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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來不主張把兩個人放在一起比較，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獨立的價值觀，好比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妻子/丈夫和別人家的比，把自己和孩子和別人家的比一樣。但是，我堅信在人性麵前人人平等，不因你是公眾人物就應該比平頭百姓多一份豁免權，也不應該你是公眾人物就應該比平頭百姓受到更多的責難。
巴金和郭沫若都是公眾人物，在人性上都有其共同的弱點，這裏我試著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借此拋磚引玉，同時回複網友們的提問。
評價曆史人物切忌臉譜化，我們不能因為郭沫若在文革時期吹捧了毛澤東就給郭扣上一頂“最無恥”的帽子，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巴金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就把他抬到聖人的地位。曆史人物要曆史的看。
先看郭沫若。
郭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貢獻就不說了。郭為什麽如此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似乎有三個可能：1。迫不得已明哲保身； 2。政治投機獲取資本；3。真誠信仰發自內心。
憑現有的資料，我們不可能做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是可以邏輯推理一下。
迫不得已。經過文革的人們都無法否認，在當年的政治氣候下，做違心事說違心話是一種常態，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張誌新的勇氣的。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求郭沫若具備錚錚鐵骨？
政治投機。郭沫若並不是文革紅人，文革時期自己也受到迫害，甚至兩個兒子都在文革中慘死，他無機可投。如果他想投機，他大可以向許多人那樣揭發批判打倒別人。也許我孤陋寡聞，我沒有發現郭沫若在文革中有迫害過他人的記錄，憑這一點，郭沫若還是值得稱道的。
郭沫若真心信仰共產黨嗎？郭雖然是一介書生，但是很早之前郭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早在1927年他就任蔣介石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 “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在朱德的家裏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郭沫若隨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蔣旋即通緝郭沫若，郭前往日本避難。
1928年，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郭沫若和創造社其他成員一起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郭沫若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
1930年郭沫若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曆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書的觀點是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
……
由此可見，郭沫若的政治主張不是文革中毛澤東強加給他的，而是出於自身的信仰和立場，至於他寫的那些肉麻詩，我們大可以把自己當年的言行——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等拿來當個參照，不也是一樣的肉麻可笑甚至“無恥”嗎？我們有什麽道德上的特權來給別人扣上一頂“無恥文人”的帽子？我們自己不過是當“文人”還沒有資格，否則不是一樣的“無恥文人”？況且假如郭沫若的肉麻出於其真實的政治信仰，他真的把毛澤東當成了耶穌基督，又有什麽好指責的？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說上郭沫若在政治幼稚過，糊塗過，獻媚過，在愛情上背叛過，但這些不是人性上共同的弱點嗎？
有人說郭沫若的媚態醜態“成為了奴才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壞”。大概又是我孤陋寡聞，文革中我還真沒有聽說過郭沫若寫的肉麻詩，這些東西對知識界，對文革有多大的影響還不容易下定論。
說到這裏，該提巴金了。首先，我要肯定巴金的確是一名勇士，勇於剖析自己，反省自身的勇士，最可貴的是他在文革結束後沒有對迫害他的人秋後算帳，而是站在曆史的高度拋棄個人恩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主張，以防止曆史重演。
然而說到影響，巴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並不比郭沫若好到哪裏。
巴金在“說真話的大書”——《隨想錄》裏懺悔道：“我對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究竟巴金說了什麽呢？原來在“反右”運動中，他曾經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鋒的“淩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連”。尤其是在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巴金寫的《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一文對胡風等人的命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這些當年半大的娃娃，不會忘記那本小人書《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吧？你可知道作者就是這大名鼎鼎的巴金？
要說“壞影響”，巴金的這些言行難道不比幾首獻媚詩歌壞上百倍？郭沫若不過是拍了幾下領袖惡俗的馬屁，巴金可是落井下石陷害好人啊！（要說獻媚，巴金的《讚歌集》不一樣的歌功頌德？）
好在巴金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1978年在重返巴黎和訪問日本之後，巴金 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還把反思的範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之後，巴金更是提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
巴金的文革觀超越了自身，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國家，他站在曆史和人性的高度向全人類發出了反思的號召，因為文革這樣的悲劇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可能發生。巴金被稱為20世紀的良心當之無愧。
自然，巴金最後近10年的生命顯得暗淡多了，他也“身不由己”，像一棵枯竭的稻草一樣“為黨活著”，這也是巴金的無奈，中國社會的無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撰寫《隨想錄》和提出反思文革都是在1978改革開放和撥亂反正之後，如果郭沫若也能和活到那個時期，郭沫若是不是也能覺悟，也成為另一個“良心”呢？
畢竟，郭沫若還是有其可愛的地方，當年魯迅罵他“才子加流氓”，而魯迅去世後，郭沫若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郭沫若也匆匆在魯迅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革”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又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麽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
這就是郭沫若和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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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和為人父網友探討一下道德。
您說“任何道德批判都是建立在一個道德標準上的。現在的問題是，什麽是道德標準？誰定的這個標準？以前的中國人有共同倫理觀，即《弟子規》那一套，因此很少有道德困境。現在我們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理念，尤其是強調自由和模糊不清的人性的理念，導致出現很多讓人不知所措的道德困境。比如範跑跑的行為在英雄主義年代，無疑是可恥的行為，可是在當代，他卻可用個人權利和自由為自己辯護，而且振振有詞。”
我基本讚同您的觀點，隻有一些補充。
的確，道德批判離開了道德標準就無法施行，那麽咱過去的那套標準真的管用嗎？誰說弟子規就是一個好的標準？如果弟子規可以是標準，《二十四孝》是否也是標準？為了養老娘是否就應該把兒子活埋？這是什麽標準？
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道德批判”？
人性不是一個標準，而是人類目前麵對的困境麵前拿來剖析自身看清人類本性的一個參照。西方也沒有完全拋棄道德，西方社會對人類的貢獻是將道德量化了，也就是把昔日的道德變成了法律。所以，目前人類對於自身的約束應該是以法律為準繩，無法量化的道德留著公供人們繼續討論分析改進，或留著讓其隨物質的發展自行演化。道德不可能100%量化，但總比無法無天或以三從四德和《毛選》做標準的好。
至於範跑跑，我知道西方有些國家的法律是要製裁這樣的行為的，好比一個船長在危難時期不能首先丟下旅客逃生，這不但是道德，更是法律。
因為時間關係，簡單地講幾句。
石西民同誌的報告(按：指石西民同誌在人大 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對我來說，是有切身的感受。說得沉痛一點，是有切膚之痛。因為在一般的朋友們、同誌們看來，我 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 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的時候很模糊。
文史方麵，近來在報紙上開展著深入的批評，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聯係到自我改造來看的，並不是隔岸觀火。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批評，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來。我不是在此地隨便說，的確是這樣，我自己就是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
當 然，我確實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而且我還是文聯的主席。文藝界上的一些歪風邪氣，我不能說沒有責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已經二十 幾年了，我讀過多少遍，有的時候也能拿到口頭上來講，要為工農兵服務啦，要向工農兵學習啦，但是，隻是停留在口頭上。口頭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紙頭上的馬 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沒有切實地做到，沒有實踐，沒有真正照著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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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農民學毛主席著作比我們任何人學得都好，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學得好得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誇誇其談的什麽 哲學家、史學家、什麽家，簡直不成家。工人、農民比我們學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聽到周明山同誌(他是農民)講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那真是生動活 潑。他現在是絳縣縣委書記，他也是人大代表。
我們實在慚愧，特別是我很慚愧，各位不至於慚愧。我自己作為一個黨員，又是一個什麽家，眼淚要朝肚子裏流。總之一句話，我們不僅沒有為工農兵服務，而是倒轉來是工農兵在文史哲方麵為我們服務了。我們應該向工農兵感謝，拜工農兵為老師，因為他們把主席思想學好了，用活了。
我 今天的話好像是表態，確實是表我的心態，說出了我心裏想說的話。我現在是：要好好向工農兵學習，還不能談怎麽樣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現在應該好好地向工農 兵學習，拜工農兵為老師。我雖然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誌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汙，我願意；甚至於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 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我的意思就是這樣的，現在應該向工農兵好好地學習，假使有可能的話，再好好地為工農兵服 務。
注：題目是《光明日報》編者加的
［題解］本文原載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報》。是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的發言，當時郭沫若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但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又被說成是和四人幫對著幹的先進“典型”，是因為我阻止團員們和年輕人去參加某種遊行（支持四人幫下麵的人的“十大宣傳隊”的活動），並不是我的覺悟，是因為夏天38度高溫，要求看門診的病人人太多了，每天800人掛號的門診量，要是年輕人都去搞“政治”，這麽多病人就困難了。
這就是社會。世事就是這樣複雜！我們下邊人真的看不清。
當然，還是出國好。一了百了。不和誰誰“玩”了！
郭沫若在從日本回國之後，給去世的魯迅寫過一個對聯，40幾年前我當時一看就記住了，這麽多年還能記住，是因為郭的內心的真誠(在這個具體問題上）：
返國空餘掛墓劍
斫泥難尋運風斤
幾個典故的運用和情感都忒棒。
你還不錯，沒說自己文革怎麽受迫害，把自己宣揚成反文革的英雄，這種人現在很多。你沒寫肉麻文章，也可能是你不能，或者是你沒到郭沫若那個位置，寫了肉麻的東西也沒人看。
人們總是把現在一些社會風氣墮落的事情歸結於人們道德低下，這是大錯特錯的。比如說中國的貪官們，他們也知道貪汙可恥，所以才偷偷摸摸的貪汙，這說明他們對道德最起碼在認識層麵上和廉潔的官員沒區別。隻是有於人性的原因他們不願意把自己道德觀念付諸於實踐。所以對這類人進行道德教育是沒用的，甚至於起反作用。他們會迫於壓力，隻是口頭上承認道德，成為偽君子，溫家寶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講起道德理論來，引經據典沒人能比，但是對老婆兒子的不道德行為不管不問，還百般辯護。這點他比胡差多了。胡最起碼管好了自己的家人。
要是把你自己文革時寫的講用稿和作文拿出來，恐怕比郭沫若的詩更肉麻。你願意試試嗎？
（一）逢場作戲？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寫下了闋牌名為《水調歌頭》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複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二）作戲逢場？《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發表於《解放軍報》，11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三）言為心聲？“文化大革命”開始前 曾有一本暢銷小說《歐陽海之歌》流傳甚廣，被譽為“革命文藝作品”的典範，那本書的書名是郭沫若親筆題寫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便有傳言說該書封麵中歐陽海攔驚馬的塑像中有台灣的圖案，更有人說那題詞中隱藏著“反毛澤東”的字樣，一時鬧得沸沸揚揚，紅衛兵甚至尋到 郭沫若門上，勒令他必須“老實交待罪行”。周恩來得知情況後趕緊將他轉移了住處。郭沫若有感而發，寫了一首《水調歌頭》：
《歐陽海之歌》書名為餘所書，以為寓有“反毛澤東”四字，真是異想天開。
海字生糾葛， 穿鑿費深心。爰有初中年少， 道我為僉壬。誣我前曾叛黨， 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領導關心甚， 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 零時傾， 飭令嚴。限期交待， 如敢抗違罪更添。堪笑白雲蒼狗， 鬧市中出虎，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 我亦受之甘。
大快人心事，
楸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誌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郭沫若不但記憶好，還記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