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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曆史，教育一直貫穿其中。探討中國教育的得失，必定要從曆史的角度加以剖析，這無疑將是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題目，網上碼字，隻能略述一二。
首先，簡單地將中國教育概括為“歧途”或把中國教育史以49年為界分割開來評論，是不負責任武斷的做法，中國教育之路，充滿艱難坎坷，有正道，也有歧途。
中國教育史，從有文字記載的來看，可以追溯到上古。舜時設庠為教，七歲入下庠，庶老為師，十五歲入上庠，國老為師。到了先秦則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春秋時期，孔子開啟了私學教育之先河。
無疑，從“製度”層麵和教育設施的“硬件”上看，此時中國教育無疑是走在領先世界的正途之上的。
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教育的繁榮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惜的是，孔夫子的私立學校規模越來越大，老先生對同行有很不感冒，來了一個競爭對手少正卯將孔門“三盈三虛”，老先生幹脆將人家的腦袋砍下來了（當然此事可以爭議）。
孔夫子告誡後生們：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後生們也“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就難怪孔夫子和同時期的蘇格拉底比起來要差了好幾個層次，孔門也沒有出現柏拉圖、亞裏斯多德這樣的學生，中國也沒有人敢說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樣的名言。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蘇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是辯論型的，他鼓勵學生提問質疑，而孔子希望學生接受和服從，不喜歡學生提出疑問，不願意進行辯論——“學於孔子，不能極問”（王充）。比如當學生子路提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不懈作出解釋，而是訓斥子路，說自己最恨的就是那些善辯的人：“是故惡其佞者！”——師生間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
還有，蘇格拉底認為美德是知識，而知識是通過辯論和說理獲得的。孔子的思想裏，“德”是至高無上的，“孝”又是“德之始也”。至於辯論和說理是與“德”對立的——“巧言亂德”。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為中國教育開啟了私學之先河，但也將中國教育思想引入了歧途。可謂成也夫子，敗也夫子。
到了秦始皇哪裏，我們就不必多說了，秦始皇實行嚴酷的專製統治，取消並禁止私學，焚書坑儒，知識階層“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本來已經誤入歧途的教育更是雪上加霜。
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漢武帝把儒家典籍《詩》《書》《易》《禮》《春秋》拔高到“經”的地位，取消其它各家傳記博士，隻設儒家五博士，漢代的“教育方針”就成了“獨尊儒術”。
隋代，雖然當時的教育思想沒有本質的進步，但是科舉製度的出現，對後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重大的意義。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教育亦受其益。
唐高祖繼承了隋代的教育製度，在國子監之外又設立弘文館、崇文館兩所貴族式學校， 地方也設立州學、縣學。唐代教育科目繁多， 教材豐富，還有大量的“國學行用”類書籍。當時，學生的來源不分貴賤，唯才是舉，一反魏晉時期唯出身的陋習。
科舉製在唐代得到完善，武則天還創設了武舉，文物並重。唐朝後期，韓愈更是提出了因才施教的理念，使得唐朝教育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教育體係，周邊國家如高麗，新羅，日本等都派遣了留學生或僧人來唐， 既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宋代，中國的教育又走了一個彎路，“重文輕武”的“國策”將武將兵權解除，朝廷重用儒臣，實行儒臣執政、以文代武。宋太宗則提倡“用文德禮治”，“遵周孔之禮”，主張以儒學為修身之道，同時加強了佛道思想的作用。
宋代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以王安石的“學以致用”，也就是為國家政治服務為主，當然陳亮等人也主張教育就是為了謀取功名，建功立業。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得“明天理，滅人欲”占據了教育的主導地位，人性遭到壓抑，中國人人性的自由和創造力被扼殺無疑。這一時期，《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樣的經典是“教育部統一教材”。
元代中國教育每況愈下，元代中國本質上是一個“亡國”的過程，教育也受“外族”壓製。元朝曾一度取消科舉，特別強調蒙古法和蒙古教育，造成日趨嚴重的種族對立，促生了農民暴動，最終再次亡國。
明代的教育，在朱元璋的重視下，曾一度得到恢複和發展，但是，明代的科舉提倡程朱理學，以“四書”、“五經”作為科舉取士的唯一教材。在作文模式上，規定必須使用八股文，字數也有限製，內容不能自由發揮，這無疑讓中國的教育，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受到進一步的壓製。
清代前期的教育基本上延續了明朝，沒有太大的變化，直到19世紀中葉，隨著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進入中國，教會學校開始在中國出現，這不但給中國的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同時也結束了中國女子與校門無緣的曆史。中國古老的教育體係裏，終於刮進一絲清新的春風。
洋務運動的興起，開啟了中國近代曆史上教育改革的序幕。此後，各式西式學堂相繼建立，更有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京師大學堂這樣的“官學”讓中國人有機會 “睜眼看世界”。
同治十年，清政府向美國派遣第一批留學幼童，“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從此，中國有了越來越多的詹天佑。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始於清代教育的開放，清代的教育，從思想變革的角度看，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高峰。教育真乃立國之本。
民國的教育，其實無需多言，本人極其反對將民國教育讚美得天花亂墜，什麽人才輩出，“大師”如滿天繁星。
民國的教育，無非是繼承了清代改革開放的碩果，隻要看看那些大學和大師們，哪個不是曆史遺留下來的果實，有誰不是當年留洋歸來的“海龜”——就連腦後拖著辮子，滿腹經綸的辜鴻銘，在某些人眼裏也是“一個黃香蕉”！
國民黨唯一作的好事是沒有再次閉關自守，而是順應自然，向美國靠攏。至於國民黨自身在教育理論和體係上的貢獻，基本不值一提。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又一次經曆了一次巨大的動蕩，教育也首當其衝。
公平的說，在教育上共產黨也不是一無是處，至少，50年代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使得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準有了一個質的變化，讀書識字已不再是有錢人的特權。
當然，本人也認為，簡化漢字和漢語拚音的實施，也促進了漢語的發展，促進了漢語走向世界。
毋庸避諱，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等群眾運動對全中國各個領域，包括教育都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創傷，整個國家都“誤入歧途”，這就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了。
77年恢複高考，揭開了中國教育再次撥亂反正的序幕，“科學的春天”、“四個現代化”讓國人興奮不已，當時整個教育界的確有一股朝氣蓬勃的欣欣景象。迷途知返，正道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人間正道總滄桑，現如今，中國教育的真實麵目已越來越清晰的展現在世人麵前：“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刻板機械，死記硬背，思想禁錮，功利至上的舊傳統又死灰複燃。
這一切原因何在？我已闡述得太多了，今天打住。
總結一下，中國教育的正道也好，歧途也罷，都不應該僅僅套上“共產黨”這個標簽來觀察。重複一個老調調：中國的問題，是曆史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你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