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與貴族

 

 

什麽樣的人才能算“鄉紳”？簡單說，就是舊時鄉下“德高望重”之人。一個人何以“德高望重”？首先要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孔乙己那樣隻知道茴香豆的不同寫法的酸秀才是不能成為鄉紳的。那麽鄉紳肚子裏的“德”從何而來？這自然是四書五經這樣的“聖人學說”的熏陶。

但是，中國自科舉製度興起，讀書向來為的是做官，讀書讀得好的都到京城裏做官去了，所以嚴格的說，“鄉紳”主要是由科舉落榜或未仕、有些文化的中小地主、或告老還鄉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物構成。鄉紳們一般占有土地，擁有一定的財產，鄉紳們還承擔著為政府賦稅並協助落實政令，他們是封建社會在鄉村中重要的組織結構。

可是，近來有部分“精英”如任誌強等人卻呼籲“恢複鄉紳製度”。部分官媒也跟著呼應，恢複鄉紳群體從而穩定鄉村的秩序，繁榮鄉村的文化。

毫無疑問，鄉紳這個封建殘餘隨著時代的發展早就退出了曆史舞台，如果把鄉紳的消亡歸功於共產黨的土改，也未免高估了共產黨的能力。其實自晚清開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特別是五四運動等一係列現代文明理念的納入，鄉紳就開始逐步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

當然，共產黨的土改徹底摧毀了鄉紳，也鎮壓了包括一大批守法的土地擁有者。 但是土改並不是什麽新鮮玩藝兒，民國時代包括50年代的台灣都有各種各樣的土改，“二五減租”、“耕者有其田”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並打擊了“鄉紳”，好在國民黨沒有用武力沒收， 而是采用經濟手段逐步將土地納入國有，實質也就是國民黨土地改革委員會說的：“政治沒收，保障佃農”。

曆史的演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製度的變革也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而進步的，將責任歸咎於某一個政黨或曆史事件無疑是將曆史概念化和簡單化。

總而言之，鄉紳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群體是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而逐漸消亡的，鄉紳是中國封建製度的產物，同時也是維係封建社會結構的基礎。鄉紳在舊時代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要把解決當下社會問題寄希望於恢複鄉紳製度則是緣木求魚了。

說到鄉紳，似乎讓人聯想到另一個群體——貴族。其實，中國社會是沒有嚴格意義上“貴族”（aristocrat）這個概念的。典型的貴族是歐洲世襲且具有爵位的以家庭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群體，他們一般較普通人具有更高的知識與道德水準，當然也有更多的財富、更大的權力與責任。

如今，歐洲的貴族群體也在逐漸沒落，但貴族的文化卻沉澱下來。貴族造就了一大批紳士淑女，也創造了一種高貴的貴族氣質，貴族文化使得歐洲的室內音樂，社交舞會， 競技體育等文化經典在世界各地得到發揚光大。

貴族世襲雖然有違“平等”這樣的現代理念，但是貴族卻保證了一個群體引領社會大眾，保障一個民族在文化、曆史、科學和藝術等領域的繼承與發展。貴族的爵位與財富的世襲，較之泥腿子造反，皇帝輪流做的社會更加穩定，並有助於形成尊重私有財產等現代的文明理念。

然而，中國的鄉紳卻不是世襲的，鄉紳是一種權貴，其延續一是靠權，二是靠貴。由於中國的“權”是極不穩定的，權又是和錢連在一起的，權一垮，一切都如白茫茫大地好幹淨。一部《紅樓》就是最好的例證。

歐洲的貴族需要好幾代人的培養，而中國富不過三代，真正的貴族曇花一現，至於貴族精神那更是美好的傳說。

貴族，不僅僅是財富，更是一個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象征，也同時是思想家與政治家的溫床。

那麽，中國為什麽沒有貴族呢？有兩個因素。一是缺少世襲的傳統（不是絕對沒有），隨著改朝換代，權力的更迭，人一走茶就涼。明代的張居正和方孝孺可算是顯赫一時的大家族，可是一旦權力發生變化，一個滿門抄斬，一個株連十族。他們的子孫也就湮沒於茫茫人海之中了，那個大聲疾呼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27歲中進士，但他兒子龔半綸卻淪為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帶路人。

中國沒有貴族的主要因素在我看來是因為科舉製度。伏爾泰認為，中國古代政府官員是經過幾場嚴格考試而選拔出來的，想象不出比這樣更好的政府。這個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有其積極的一麵，但是科舉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科舉對於思想的禁錮，就是中國社會貴族精神和文化的缺乏，中國社會整體素質的落後都和科舉脫不了幹係。

當然，公平的說中國曆史上也有過貴族的萌芽的，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時的“君子”便是貴族的雛形。像宋襄公這樣的人必須精通禮樂射禦書數這六藝，他在泓水之戰中非要等隊伍列好隊型之後才進攻，決鬥也要有風度，這就是貴族的範兒。

科舉一開始， 任何出身“寒門”的人隻要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百倍。於是梓梓學子們都在書本裏找烏紗帽，找黃金屋。一舉成名，便能光宗耀祖。在科舉登峰造極的明代，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政府高官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國的整個士大夫階層，都是由科舉製度所產生的。 

由此可見，當 “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昔日的泥腿子，中國怎麽能產生優秀的政治家呢？讀書好並不保證能做好官，尤其是合格的官，況且是死讀書呢？沒有一絲一毫貴族的氣質，沒有對社會對政治高度的敏感和責任，怎麽能成為一個政治家？最要命的是，在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信念之下，人人都為了自己的權力勾心鬥角，自己的官位隨時可能被一個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的人取代，所以中國的政治也就是一部貪汙腐化，宮廷鬥爭的曆史。

一個合格的政客不應該把掙錢放在第一位，我不相信美國上到奧巴馬下到史瓦辛格是為了更大的經濟利益才做官，把政治作為一種信仰，甚至是一種愛好或追求才能成為一個政治家。

相反，“泥腿子”成功之後，要不成為“土豪”，要不就是過一把官癮，將前任的老路再走一邊，朱元璋、洪秀全、毛澤東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當官的如此，中國民間如今越來越泛濫的土豪現象也說明也是精神缺失的表現。沒有貴族精神的官容易腐化成貪官，這就是陳水扁和馬英九的差別，這也是為什麽當今大陸許多貪官都是“農民的兒子”。

中國不需要鄉紳，中國需要貴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