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納雄耐爾何以能在中國實現？

英特納雄耐爾何以能在中國實現？

有網友針對拙作《300年殖民就能全盤西化嗎？》評論道：“共產主義在中國沒有任何根基，但毛澤東沒用300年就讓中國全盤西化了。”

這似乎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共產馬列都是西方的舶來品，拿到中國好使得很，毛澤東大手一揮，社會主義革命轟轟烈烈，眼看著就奔共產主義了。

不錯，毛澤東是在中國成功了，可是我們仔細想一下，共產主義真的實現了嗎？為啥馬克思在他的故鄉隻是一種幽靈般漂浮的理論，卻在中國得到實施，共產主義在中國真的沒有根基嗎？

事實上，共產馬列在中國有上千年的根基了。簡單的說，共產理論，也就是我們的黨文化的形成是儒家思想把馬列主義中國本土化的結果，黨文化本質上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有許多內在的共同之處，中國的傳統文化為共產理論提供了豐富的土壤。毛澤東思想不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嗎？

具體的看，我們的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結構是以倫理為中心，而知識係統顯得十分單薄。黨文化的特征就是倫理中心，其理論基礎源自於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找到了一個把儒家倫理結構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交匯點。劉少奇提出的改造思想和目標，這就是：“做馬克思、列寧的好學生。”

在如何“修養”上，劉少奇碰到了十分類似於兩千年來儒家一再麵臨的問題，這就是：“如何修身”。儒家修身做聖人的辦法不外乎“格物致知”、“實踐”、“體驗”、“良知和頓悟”，任何一個要成為“君子”的儒者在修身過程中的必由之路就是學習“經典”。劉少奇也用了極大的篇幅來討論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問題。並批評了知識本位主義。

學馬列做一個新人，這就和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十分熟悉的做聖人不謀而合。咱黨從“鬥私批修”開始，“靈魂深處鬧革命”，黨員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可以做到“殺身成仁”和“舍生取義”的最高境界。這些，同儒家經典所提倡的一模一樣。

在我看來， 一切製度的產生和存在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共產製度之所以在中國生根，是因為共產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拍即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進行的。馬列主義演變成毛澤東思想而“中國化”，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儒家化。“大同世界”，“天下為公”，不就是消滅階級，甚至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嗎？

在信仰上，儒家文化與共產主義都是無神論者。可是，儒家文化和共產文化都要造神，把人變成神， 至少是“聖人”。

在利益觀上，儒家文化入世功利，要麽為家族利益，要麽為了為皇上效力。孔子是否定私利的，這當然和共產文化的“大公無私”不謀而合。

善惡觀上，儒家文化和共產主義都認為人的道德都是“善”的。 “性本善”，和共產主義的“覺悟”都是與生俱來的，通過樹立道德楷模就可以“揚善”。

此外，儒家文化的等級觀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並作為道德的依據，“低級”的對“高級”的要無條件的“忠”“孝”。共產主義理論也忽視個人社會利益，馬克思就把螞蟻和蜜蜂的“社會結構”強加給人類，一級級的服從，這又和“官本位”殊路同歸。

劉曉波對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生關係曾有過深入的分析：“談到暴君毛澤東，有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罪過之一是破壞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傳統的毀滅可謂前無古人且舉世無雙。然而，這種觀點違背了起碼的事實。”劉曉波在《毛澤東是中國傳統的最大破壞者嗎？》一文裏總結道：毛澤東是中國傳統中的最暴虐最陰暗的部分的繼承者：“在製度文明和現實政治的層麵，毛澤東是傳統的最大繼承者，那種貫穿中國曆史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獨裁，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古代家天下獨裁發展為現代黨天下獨裁，最後變成絕對的個人極權”。

畢竟，馬列主義這個舶來品在中國隻是成功的實行，遠遠還沒有實現。可惜的是，西方真正的普世價值觀在近百年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那些為之奮鬥的先驅們，自康有為梁啟超到劉曉波，統統都沒有好下場。

如今中國雖然在物質文明上已經全盤西化了，可是要讓一個大醬缸在精神文化層麵全盤西化，可能嗎？

（畫蛇添足的補充一點：本文不是批判儒家思想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或教導乃至宗教，二者都有存在的價值和積極意義。孔子思想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自獨尊儒術之後，儒學就成了醬缸文化裏“吃人”的工具。同理，當馬列成為宗教般的信仰與共產政權合二為一的時候，悲劇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