首先被美軍攻取，但是轟炸機由這些城市起飛到日本仍是遙遠的距離，隻有在更北麵的中國地方，才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裏的中國遊擊隊對我們有很大的潛在重要性。”
1944年8月18日的《新華日報》再次為美軍登陸製造輿論，而且此次輿論的來源似乎極為可靠。以前這方麵的信息多來自陸軍的一些下級軍官，這一次登陸的消息則是來自軍階甚高的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這篇名為《中國的基地很重要》的報道沒有任何“新聞背景”，開篇就是：
（中央社關島十一日合眾電）尼米茲海軍上將說：馬裏亞納群島的戰事，在盟軍進攻太平洋很關重要。但是他說：日本軍隊即使被擊潰，我們也不能單由海軍作戰打敗日本。為了確保盟軍的勝利起見，中國方麵的基地實在重要……
這仍是一篇模棱兩可、讓中國共產黨抱有巨大熱情和希望的報道。不管這是尼米茲固執己見的一家之言，還是美國的一種情報策略：針對日本人故意放出要從中國最後出擊的信息以達聲東擊西之效，都對共產黨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觀察組抱有極大的希望，以為他們可能帶來美國的合作、租借物資。這種近似幻想的期待，伴隨著觀察組成員自主呈上的“包裹著糖衣的苦藥”，與對美國總體政策理性的判斷交替出現。
美軍觀察組在華的真正使命
在當時的條件下，要求中國共產黨準確判斷美國是否將在華北、華東等中國沿海地區登陸是種脫離曆史環境的苛求。那時，共產黨對美國的了解相當有限———當時還沒有同美國建立直接聯係渠道。而作為當時共產黨了解美國信息的重要渠道———美軍觀察組，由於美國戰時戰略的保密性，中共對其在華使命並不真正了解，由此導致中共無法準確判斷、決策。
美軍觀察組在華的真正使命究竟是什麽呢？現有多種籠統的解釋，但都沒有認識到它和美國核戰略之間令人難以置信的緊密關係。
1944年6月至次年3月，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曾在印度及中國實施一項用B-29轟炸日本本土的馬特洪恩計劃。由於馬計劃實際是美國斥資30億美元的B-29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緬印戰場具有僅次於曼哈頓計劃（美國首造原子彈的計劃）的優先權。美國總統羅斯福給予高度重視，於1944年2月到6月間，多次親自致電蔣介石要求派遣人員到中共控製的華北、華東地區建立情報網，以配合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執行馬特洪恩計劃收集氣象情報、搜救回飛人員的需要。
蔣介石因美、共直接接觸可能造成美國承認中共的既定事實和“惡劣影響”而極力反對。但馬計劃的迫切需求和機密性（剛生產下線的B-29將作為原子彈載機，而此時尚不夠成熟，需要及時進入實戰以便改進），使美國已經顧不上蔣介石的感受，特派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促成軍事觀察組的成行。這個最終讓蔣介石放行被派到延安便是“美軍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為馬特洪恩計劃收集情報，馬計劃又是為原子彈計劃提供成熟的彈載機，其中關係在當時和原子彈計劃一樣具有頂級的保密性。觀察組為成都的B-29轟炸機提供作戰情報，這一點即便作為美國盟友的國民黨也無法相信，更何況於中共！如胡喬木在建國後所說“美國政策到底怎樣，我們原先並不清楚”，無法正確把握美方全球或對華總戰略，再加上對馬計劃這一具體計劃戰略目標的完全無知，使得中共判別失據。
盡管羅斯福派出美軍觀察組的真正動因並非早期的建議者戴維斯、謝偉思等人所期望的那樣，而是為配合馬特洪恩計劃的一個具體行動，但美軍觀察組的到來，還是被國共雙方看成是對中共某種程度上的承認。而從軍事上來看，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又很容易讓人以為美國會在中共控製區域與之進行“聯合登陸”之類的軍事合作，並獲得美國的援助。
中國共產黨不僅響應美國陸軍下級軍官的這些建議，甚至主動尋求與美國海軍高層建立聯係。1944年12月，在美軍觀察組成員、海軍軍官希契即將回國的時候，中共請他向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轉交了一封以朱德的名義、表達中共願意“配合美軍在中國實施任何軍事作戰活動”的信。
戰局明朗後中國共產黨堅決拒絕美軍登陸要求
在戰局明朗之前，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備受這種幹擾信號的煎熬，一直希望，也以為能與美國登陸部隊協同作戰。直到1944年12月，華盛頓再次明確“拒絕給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武器裝備”，“白宮否認利用八路軍和新四軍作為突擊力量在中國打敗日本人的設想”，毛澤東等人才“對觀察組漸漸不感興趣了”。中共清醒地意識到，觀察組的那些“熱情的”下級軍官隻有建議權，而沒有決策權，他們的建議不能代表華盛頓。
盡管如此，這些在華美國下級軍官，甚至史迪威仍然沒有放棄在中國沿海登陸的努力。
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最後崩潰大約一個月之前，當時史迪威在衝繩擔任美國第十軍司令，提出了一個直接援助共產黨的計劃：第十軍部隊應在上海之北的江蘇省登陸，以與中共的軍隊獲得接觸，把美國的軍火和彈藥給予中共，讓他們向日軍占據的上海發起進攻。國民政府立即向美方提出緊急“強烈抗議”，使得這個自視比華盛頓更了解中共和中國的人所提出的、更有“遠見”的宏偉計劃未能得以實施。
共產黨盡管受這些幹擾信息的困惑，但幾乎從未放棄自身的努力，不斷壯大著自己。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獨立和謹慎如謝偉思所說“除非美軍采取大規模的行動，否則他們是不會下注的”。也就是說即便美軍不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樣“登陸合作”，“他們仍對他們日益增長的實力滿懷信心”。
到1945年共產黨軍隊快速占領山東等沿海地區時，已經不再需要美軍的協同登陸了，也不再受到此類美軍前方軍官私自發出信號的幹擾。1945年9月下旬，美軍海軍陸戰隊擬在煙台“登陸”，並要求第十八集團軍駐軍及煙台市政府撤離該市。葉劍英奉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之命，致美軍觀察組負責人葉頓上校，請其轉告美軍“有關司令部”停止中共曾經期望的登陸的函電。
中國共產黨此前不久如此希望美軍登陸，而今為何堅決拒絕美海軍登陸要求？這首先在於此時中共在軍事上已無需美軍的協助、支持。其次，美方此時挾“中國戰區最高軍事首長”之命，圖謀插足其中的行為讓中共無法接受。
但這並不完全是一個軍事問題。如前所述，毛澤東曾經很明確地告訴謝偉思，“如果美軍不在中國登陸，對中國來說那將是最不幸的事”，此話若說得更明白一點應該是：如果美軍不抓住時機在共產黨需要時登陸，承認共產黨並與之合作，那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幸的事。
現在中國共產黨已靠自己的力量占領中國主要經濟地區，美軍即便登陸也已錯過了中國共產黨留給美方那道政治“選擇題”的時效。也就是說，由於美國在中國共產黨需要的時候並沒有選擇與之合作，實際上是從政治上放棄了中國 共產黨，此時美軍登陸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既無軍事效用也無政治意義，何況此時美軍竟然還要求共產黨撤出煙台！（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期 文/胡越英）
2008年01月22日 新華網 來源：《百年潮》
1944年秋，美軍觀察組成員在延安機場的合影 [資料圖片]
美軍錯過中國共產黨出的政治“選擇題”
抗日戰爭後期，曾有一個令中國共產黨期望、國民黨阻撓、蘇聯人擔憂的美軍“中國沿海登陸計劃”，但這一計劃最終隻停留中國共產黨和美軍觀察組軍官的探討階段，並未得以實施，最後不了了之。
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軍方“偶然”改變在華策略，或原子彈的“突然”爆炸而放棄，但筆者在研究中發現，這個計劃實際上隻有部分美國前線軍官“看好”並努力促成，但卻因有悖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戰略而注定無法實現。
美軍觀察組大膽猜測登陸計劃並積極行動
戴維斯，這位生於四川樂山的美國傳教士之子，自信對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遠勝華盛頓，不止一次地建議美國向共產黨地區派遣觀察員。在1944年1月15日第二次提出向共產黨地區派觀察員的建議中，他甚至列出了軍事調查團應該完成的四種“任務”：
1.調查日本軍事情報；
2.準備美軍在共區作戰之方法；
3.調查中國共產黨實力；
4.視察華北、東北有無變成蘇聯傀儡政權之可能等任務。
其中第二項———“準備美軍在共區作戰之方法”，可說是這批美國前線軍官想象中的美國在華戰略的典型體現。戴維斯等人雖然對共產黨采用與陳納德“清除”方式相反的、貌似“同情”的態度，但在美國的對華戰略問題上，他們和陳納德一樣存在一係列的致命性錯誤，而“最致命的錯誤在於，認為美國要在中國進行一場大的決戰”。
兩派人物判斷的明顯錯誤在於與美國總戰略相悖。從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1943年5月5日《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關於1943—1944年全球形勢的報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國在1944年的總戰略是避免在中國進行大的戰役，而在中太平洋上發起對日最後進攻”。
在延安，美軍觀察組年輕的下級軍官們除了收集軍事情報，還積極主動地收集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政治情報”，甚至策劃他們認為極有可能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接受的軍事行動。戴維斯等人所“預測”的“華北大決戰”對中共來說，由於能因此得到租借物資，故是一個利好消息，中國共產黨方麵因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不久的8月23日，毛澤東就邀請“資曆較淺”的謝偉思前往與之進行了長達8小時的會談。在這次演講式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了美軍在中國沿海中共控製區域登陸的重要性：
我們認為，美軍必須在中國登陸。自然，它取決於日軍的力量和戰爭的發展，但是日軍主力是在長江流域和華北，更不要說滿洲了。如果美軍不在中國登陸，對中國來說那將是最不幸的事。國民黨作為政府———而又沒有能力成為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如果實行登陸，美軍就必須和中國雙方———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合作。我們的部隊目前包圍著漢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軍在內線，國民黨軍隊在更遠的後方。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此時所希望的美軍登陸計劃已超出了普通的軍事意義，儼然成為一道留給美國的政治選擇題：戰後美國必須在占據華北、華東優勢的中共，與“沒有能力”的國民黨政府之間作理性的選擇。謝偉思明明知道“戰爭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勝利，登陸是不必要的”，但麵對毛澤東在“美軍登陸”上的熱情，他僅僅是“暗示”，而沒明確表態，這就給毛澤東的判斷帶來了幹擾，使之認為“美軍登陸”有相當的可能性。
既然“負責政治情報”的謝偉思都在與中共談論雙方的“軍事合作”，包瑞德這位負責軍事情報的美國軍官就更是如此了。包瑞德本已離開使團，但12月他又奉命再次前往延安。給他下達命令的並非中緬印戰區新任指揮官魏德邁將軍本人，而是他的參謀長羅伯特?B.麥克盧爾少將。當時魏德邁不在重慶，麥克盧爾口頭告訴包瑞德，要他到延安通知中共的領導人，“擊敗德國人以後（也許這即將來臨），那時正在歐洲服役的一個美軍空降師可能要派到中國來，參加對日本列島的最後攻擊”。包瑞德因此要“詢問共產黨人，當該師在山東沿海共產黨控製區建立灘頭陣地之後，正常的美軍補給線開始運轉之前，他們能否照料該師的供應———這不包括彈藥武器和其它作戰軍用品”。但麥克盧爾又要求他“必須向共產黨人表明，同他們的會談純屬探索性的，因為擊敗德國以後，這個美國師是否會派到中國，還未作出最後決定”。
12月27日包瑞德到達延安後，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了可能登陸的問題。共產黨領導人相當高興，並明確保證：如果美軍登陸，他們可以向這個師提供供應品，直到美軍的正規供應機關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為止。
包瑞德此行在延安的所作所為很快被重慶方麵獲悉，並提出了強烈抗議。魏德邁原本要提拔包瑞德為準將，此事的出現讓赫爾利阻止了這個提名。這些低級軍官的行為不僅為國民黨所難容忍，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時常讓美國的首腦們頭痛，甚至激怒了華盛頓參謀部的大多數人”。
明知不可為還有意為之的人還不止包瑞德、謝偉思，極力提倡與共產黨接觸的戴維斯也是這樣，明明知道華盛頓並不主張登陸，還專門跑到延安就登陸之事與共產黨“商議”。
1944年10月22日，戴維斯抵達延安當晚就與毛澤東專門商議登陸之事。戴維斯甚至和包瑞德一起把他們的“登陸作戰計劃草案”交給了共產黨軍方。這個被陳納德稱為“嗦嗦沒個條理的作戰計劃”設想使用空降和兩棲部隊在連雲港地區進行登陸。
美國媒體為“計劃”大造輿論
以為美、共軍事合作計劃有相當可能性，並散布利用中國共產黨華北、華東基地消息的人不止於美軍觀察組，美國的一些新聞記者也加入了這一行列。《美亞雜誌》1944年1月7日有一篇題為《作為反攻基地的中國遊擊區》的文章說：“許多軍事當局的意見認為，如果邊區的（指中國共產黨———筆者注）部隊能得到充分的援助，這些區域可以成為縮短對日戰爭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1944年6月10日美國的《星期六晚報》刊登了斯諾一篇題為《六千萬被遺忘的同盟者》的報道。文章對於中國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意義頗有見解，甚至具有相當的“可靠性”：“2月間尼米茲宣布美海軍擬在中國海岸建立基地，以便從那裏攻擊台灣和日本。香港或廣州或許將首先被美軍攻取，但是轟炸機由這些城市起飛到日本仍是遙遠的距離，隻有在更北麵的中國地方，才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裏的中國遊擊隊對我們有很大的潛在重要性。”
1944年8月18日的《新華日報》再次為美軍登陸製造輿論，而且此次輿論的來源似乎極為可靠。以前這方麵的信息多來自陸軍的一些下級軍官，這一次登陸的消息則是來自軍階甚高的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這篇名為《中國的基地很重要》的報道沒有任何“新聞背景”，開篇就是：
（中央社關島十一日合眾電）尼米茲海軍上將說：馬裏亞納群島的戰事，在盟軍進攻太平洋很關重要。但是他說：日本軍隊即使被擊潰，我們也不能單由海軍作戰打敗日本。為了確保盟軍的勝利起見，中國方麵的基地實在重要……
這仍是一篇模棱兩可、讓中國共產黨抱有巨大熱情和希望的報道。不管這是尼米茲固執己見的一家之言，還是美國的一種情報策略：針對日本人故意放出要從中國最後出擊的信息以達聲東擊西之效，都對共產黨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觀察組抱有極大的希望，以為他們可能帶來美國的合作、租借物資。這種近似幻想的期待，伴隨著觀察組成員自主呈上的“包裹著糖衣的苦藥”，與對美國總體政策理性的判斷交替出現。
美軍觀察組在華的真正使命
在當時的條件下，要求中國共產黨準確判斷美國是否將在華北、華東等中國沿海地區登陸是種脫離曆史環境的苛求。那時，共產黨對美國的了解相當有限———當時還沒有同美國建立直接聯係渠道。而作為當時共產黨了解美國信息的重要渠道———美軍觀察組，由於美國戰時戰略的保密性，中共對其在華使命並不真正了解，由此導致中共無法準確判斷、決策。
美軍觀察組在華的真正使命究竟是什麽呢？現有多種籠統的解釋，但都沒有認識到它和美國核戰略之間令人難以置信的緊密關係。
1944年6月至次年3月，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曾在印度及中國實施一項用B-29轟炸日本本土的馬特洪恩計劃。由於馬計劃實際是美國斥資30億美元的B-29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緬印戰場具有僅次於曼哈頓計劃（美國首造原子彈的計劃）的優先權。美國總統羅斯福給予高度重視，於1944年2月到6月間，多次親自致電蔣介石要求派遣人員到中共控製的華北、華東地區建立情報網，以配合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執行馬特洪恩計劃收集氣象情報、搜救回飛人員的需要。
蔣介石因美、共直接接觸可能造成美國承認中共的既定事實和“惡劣影響”而極力反對。但馬計劃的迫切需求和機密性（剛生產下線的B-29將作為原子彈載機，而此時尚不夠成熟，需要及時進入實戰以便改進），使美國已經顧不上蔣介石的感受，特派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促成軍事觀察組的成行。這個最終讓蔣介石放行被派到延安便是“美軍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為馬特洪恩計劃收集情報，馬計劃又是為原子彈計劃提供成熟的彈載機，其中關係在當時和原子彈計劃一樣具有頂級的保密性。觀察組為成都的B-29轟炸機提供作戰情報，這一點即便作為美國盟友的國民黨也無法相信，更何況於中共！如胡喬木在建國後所說“美國政策到底怎樣，我們原先並不清楚”，無法正確把握美方全球或對華總戰略，再加上對馬計劃這一具體計劃戰略目標的完全無知，使得中共判別失據。
盡管羅斯福派出美軍觀察組的真正動因並非早期的建議者戴維斯、謝偉思等人所期望的那樣，而是為配合馬特洪恩計劃的一個具體行動，但美軍觀察組的到來，還是被國共雙方看成是對中共某種程度上的承認。而從軍事上來看，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又很容易讓人以為美國會在中共控製區域與之進行“聯合登陸”之類的軍事合作，並獲得美國的援助。
中國共產黨不僅響應美國陸軍下級軍官的這些建議，甚至主動尋求與美國海軍高層建立聯係。1944年12月，在美軍觀察組成員、海軍軍官希契即將回國的時候，中共請他向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轉交了一封以朱德的名義、表達中共願意“配合美軍在中國實施任何軍事作戰活動”的信。
戰局明朗後中國共產黨堅決拒絕美軍登陸要求
在戰局明朗之前，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備受這種幹擾信號的煎熬，一直希望，也以為能與美國登陸部隊協同作戰。直到1944年12月，華盛頓再次明確“拒絕給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武器裝備”，“白宮否認利用八路軍和新四軍作為突擊力量在中國打敗日本人的設想”，毛澤東等人才“對觀察組漸漸不感興趣了”。中共清醒地意識到，觀察組的那些“熱情的”下級軍官隻有建議權，而沒有決策權，他們的建議不能代表華盛頓。
盡管如此，這些在華美國下級軍官，甚至史迪威仍然沒有放棄在中國沿海登陸的努力。
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最後崩潰大約一個月之前，當時史迪威在衝繩擔任美國第十軍司令，提出了一個直接援助共產黨的計劃：第十軍部隊應在上海之北的江蘇省登陸，以與中共的軍隊獲得接觸，把美國的軍火和彈藥給予中共，讓他們向日軍占據的上海發起進攻。國民政府立即向美方提出緊急“強烈抗議”，使得這個自視比華盛頓更了解中共和中國的人所提出的、更有“遠見”的宏偉計劃未能得以實施。
共產黨盡管受這些幹擾信息的困惑，但幾乎從未放棄自身的努力，不斷壯大著自己。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獨立和謹慎如謝偉思所說“除非美軍采取大規模的行動，否則他們是不會下注的”。也就是說即便美軍不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樣“登陸合作”，“他們仍對他們日益增長的實力滿懷信心”。
到1945年共產黨軍隊快速占領山東等沿海地區時，已經不再需要美軍的協同登陸了，也不再受到此類美軍前方軍官私自發出信號的幹擾。1945年9月下旬，美軍海軍陸戰隊擬在煙台“登陸”，並要求第十八集團軍駐軍及煙台市政府撤離該市。葉劍英奉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之命，致美軍觀察組負責人葉頓上校，請其轉告美軍“有關司令部”停止中共曾經期望的登陸的函電。
中國共產黨此前不久如此希望美軍登陸，而今為何堅決拒絕美海軍登陸要求？這首先在於此時中共在軍事上已無需美軍的協助、支持。其次，美方此時挾“中國戰區最高軍事首長”之命，圖謀插足其中的行為讓中共無法接受。
但這並不完全是一個軍事問題。如前所述，毛澤東曾經很明確地告訴謝偉思，“如果美軍不在中國登陸，對中國來說那將是最不幸的事”，此話若說得更明白一點應該是：如果美軍不抓住時機在共產黨需要時登陸，承認共產黨並與之合作，那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幸的事。
現在中國共產黨已靠自己的力量占領中國主要經濟地區，美軍即便登陸也已錯過了中國共產黨留給美方那道政治“選擇題”的時效。也就是說，由於美國在中國共產黨需要的時候並沒有選擇與之合作，實際上是從政治上放棄了中國 共產黨，此時美軍登陸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既無軍事效用也無政治意義，何況此時美軍竟然還要求共產黨撤出煙台！（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期 文/胡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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