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深日本通記者：認為中日必有一戰？(一)

　　　題記：如果隻是熱血沸騰的少壯軍人說，“中日之間將來必有一戰”我還不覺得驚訝，然而，連文質彬彬的白領小資也感慨道：“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會服”時，我越來越感覺，即使兩國政府有意努力改善日益惡化的中日關係，兩國間的積怨也絕不是政治能夠解決的。 　　上世紀入十年代末，我曾留學日本，近距離仔細琢磨過日本；回國後做記者十數年，我先後結識多位日本駐北京記者，清楚他們觀察中國的視角；中國領導人出訪日本時，我曾親隨采訪，從政治製高點評論過中日矛盾的根源。我自認為，中日兩邊的情況我都比較了解，正是因為了解深入，所以我對中日關係更多了一些悲觀。 　　前兩天，在一個德國記者的家宴中，席上的日本記者和我探討中日之間的未來走向。目前看，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中日關係的大障礙，釣魚島和教科書諸問題隨時可變成導火索。但是，假如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中日關係就會由此變好嗎？我們不約而同搖頭。 　　必須看到，中日之間的深層次矛盾，絕不會隨著這些表麵問題的消解而去除掉。中國崛起的勢頭日本深以為慮，日本失落的沮喪正以各種方式發酵，兩國同想在亞洲稱雄、在世界出頭的競爭，今後斷不會是君子相讓，勢必發展到刀光劍影的對決。 　　中國文化中素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傳統情節，而日本人的特質是“你不打贏我，我絕不服輸”。日本至今不肯對侵華戰爭認罪服軟，就因為日本人始終認為，日本當年戰敗是美國和蘇聯的攻擊，而非中國的戰勝。 　　“二戰”時，親赴印緬戰場采訪中國遠征軍的《大公報》老報人呂德潤回憶，戰爭中，日軍官兵隻有被打敗時，才會向中國軍人鞠躬，否則傲慢不羈。現在身為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的呂德潤，已經88歲，仍然頗為關注時事，中日將來必有一戰的觀點也讓他憂心。 　　赴日留學生中，曾流傳這樣一個經典案例：一個在東京某壽司店打工的中國學生，因為懦弱，常受領班的欺負和侮辱。一天，當領班又一次欺負那個中國學生時，忍無可忍的學生，咬緊牙關對領班還以瘋拳狂腳，然後破門而去。第二天，學生一進店，領班笑臉迎上，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從此，中國學生權威驟起，再未被欺負過。 　　日本向來尊強淩弱，服硬不服軟。美國如果過去不曾把日本打趴下，日本怎會順服美國？依此類推，中國如果今後不把日本打趴下，日本又怎會順服中國？當然，中國一再強調走和平崛起之路，力圖避免曆史上大國崛起時無法避免的戰爭，但也許日本是個例外，否則它會在中國的崛起之途上不斷添堵。 　　日本人為什麽不謝罪 　　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江上波夫八十年代訪華時，我曾做他的翻譯。據江上波夫講，日本人的始祖，一部分是從中國雲南經朝鮮半島抵達日本的，另一部分是從蒙古過去的。他們來華，就是要尋找這樣的證據。日本人並不忌諱自己與中國人是同一人種。 　　日本也不否認，他們的文化源於中國。與日本百姓接觸，發現他們非常推崇中國的儒家思想和中國的曆史成就，對遣唐史、鑒真和尚、唐詩、《三國誌》、絲綢之路津津樂道，完全不回避中國曾經對日本所起的國本作用。 　　然而，就是這個曾經對中國五體投地的國度，卻在六十多年前發動了對中國的最殘酷戰爭，其燒殺搶掠、三光政策、奸*淫婦女的惡行，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以至於讓中國人迄今耿耿於懷，甚至完全沒有戰爭經曆的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龐大中國“憤*青”，提起日本就恨得咬牙切齒，不共戴天。 　　日本崇拜古代中國，蔑視近現代中國。日本認為古代中國先進而強大，而近現代中國落後而貧弱。日本隻瞧得起強者，看不起弱者。日本從未被外族統治過，他們的皇朝也從未被更迭過。然而，中國因曆史上屢被外族征服，形象在日本人那裏大打折扣。也正因為中國曆史上幾次出現的蛇吞象悲劇，使得小日本也夢想吞下大中國。日本認為，如果它像蒙古族或滿族那樣征服了中國，其管治水平絕對遠勝於蒙人和滿人，中國人的素質必會大大提升。侵華美夢的破滅，讓日本傷心透頂。 　　日本至今不肯向中國謝罪，除了中國傳媒常說的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因素外，除了第三國學者分析的德國基督教“罪”文化與日本“恥”文化的差異外，深藏在日本人心中暗自作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場侵略戰爭不全是惡，還有其特殊的積極作用。 　　他們不服氣地認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戰勝白人殖民者的國家，日本人通過戰爭提升了黃種人的地位，曆史上的那些重要戰爭，大都對推動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日本發動戰爭的本意，是使東亞形成一體抗衡歐美。對此，日本人很頑固. 　　1998年，我去日本采訪時，買了一本日本青年中十分流行的漫畫書《戰爭論》。這本書是我采訪的日本學者和在野黨領袖推薦的。他們表示，這本漫畫書對青少年曆史觀的影響遠比教科書大得多。翻閱厚達304頁的《戰爭論》，發現作者很會駕馭讀者，他以反思日本現存的嚴峻問題標榜侵略戰爭的正義價值。《戰爭論》圖文並茂地告訴讀者：那場“大東亞戰爭”，是亞洲黃種人向殖民的白種人挑戰，痛擊了種族歧視，當亞洲各國意識到抵抗白種人的意義後，紛紛發起獨立戰爭，最終擺脫了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這不能不說是“大東亞戰爭”的功績。 　　《戰爭論》還強調，“二戰”期間，日本和德國雖是同盟國，但兩國的民族政策截然不同，德國施行“全麵排猶”的種族滅絕，而日本施行的是“八紘一宇”，旨在消滅民族差別。日本拒絕了德國的排猶要求，外交官杉原千畝因發給6千名猶太人日本簽證而世界知名。美國投向日本兩顆原子彈殺死30萬人，東京審判時中國據此捏造出南京大屠殺日軍也殺死30萬人，當時南京總共才有20多萬人口，日軍的刀和槍遠沒有美國原子彈的威力，要殺死30萬人簡直不可想象，而且日軍占領南京一個月後統計人口，南京共有25萬人雲雲…… 　　就我對日本的觀察與了解，說日本大眾普遍右翼，顯然不符合事實，但讓日本大眾普遍承認日軍在中國的殘酷暴行，顯然也做不到。日本人抱著固有的觀念，隻相信他們自己的認知。 　　國際上，一些文化史學者潛心研究日本的“怪現象”，有人拿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比較，得出結論：德日對戰敗的不同態度，緣於他們不同的文化心理結構。信奉基督教的德國人，在“罪”文化中，通過認罪與贖罪蕩滌心靈，而日本人深陷“恥”文化的漩渦，不知該如何洗刷戰敗的恥辱。也有人分析，戰後美國為拉攏日本製衡蘇聯和中共，沒有像對納粹那樣徹底清算日本天皇的責任，致使日本對戰爭反省不到位，現在美國又結盟日本對付中國的崛起，所以日本始終不肯誠心向中國認罪。 　　我認為，許多研究和評論，忽略了日本那帶著戰爭罪惡的自我驕傲。中國學者似乎不願把這個問題列入研究範圍，迄今，我隻聽到香港學者客觀說及此事。 1995年，香港回歸在即，中央電視台赴香港拍攝作為國家工程的電視片《香港滄桑》，我參與其間。在香港大學訪談學者時，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的話讓我為之一驚：日本侵略軍把英國軍隊打跑後，司令部設在白人享用的半島酒店，白人的許多專屬權被取消，黃皮膚的人也可以住到半山上了……以前，我從未聽任何中國學者這樣提到日本侵略的副產品。同時，香港出版的有關簡史中，也能看到被日本關押的金融大班們，出獄後已是皮包骨頭. 　　日本大多數人並不關心政治，他們對“左派”和“右翼”都持漠然態度，激進分子隻是少數人。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京都大學與東京大學齊名，是日本的名校。那裏共產黨活動引人注目，一些師生是共產黨員。我導師辦公室的門上，有一道深深的刺刀痕，他說是中國“文革”期間，京都大學的日本紅衛兵所為。那時京大的學生，一手拿“披頭四”的唱片，一手拿《毛主席語錄》。我在校時看到，常有學生手持木棍，頭纏白布，隻露兩眼（像極現在的恐怖分子），校方無人幹涉，熟視無睹。我剛踏入日本時，從國際機場出來，日本警方通緝的“赤軍”（暴力共產分子）的頭像貼在進出口，也幾乎沒人注意。 　　日本人不僅對“左派”分子態度如此，對“右翼”分子也是這般。靖國神社裏，常聚集一夥人，在那裏高聲播放“二戰”軍歌，穿著“二戰”軍裝走正步，看不到有其它日本人正視或搭理他們。日本記者曾經抱怨說，日本“右翼”隻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中國的報道卻把他們放大了很多倍。比如，“右翼”團體編纂的曆史教科書，真正使用的學校，不到全國學校的3%，可中國人以為，日本學生都在使用這本書。如此大的信息誤差，自然容易造成中國人的誤解和怨恨。 　　跟日本人接觸，常聽他們以“島國根性”自嘲，意指日本是個彈丸小島，視野窄小，心胸狹隘，與它國難以磨合。他們承認這是大和民族揮之不去的劣根。事實上，日本人骨子裏的自卑感特別強，見到白種人，首先自覺矮三分。早年，日本曾經渴望“脫亞入歐”，甚至想與白種人通婚改變其人種。即使現在，因為說不好英語，因為經濟下滑，日本人的自卑仍然不時顯露。 　　但是，矛盾混合體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時，又非常自傲。他們狂妄起來，目無一切。明治維新的成功，讓日本人找到自信，特別是日俄戰爭的勝利，令日本欣喜若狂。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殖民特權，1905年日俄在中國境內的血腥交戰，最終以日本的勝利告終。日本以黃皮膚的自己打敗了白皮膚的歐洲人而極度發瘋，從此自大的不可收拾。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菊花與劍》的名著中，傳神般地描述了日本人的矛盾，“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 　　本尼迪克特的觀點，日本人出奇地追捧。他們爭相購買翻譯成日文的《菊花與劍》，以至於成了當時最大熱門的暢銷書。日本人除了佩服本尼迪克特的觀察入微，更震撼的是其自身矛盾複雜纏繞的新發現。但發現矛盾是一回事，改變矛盾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很難改變。至今，他們並沒有什麽改變。他們是單一民族，他們自視清高，他們很抱團，他們有極強的憂患意識，他們十分擔心失去亞洲的領先地位，他們佩服強者、淩辱弱者，他們當今現實充滿憂患，??事上凸起，他們試圖尋找回來逝去的大和魂。他們仍然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