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陳水扁宣布“終止運作”台灣當局“國統會”並“終止適用國統綱領”，卻公然宣稱此舉“不是改變台海現狀”。陳水扁反倒指責大陸“持續以軍事威脅及《反分裂國家法》等非和平手段意圖片麵改變台海現狀”，威脅了台灣的“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並要求國際社會來“共同支持維護現狀”。陳水扁並且發表“七點宣示”，宣稱台灣感謝布什２００５年在日本京都表示美國“珍視與台灣之夥伴關係”，並盼望“繼續就雙方互利之事項共同合作”；宣稱“台灣無意改變現狀，也堅決反對以任何非和平手段造成此一現狀的改變”；宣稱不排除“兩岸未來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並揚言“任何人不得為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預設前提或終極目標”，還要“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先民間後政黨”的推動“憲政改造工程”；陳水扁並且宣稱，發展兩岸關係“雙方必須透過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協商對話”，台灣“擁有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與義務”，還公然叫囂“為確保台灣安全，避免台海軍事平衡向單方麵傾斜，台灣會積極強化並提升自我防衛的決心及能力，以維護台灣民主、自由、和平的現狀不被片麵改變”。
雖然最終沒敢使用“廢除”的字眼，但細枝末節的文字遊戲改變不了陳水扁這個大動作的實質：“廢除”也好，“終止”也罷，“國統會”的銷聲匿跡是極具象征意義的。陳水扁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的台灣地方選舉中遭到慘敗後拉出了孤注一擲的拚命姿態，其落腳點就在於即便在剩下的兩年裏不能使“台灣法理獨立”得到認可，那起碼也要讓統一“不是選項”，就算換了馬英九執政也難以跨過這一關。應當承認，就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日益渺茫而言，以李登輝、陳水扁為首的台獨勢力到目前為止稱得上“成績斐然”。
正如胡錦濤主席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的講話所指出，陳水扁此舉是對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是在走向台獨的道路上邁出的危險一步。仔細分析陳水扁的文告和宣示就能看出，陳李一之流的用心就是把當前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況定義成不可逾越的“現狀”，從而把兩岸的“分裂分治”固定化、法律化、永久化，進而蛻變成“台灣是中國大陸沒有行使管治權的獨立主權國”，並打出“主權在民”的旗號全麵打壓清除島內“統派”，為“台灣法理獨立”進行準備工作。
按照陳李一之流的如意算盤，隻要能使統一在島內政治“不是選項”，那剩下的就是選擇某個適當的時機宣布獨立而已。至於這套做法的“威力”，隻要注意到馬英九最近在英國倫敦同留學生見麵時“大陸不撤導彈，台灣就不談判”的表態，就足以體會到即使２００８年小馬哥在台北登基，和平統一仍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畫餅。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最近筆者在各路媒體上陸續看到了一批以“和平崛起”為主題的文章，其中杜平先生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的幾篇時評可以說是頗具代表性的“範例”。在此，筆者願借網絡這個大平台和杜平先生等論界同仁深入探討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是否需要這樣的“和平崛起”？
這到底是不是新版的“友邦驚詫論”？
今年２月下旬，就在陳水扁“終止運作國統會”的前夕，杜平先生在《聯合早報》上發表了題為《勸阻台北無效，中美如何應對？》的文章。杜平先生在文中披露“２月１４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Ｄｅｎｎｉｓ Ｗｉｌｄｅｒ受命前往台北當麵勸說陳水扁放棄‘廢統’計劃”，結果“铩羽而歸”。杜平先生擔憂“最大的潛在危險之一，在於中美兩國對事態嚴重程度的判斷發生分歧，在於美國不願意針對台獨行動采取具體而有效的行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北京就將被迫單獨采取強硬和激烈的反應措施”。而在杜平先生看來，“假若北京在缺乏美國合作的情況下單獨行動，那就顯然意味著中美台三方之間的互動平衡已被打破，意味著台海地區已經陷入了十分危險的狀態”，就會導致“台海局勢急劇和持續地惡化，乃至陷入失控狀態”。為此，杜平先生呼籲布什政府對陳水扁采取“堅定和強硬”的“態度和行動”，並提出中美雙方“針對危險的台海局勢製定出一套快速應急方案”，否則“就將犯下曆史性錯誤”。為了推動美國對台獨采取“具體而有效的行動”，杜平先生提出“中國將依據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積極或者消極、合作或者不合作地對待美國所關注的重大課題”的策略，並表示“可以說現在輪到中國以‘利益相關者’的標準，反過來對美國提出行為規範，以便促使其扮演維護台海與東亞和平的‘負責任的’角色”。
然則，半個多月之後，杜平先生卻又於３月１０日在《聯合早報》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在等著看中國的籌碼》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杜平先生承認對於陳水扁的嚴重挑釁，“美國的立場搖擺不定，態度反反複複甚至前後矛盾，導致其言行模式與超級大國的身份看上去很不相稱”，並用了“陣腳紊亂”、“美國也會屈服於壓力”、參與決策者“特質平庸”來形容美國的對台決策，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失望之下，杜平先生卻表示“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人一直就是不可靠的。這一點沒有什麽大驚小怪，重要的是要利用美國，並不是要依靠美國。假若美國人真與陳水扁暗度陳倉，那麽，擁有更強實力更大影響力的大陸，為何就做不到與布什政府暗通款曲？”於是杜平先生得出結論：華盛頓正在“待價而沽”，為此北京要“做足了予以威逼利誘的功夫”：考慮到美國在“商業利益、貿易讓步以及國際合作”等領域對中國的巨大“期待”，“中國現在都有能力誘之以利，填其胃口”。
接下來，杜平先生甚至表示“美國企圖通過台灣問題來遏製中國，不斷玩弄兩麵手法，在阻止台獨行徑時半心半意，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美國對崛起中國的戰略意圖依然懷有深刻的疑慮，尤其擔心它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受到中國的挑戰。因此中國在政治上向美國繼續作出合作的姿態和行動是非常必要的。中國還是要一如既往地以和平與合作的形像出現在世界麵前，要讓美國人相信中國不是台海和平的威脅，而是在現有國際體係中值得美國信賴的夥伴。隻有如此，美國才會認識到與中國共同製止台獨是值得的，也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為此中國必須要“塑造國際和平形像”，“避免可能會抵消中國和平攻勢的過激言論”，以免“增加國際社會的疑慮，為台獨勢力提供‘中國企圖武力改變現狀’的口實”。
看到這裏，還記得中學課本裏魯迅先生的《友邦驚詫論》的朋友們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呢？注意研讀兩篇文章字裏行間的讀者們又有沒有發覺其中的前後矛盾呢？在前一篇文章裏，杜平先生雖然已經主張沒有美國的許可就不能對台獨采取強硬措施，但還是讚成中國把對“美國所關注的重大課題”的合作態度作為杠杆來推動美國對台獨進行抑製；然而事實證明了美國阻止台獨行徑的“半心半意”之後，杜平先生立刻就在後一篇文章中縮了回去，要求中國全心全意搞“和平與合作”。照這種論調，美國不履行“利益相關者”的義務，不充當“負責任”的角色是完全可以的；而中國“單獨采取強硬和激烈的反應措施”卻是萬萬不可，甚至連抱怨幾句“過激”的話都是不可以的，否則就會增加國際社會的疑慮了，就會成為使用非和平手段改變台海“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現狀”的“非和平崛起”了，就會導致友邦驚詫天下不寧了！我想杜平先生還有那些持類似論調的人有義務出來向大家好好解釋一下：你們的這套東西到底是什麽玩意？究竟是不是新版的“友邦驚詫論”？難道，這就是你們心目中的和平崛起嗎？
不實現統一又如何奢談崛起？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就是建立和維護統一的大市場，讓全國的人才、資源、製造業、農牧業、服務業等等在全國性的商品交換與發明創造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而台獨、藏獨和疆獨分裂勢力的存在是對這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嚴重威脅。在這其中又以台獨構成了最為嚴峻的現實威脅。隻要台獨勢力不斷生事，美日等國便可“大大增加”對崛起的中國的“籌碼”和“期待”。在《台灣命運機密檔案》一文中，筆者寫道：“當海路之要衝，挾南北之走集，決定了台灣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國得台灣，便築起了一道保衛東南沿海經濟中心的戰略屏障，同時將第一島鏈從正中分斷，從而把西太平洋海路的咽喉要道握於手中。如此，向北可一舉將日本壓製為邊地偏邦，向南可構成對東南亞居高臨下之大勢，向東前出大洋逐鹿天下便再無阻攔！而日美諸國若得台灣，就可把中國封堵在內陸，並把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海上力量分割為二，進而甚至能把東南沿海從上海到廣東方圓幾千裏隨時置於空襲和封鎖的威脅之下。拿圍棋語言來形容，這其中的出入絕對在百目之上！”
百目之大的價值，在全球範圍內也隻有波斯灣口能夠相提並論。難道杜平先生真的相信，就憑擺出一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姿態與洋人們“暗通款曲”，就能得到人家的投桃報李，就能指望人家替我們幫我們解決分裂主義問題，就能指望國家的統一與興旺了嗎？君不見，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已經公然在國會答辯中宣稱台灣是“民主主義成熟、自由主義高度滲透的法製國家”、是“與日本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了。這已經不再是杜平先生所說的“待價而沽”，這是在試探，進行戰略性的試探，試探的是當代中國人究竟有沒有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決心，試探的是到底有沒有“台灣和平獨立”的可能性。在這個時刻，要是象某些人主張的那樣敷衍了事得過且過，聽任國家統一的大事被陳水扁之流用下三濫的手段肆意褻瀆而不給予應有的懲罰，中華泱泱大國豈不聲威掃地！
就在日本外相不斷挑釁中國之際，美國國務卿賴斯也出來表示中國的發展壯大可能對亞太地區形成“不利影響”，剛剛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更是公開把中國列為最有可能挑戰美國的大國，列為對美國霸權地位的主要中長期潛在威脅。杜平先生極力主張中國要顯示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誠心誠意”，可惜的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你會滿足於現有的國際秩序。“戰略製訂者著眼的是實力，而不是意圖”，這是古今中外連橫合縱的鐵律。中國發展了，實力強大了，人家理所當然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不可能被幾句“誠心誠意”的話語所打動。尤其是經曆過珍珠港事件的美國人，從骨子裏對他們所認識的“亞洲人謀略”深懷疑慮。杜平先生等人竭力“表白”中國不會擴張，不會謀求勢力範圍，不會挑戰美國既得利益的肺腑之言，在美國人那裏卻隻能落得個“東方式的不誠實”──你怎麽可能不擴張呢？你說你不擴張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你在撒謊。你連句實話都不肯對我說，我就更得防著你了──這正是美國一再要求中國“提高國防透明度”的潛台詞。
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失土不因四戰之地。大國之興亡盛衰，固不在一二城池之得失，而在舉國振奮朝野同心。當年建國之初百廢待興，誌願軍尚且血戰美軍而獲大勝，使年輕的新中國就此威震天下。如今改革內政休養生息已有二十餘年，泱泱中華之邦國實力已比以往的任何時刻都遠為強大，又正當亂雲飛渡群雄紛起的世界形勢，實乃我大出天下建立不世功業之天賜良機！大出天下逐鹿全球，乃我邦長遠發展之戰略需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麵臨三千年一見的戰略機遇期：國內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勞動力供給步步釋放，同時又在進行全球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國際上穩固占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導地位，同時又在向國際資本大國和技術創新強國的席位邁進。然而，崛起的中國所需要的龐大資源供應和承載的巨大人口負擔，依靠國內有限的資源和土地是斷然無法解決的。大慶行將枯竭的油源、東南連連告急的電力、華北日益緊缺的水源和京滬寧杭擁擠的人潮無不揭示著越來越清晰的現實：華夏文明必須徹底結束持續千年的閉關自守，以全新的姿態走出國門。
當年秦國大舉東出中原，究其根源是深刻的經濟原因：以秦國相對落後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偏處關西一隅的地理環境，倘若長期被山東戰國鎖於關內，就必然因無法養活日益增多的人口而崩潰。如今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中國啟動規模驚人的經濟大發展，本身就決定了大出天下乃是華夏子孫的必由之路。大秦出函穀而有天下，中華得台灣而有未來。台灣島地處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決定了台灣乃我必取之地。麵對甚囂塵上的台灣獨立運動，除了以大勇迎戰之外，再無選擇可言。
如果以上這段“中國秦論”會使某些人神經緊張、神經過敏、神經衰弱的話，那就讓他們衰弱、過敏和緊張去吧！如果某些人質疑這會影響“和平崛起”的話，那麽我的回答是中國的崛起取決於中國，至於崛起是不是和平的那要取決於美國，取決於周邊各國，取決於台灣。倘若陳水扁之流繼續通過搞“憲改”來推動“台灣法理獨立”的話，那就必然造成兩岸關係的高度緊張，破壞台灣海峽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所有的責任隻能由陳水扁之流承擔。隻有建立了台灣不願和平統一就會被武力統一的行為模式，才能使和平統一成為真實的可能，才能使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真實的可能。而要建立中國將會不惜使用武裝力量來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聲威，就必須改變中國近十餘年來不曾用兵實戰的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崛起不可能完全是和平的，而隻能是“以戰謀和”。
在確立了“以戰謀和”的戰略框架之後，我們就需要討論第二個關鍵的問題：“和平崛起”是否意味著中國要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無條件無保留地支持美國？
對此，杜平先生於２月１０日發表在《聯合早報》上的《伊朗核武爭執與中國和平崛起》一文中也擺明了態度：“沒有伊朗的石油，中國照樣可以發展和進步；但若與美國交惡，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目標就會遇到很多困難”。雖然中國“需要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也不希望美伊爭執導致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受到損害”，但中國“在美國有更多更大的利益”，“十分需要美國的合作與支持”。因此杜平先生認為，中國“完全應該與美國一起阻止伊朗研製核武器”才能算得上“負責任地運用其地位和影響力”，才能證明“和平崛起並非停留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中予以落實”。杜平先生在文中毫不掩飾傾向性地表示“艾哈邁迪內賈德自從擔任伊朗總統以來，其瘋狂的政治本性已經暴露無遺。麵對這種毫無理性的統治者，以維護和平為己任的安理會假若對其核武計劃袖手旁觀和不聞不問，那不隻會顯得國際社會懦弱無能，而且更顯得不負責任、缺乏正義和沒有威信”。杜平先生還主張，在安理會開始討論伊朗核問題之後，中國還要繼續和美國保持一致，包括支持對伊朗實行製裁，甚至還要考慮“同意授權美國對伊朗發動局部空襲乃至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
在此，我再次要求杜平先生還有那些持類似論調的人出來向大家解釋一下：難道這套默許甚至支持以聯合國的名義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做法就是你們心目中的和平崛起嗎？難道你們就不覺得自己的這套主張也有點瘋狂嗎？如果說國際社會有懦弱無能、不負責任、缺乏正義、沒有威信等問題的話，那早在以色列軍隊占領巴勒斯坦的土地時就已是如此了，早在美蘇超級大國在越南和阿富汗狂轟濫炸時就已是如此了，早在印度蔑視國際不擴散機製而布什政府卻要向印度提供核技術時就已是如此了，早在沃爾夫維茲、伯爾、李比和波爾頓等“黑暗王子”們製訂武力改變中東版圖的計劃時就已是如此了！杜平先生還是需要出來解釋一下：為什麽在你看來，艾哈邁迪內賈德聲稱要改變中東版圖就是“其瘋狂的政治本性已經暴露無遺”，而在五角大樓和以色列之間往返穿梭大肆密謀，身體力行發動戰爭改變中東版圖的那些保守猶太分子卻不是瘋狂的呢？
據英國報界披露，美國副總統切尼已密令美國空軍準備大規模轟炸伊朗的作戰方案。按照該計劃的要求，一旦再次發生類似九一一的事件，即使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伊朗有所參與也要對伊朗的４５０個目標實施可能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密集轟炸。由於相當一部份目標是堅固的地下鋼筋水泥工事，如常規武器不能將其摧毀，就要做動用戰術核武器的準備。切尼方案“暴露無遺的瘋狂”使參加製訂方案的美國空軍軍官都極為震驚！而杜平先生卻居然宣稱“中國支持美國的主張是否就必定等同於‘負責任地運用其地位和影響力’？至少在伊朗問題上，這是毫無疑問的”。很抱歉，杜平先生，看到這段文字，我不僅要對你的觀點發出強烈的疑問，我甚至對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都抱有疑問了！倘若按照你的主張讓聯合國為布什政府大規模進攻伊朗背書，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豈不聲名掃地？！
“以戰謀和”的中國需要伊朗作為戰略博弈的著力點
應該指出的是，象杜平先生那樣熱衷於跟在人家屁股後頭“反恐”，以為這樣就能得到人家的感激與回報的糊塗認識目前還是有一定市場的。否則這種完全無視中國戰略需要的主張也不會登堂入室到處流行了。其實，隻要仔細研究一下世界地圖就會明白伊朗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是何等的重要－－－－畢竟波斯灣口是在全球唯一與台灣一樣價值超過百目的地方。早在１９９７年，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就在他的力作《大棋局》中強調美國必須避免中國和俄羅斯聯手支持伊朗的局麵出現。而如今，布什政府愚蠢的戰略卻正在使這一格局一步步成為現實。
今年一月，筆者就在《日本潛艇售台與中國西進波斯灣－－布什任內可能展開的中美“近距離接觸”》一文中警告台海局勢在２００６年將重新進入緊張狀態，並且存在著日美聯合對台軍售的可能性。如今隨著陳水扁之流掀起“終統”風波，麻生、安倍、小泉之流接連大放獗詞，日本假手美國向台灣提供包括潛艇在內的軍事裝備已經越來越清楚的浮上台麵。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國非常需要全球大棋盤上的“劫材”來擴大周旋餘地，而伊朗核危機恰恰就是一顆價值百目以上的大劫材，而且還是美國自己製造出來的大劫材：美國當年大力支持巴列維王朝發展核計劃的舊事姑且不提，最近這兩年多來在伊拉克的軍事占領和政權構建難道不是美國自己在竭力扶持中東最主要的反美勢力？正是因為看到了伊拉克的什葉派宗教政府一旦站穩腳跟就完全可能和美國翻臉，並且通過開放什葉派聖地與伊朗結盟，美國才擺出了咄咄逼人的“先發製人”姿態。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完全應當擺脫當前在中東地區無所作為的低姿態，以積極進取爭取主動，提高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以配合中國在東亞與西太平洋的勢力擴張。
年初筆者就呼籲“中國應當摒棄‘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內解決伊朗核問題’的立場，而是以‘在該地區沒有私利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出麵，倡導召開包括安理會五大國和該地區周邊國家參加的伊朗核問題國際會議，由各國派遣副外長級代表參加”。筆者還點明了“隻要這個國際會議還在進行當中，美國就難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這個國際會議的舉行也同樣會對伊朗的極端強硬派有所抑製”。然而時至今日，那些負責中東事務的外交官們依然處於“不作為”的狀態，聽任波爾頓先生如願以償把伊朗核問題提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看來，象杜平先生那樣以為國際安全事務是吃吃飯、喝喝茶、拉拉關係、勸勸和就能皆大歡喜的糊塗思想在我們的官僚體係裏同樣是大有人在啊！在此本人願意再提醒他們一次：一方麵“當伊朗核問題的解決有了一定的進展之後，中國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恢複向伊朗出售常規武器”，並“逐步撤回上世紀九十年代作出的讓步，實現中國對伊軍售與美日對台軍售的掛鉤”；另一方麵，“在中國石油企業成功西進中亞的基礎上，步步為營的從中亞向波斯灣推進，加強與伊朗在油氣領域的合作，最終接通從新疆到伊朗的石油天然氣管線”，從而“為中國的能源安全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並成為伊朗對抗土耳其，打擊疆獨分子背後泛突厥勢力的重大戰略支撐”。
伊朗對中國的意義決不僅僅限於中國“需要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比這重要得多的是以伊朗為核心的伊斯蘭勢力在中東牽製著美國的數十萬大軍和上千億美元的軍費，使美國不可能放手把力量投放到東亞與西太平洋。筆者在《解讀美國的“對華新思維”－－胡錦濤與布什會晤觀感》一文中就點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美國現任總統擺出“三十年首見的強勢姿態”，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布什政府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給了中國極其充足的回旋餘地”。而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對美國在東亞的影響采取的“既利用又限製”的策略，其成功的前提就是“美國不把全球戰略的重心放在東亞”。而伊朗與美國保持對抗正是美國長期分兵的“製度保障”。
“以戰謀和”的另一麵：先取東沙太平兩島
隻要伊朗能持續與美國周旋下去，美國陸軍就不得不繼續在伊拉克駐紮地麵部隊，美國海軍也不得不隨時在北印度洋上部署航空母艦，這樣一來中國在台灣海峽正麵承受的壓力也就大為減輕，在與台獨勢力的較量當中也就多添幾分勝算。如此一目了然的道理，何以杜平先生卻看不到？抑或是根本就不想看到吧？目下“終統”風波雖告一段落，但陳水扁賊心不死，謀求進一步推進台獨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一味依賴美國人半心半意的斥責來拉台獨的後腿終究是靠不住的，隻有現在就準備好武力製裁台獨的預案，才能迫使其認清形勢放棄幻想，從而避免更大的危機。筆者看來，相機奪取南海東沙島和太平島是具備可行性而且收放自如的選擇。
一是極易攻取：隻需南海艦隊以淩厲動作封鎖周邊海域，陸戰隊搶灘登島轉瞬之間就已完成軍事占領。二是不會造成過大傷亡，也不會帶來政治上過大的震蕩：東沙太平兩島守軍頂多不過數百人，倘若負隅頑抗艦炮幾下子轟過去傷亡數十人，剩下的乖乖當俘虜；如政治攻心配合有力，守軍全數放棄抵抗也是很有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可想而知美國是不會允許台灣放開大鬧甚至宣布台獨的，特別是在美國陷入中東泥潭脫不了身的時候－－－－所以說美國人確實是很有用的，但正確的用法要建立在實力與決心的基礎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務必先攻東沙島，然後才可對太平島“順手牽羊”，以說明我們的軍事行動是針對台獨勢力的，避免東南亞各國不必要的強烈反應。
而攻占東沙太平兩島的意義卻十分重大：一是拔掉台灣西南方向的屏障，對台獨分子在台灣南部的老窩形成了威逼之勢；二是對台灣老百姓會起到軍事演習無法比擬的心理震懾效應，讓他們明白《反分裂國家法》的威力是真實而有效的。打掉了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才能為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與和平崛起奠定基礎。為確保我軍行動的安全，應動用廣東番禺機場的蘇２７戰鬥機和海南榆林基地的新型潛艇作為支援力量，倘若台軍膽敢派兵增援，就再來個圍點打援，狠狠重創它的海空作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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