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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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地上非常流行的一句口號。那時候，中國的確也是踩著蘇聯的足跡一步步地朝社會主義的大道上邁進。今天，當蘇聯變回了俄羅斯，“民主”的俄羅斯的今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明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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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晚，以鐮刀斧頭為標誌的蘇聯國旗從克裏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最高蘇維埃解散，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從此不複存在。
曾經第一個把馬克思理論付諸於實踐的俄羅斯民族，終於扔掉了專製的邪惡，擁抱民主，擁抱自由了！
然而，民主自由真的是治療痛苦和創傷的一帖良藥嗎？
在蘇聯倒閉的20年裏，我們看到的卻是一步步走向衰退的俄羅斯，分裂的俄羅斯，民生倒退腐敗橫行的俄羅斯！
難道這也是俄羅斯民族的宿命？為什麽俄羅斯從專製走向了民主，卻又掉進了貧困腐敗的深淵？
那麽俄羅斯是否真的獲得民主了？
在英國權威的“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全球民主排行榜中，世界上167個國家按照民主程度（以五個指標為準：選舉程序與多樣性、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被從1- 10 打分，然後分成四大類：“完全民主”（8至10分）、“部分民主”（6至7.9分）、“混合政權”（4至5.9分）和“獨裁政權”（低於4分）。
俄羅斯在2008年享受了“混合政權”（4.48分），2011年的調查顯示，俄羅斯又退回到了獨裁政權，盡管俄羅斯人還擁有“一人一票”！（俄羅斯得分3.92，排名第117；民主程度居然低於海地和伊拉克）。 這也就是說，當控製政府的各個黨派都是一丘之貉，當腐敗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時候， “一人一票”隻不過是皇帝的新裝。
更令人驚訝的是，從原蘇聯分離出去的白俄羅斯，哈薩克，阿塞拜疆，塔吉爾，烏茲別克，土庫曼都屬於獨裁政權。民主排行榜倒數第一的當然是朝鮮，而土庫曼倒數第三，烏茲別克倒數第四！
民主倒退也就罷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顯示， 以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國內生產總值計算，俄羅斯名列第66位，低於利比亞和墨西哥！
同時，專門研究腐敗問題的國際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布的全球腐敗指數排名中，俄羅斯名列第143位！（中國第75位）無疑，俄羅斯已成為腐敗的天堂。連俄總統梅德韋傑夫都說：“腐敗是俄羅斯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也是俄羅斯國家麵臨的最大威脅之一。……目前，沒有人對反腐工作的實際情況滿意——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政府官員，甚至連腐敗分子都不滿意！我們的反腐工作並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
當然， 作為“民主“國家，俄羅斯也建立的一係列的法律製止腐敗，包括《反腐敗法》，該法律要求國家公務員公開申報本人及其配偶和子女的收入和財產情況，並對官員接受禮品做出限製，禁止官員接受價值超過3000盧布的禮物。但是，2009年俄羅斯每起受賄案的平均受賄額為2.7萬盧布，較上年增長了1/3，重大受賄案件的平均涉案金額高達90萬盧布！
俄羅斯的腐敗已經製度化，合法化，甚至有人認為，腐敗已經成了俄羅斯人的生活方式，成了時尚，成了社會文化。
製度難以改變業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民主製度下的俄羅斯也就對腐敗奈何不得，俄羅斯民族的文明之路走的如此艱難！
我們必須看到，這絕不是個例，南非、印度、菲律賓以及南美和各穆斯林民族在從專製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都是跌跌撞撞，偷雞不成，反抓了一巴掌屎。
為什麽，我真的沒有看到哪個非基督教文明的民族不是在英美的槍炮和威逼之下自動以民主為契機走向進步文明。
咱們中華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後的100年裏，對民主這麵西方旗幟充滿崇敬，可每每淺嚐輒止，代價不是人頭落地，就是血染廣場。然而，同樣是西方的幽靈共產主義卻在中國如魚得水，至今仍在不斷發揚光大，值得深思。
一個民族的特性，難道真的決定了該民族注定在曆史的輪回中徘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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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曆史上溯950年，時空穿越到北宋。
繁榮昌盛的大宋帝國其實內部也是危機重重，冗官、冗兵、冗費使得國家不堪開銷，加上政府征收大量稅賦，百姓負擔嚴重，農民起義自北宋建立就沒有停止。同時，官僚、世家大量兼並土地，北方地區民族不斷侵擾威脅，社會危機四伏，改革迫在眉睫。
在這樣的形勢下，王安石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革新，並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
在以後的15年時間裏，王安石頒布了諸如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將兵法等大大小小十多項“新法”，在經濟，教育和軍事方麵推行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施行革新變法。
可是，這樣溫和的改良卻遭到權貴集團的強烈反對，因為，“變法”多多少少都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根本利益，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指責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複舊製。
宮廷的勾心鬥角最終導致王安石和司馬光決裂，“路線鬥爭”最後也演化為權力之爭，這兩位都善於作“道德文章”的“君子”形同水火，勢不兩立。王安石繼續艱難地變法，司馬光一甩袖子，到洛陽寫他的《資治通鑒》去了。
退居二線的司馬光將宮廷中的實踐歸納成書本理論，再把理論運用到實踐，他一邊著書，一邊不斷發揮著他的餘熱，多次上書朝廷，力陳新法弊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高太皇太後垂簾聽政，任用司馬光為宰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司馬光更是不顧一切盡罷新法，“舉而仰聽於太皇太後”，“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告終。而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可見，被當今領袖推崇倍至的《資治通鑒》是什麽貨色！ 從此宋朝進入了派係鬥爭的泥潭，不可自拔。這也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種子。
曆史，真是一麵鏡子，中國曆史上的“變法”何止王安石？但是起因和結局竟是如此的相似。戊戌變法不過又是一個翻版，以致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四五，六四更加的激蕩壯烈，卻也沒有動搖封建專製的大廈，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先鋒王安石，光緒皇帝，趙紫陽等，其命運都已悲劇終結，下場一個比一個淒慘。
中國真的走不出曆史的宿命了嗎？
回到今天的重慶鬧劇，在那黑沉沉的鐵幕背後，我們再一次看見了宮廷中那些偽君子們披著麵紗在相互揣摸對方的心思設法打敗對方，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領袖們一定都對《資治通鑒》了如指掌，這種表裏不一，一麵溫文爾雅，另一麵陰毒奸詐的權術文化在華夏曆史上長盛不衰，造就了中國專製文化的精髓，以至曆次政治運動中的參與者們都運用得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從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到當今薄溫爭鬥，一幕幕大戲驚心動魄，令人歎為觀止。要是《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再版，今天的現實一定能成為一個個新的章節而為這些古籍增添不少華麗的色彩，為古老的文化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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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真的是一個老生常談了。文化，首先和地域有關，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縱觀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俄羅斯那樣以如此廣袤的地域橫跨歐亞大陸，千百年來，歐亞文化在這裏碰撞、交融。
然而，俄羅斯的亞洲部分占其國土麵積的８０％以上。雖然俄羅斯民族從人種來說是白色人種，但無論從地理因素還是民族特性，從曆史還是現實，俄羅斯都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亞歐國家。
曆史的看，俄羅斯的文化始終在亞歐之間來回徘徊著。
在10-11世紀的“野蠻與光榮”時期，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將東正教正式定為國教，為繈褓中的俄羅斯文化注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因。
然而好景不長，從 13世紀上半葉開始，成吉思汗後裔兩度橫掃東歐，占領了俄羅斯公國，建立起金帳汗國。
在長達兩百多年的韃靼統治下，幼年時期的俄羅斯被強製注入了東方專製文化的血液，它對俄羅斯未來的發展具有潛移默化的、巨大的影響力，使其後的曆史發展與歐洲漸行漸遠。
因此，俄國學者認為在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含有“成吉思汗的遺產”。馬克思也曾評論說：“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形成了莫斯科公國的搖籃，近代俄羅斯不過是莫斯科公國的變種而已。”
真是曆史的嘲諷啊，近代的中國被蘇聯老大哥蠱惑，而古代的俄羅斯卻在中國（蒙古）專製的鐵蹄下討生活；蘇聯的專製加深了近代中國的黑暗，而俄羅斯原始的專製文化卻來自中國！是報應還是輪回？
無論如何，在此後長達數百年的歲月中，東方專製文化將俄羅斯塑造成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即使在莫斯科公國脫離金帳汗國之後，它仍然用專製集權手法控製著通過不斷向外擴張而征服的其他民族。
直到17世紀的下半葉，彼得一世前往歐洲微服私訪，令其眼界打開，決心“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與文化，從此拉開了俄國曆史上第一輪“西化”與改革的序幕。那時在俄國上流社會中，穿西服、講法語、開爬梯、辦舞會蔚然成風……。
之後，俄羅斯又折騰起了葉卡傑琳娜二世的“開明專製”和亞曆山大一世的“有限自由主義改革”，在進行司法、教育和管理等方麵的資產階級改革的同時，卻把俄國的農奴專製製度推向了一個新的頂峰，最終使得彼得大帝開創的“西化”之路在斷斷續續經曆了兩百年之後終於走到了盡頭。俄國人就順勢掉過頭來，開始了一場麵向東方的變革。
在這樣一個曆史契機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俄羅斯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從1917年到1991年的74年裏，在東方式的集權專製登峰造極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竟然也通過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體製僅用了短短５０年的時間就將蘇維埃國家發展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第二大強國，達到了俄羅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
曆史還是無情的，在東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較量中，蘇聯終於敗下陣來，俄羅斯人又一次滿懷激情地投入了中斷一個世紀的“西化”進程，揭開了俄羅斯曆史上“脫亞入歐”的新紀元。
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再到普京，俄國領導人無不急於向西方看齊，但不管用“民主化”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思維”，或是所謂的“休克療法”都沒有起到實質的作用。俄國社會卻到處漫延著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極端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獲得眾多選民的擁護，該黨提出“複興強大的民主和繁榮的俄羅斯國家”。在1993年12月12日第一屆杜馬選舉中，獲22.92%選票，占63個議席，成為俄羅斯第一大黨。
俄羅斯仍然以一種世界大國的心態與美國進行著力不從心的抗爭，這種既向往又防備同時又抵製的心態，實質上也阻斷了“西化”的進程。
雖然普京多次強調：俄羅斯不是“歐亞大國”而是“歐洲大國”，但俄羅斯骨子裏一個具有東方專製色彩的民族，由於橫跨亞歐大陸，俄羅斯就成為一個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的國家”。無論從曆史還是文化上看，俄羅斯民族的特性從來沒有被“全盤西化”過。
終於，今天的俄羅斯和那幾個加盟共和國又退回到了獨裁的道路之上。這究竟為什麽？
我隻能從文化和曆史上找原因。盡管東方的專製影響了俄羅斯，那作為國教的東正教難道不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嗎？
我對宗教沒有研究，但粗淺的看來，東正教和天主教、新教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在世界範圍內，東正教占主導的國家有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黑山、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等，這些國家對於歐洲而言都在“東方”，所以叫“東正教”，也就是東方的正統。東正教相信，東正教信仰就是耶穌在世時傳給信徒的教導，是正統，所以它非常保守性，堅守古教義和古禮儀，基本不做任何調整。
東正教沒有經過類似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它拒絕理性主義，傾向神秘主義。東正教相信，基督的教導從不改變，教會在二十世紀的信仰，與第一紀、第十世紀、第十五世紀的沒有兩樣。東正教把聖典看是操練，通過修煉產生聖潔，通過順服，可以塑造成新人。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東正教的儀式，可以發現它還保留了除洗禮和聖餐之外所有的其它七件聖事，“禮製”是不能更改的。此外，東正教還發展了一整套聖像神學，東正教的聖像都是平麵的圖畫，表明基督、聖母、天使、聖徒以及彼岸，是一個我們不能用五官所測度的奧秘世界。在東正教徒眼裏，聖像不隻是藝術品，聖像中的人物不僅僅是完美的人，他們是神化了的人，被恩典所充滿、偉大光榮正確的人。所以東正教徒會親吻聖像，以表對聖像所代表的人物的尊敬。
自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施行政教分離，教俗二元的結構，而東正教曆史上一直強烈的依附於世俗政權，並受其嚴格的控製。
在信仰教義上，東正教特別重視對聖母瑪麗亞的崇敬，注重道成肉身教義的意義，它不強調人的原罪，也就不注重“贖罪論”。東正教強調信徒得救靠信仰上帝的同時，應通過自身的善行作為外在的表現。在東正教祈禱儀式中, 主要一項是頌唱以9首經文讚美歌為基礎的9首頌詩。
總體而言，東正教派的神學和對於經卷的解釋都是遵循基督教興起初期所傳下來的典範。東正教信徒的所有努力都是“為往聖繼絕學”。神學上的創新往往帶來質疑，如果一個見解和最初的教會所教導的不一樣，那這很可能被視為異端邪說。
所有這些，對於大多數對東正教一竅不通的中國人來說，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呢？
看來，俄羅斯雖然橫跨亞歐大陸，但要真正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還有漫長的道路，雖然他們有西方的宗教，但卻是偏離了原來軌道的東方式教義，加上俄羅斯固有的以宗法原則為基礎的農民村社也為東方的專製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東西方不同的封閉和開放型文化，既使俄羅斯民族富於個性、自由和創造性，又使俄羅斯的社會接納了專製製度，因此真正的西方文化在俄羅斯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俄國思想家別爾加耶夫一語中的：“俄羅斯式的思想體係始終是集權主義的。”
讓我們再回到中國。
中國幾千年的“皇天後土”文化，造就的是黃色的文明，而人類社會是通過跨過黃土，邁向大海，當思想和手腳不再被土地束縛之後，人類才進入了藍色的海洋文明。
黃土是有限的，而大海則深不可測，廣袤無邊。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人，幾千年來隻能以一種古老的文明沉浸在自欺和麻木之中，以此掩蓋了自己的貧窮和落後，愚昧和無知，而正是這種愚昧，縱容了專製的殘暴和血腥。
不堪回首的往事在這個泱泱大國有成百上千，我們暫且從明代大儒方孝孺身上一管窺豹吧。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當短命的明惠帝早逝允炆繼位後，方孝孺成為顧命老臣之一。
不久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打到南京，成了新皇帝，但方孝孺死保舊皇帝。朱棣召見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詔書。方拒絕，投筆於地並慷慨激昂痛斥叛賊。朱棣大怒道：“汝獨不顧九族乎？”方說：“便十族誇我何？”這“十族”就是他的學生。據史書載，受株連而死的“十族”共有八十七人。
當然，方孝孺也被砍了頭，死時才45歲。
後世多將方孝孺堪稱是忠孝的楷模，守道的模範。有這樣忠心孝順的奴才，暴君要殺“十族”，將“逆賊”殺個幹幹淨淨，曆史不輪回也不可能了。可歎這吃人的文化，中國人對人格，對人性的訴求離開真正的“道”，竟是越來越遠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方孝孺是一條鋼錚鐵古的好漢，堅守自己的理念寧死不屈。可是，方孝孺大概到臨死一刻都沒有想過，為什麽對君主的忠誠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如果這一代鴻儒能像蘇格拉底那樣通過辯論告訴國人，“君”為什麽要高於“臣”，那麽他將會成為超越孔子的曆史偉人，儒家文化也將成為華夏的文明支柱。
可惜，方孝孺就這麽死了，還要莫名其妙地搭上幾十條清白的人命。
這裏，我們需要再穿越對比一下。
方孝孺死於1402年。那時，文藝複興在歐洲如朝陽正在慢慢升起。1401年德國人庫薩打破“地球中心論”，100年後哥白尼的“日心說”問世，緊接著布魯諾提出“宇宙無限論”，被人向宗教法庭告發傳播異端邪說，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地否定自己的學說，但他堅決拒絕。最後被判處烙刑。不過布魯諾隻一人殉難，未株連到其他人。同屬黑暗的專製，中西方文明的差異已經初現端倪了。
方孝孺和布魯諾相距萬裏，時差兩百年，但都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分裂肢體；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雖然兩人都是大義淩然威武不屈，但二者的“義”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是“忠君”，一個是捍衛“真理”，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也盡在其中了。從方孝儒和布魯諾的身上我們是否也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中人的性格和基因，是不是也可以為曆史輪回找到一點點答案？
從此以後的200多年中，歐洲在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學科領域中，擺脫了封建專製的桎梏，人性得到解放，尤其經過了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結束了神權統治，為17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掃清障礙。
反觀同時代的中國，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或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宮廷內的殺戮爭鬥，宦官、昏君的專製，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直到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滿族人取而代之成了“龍的傳人”的主子，在留發不留頭的惡令之下，在揚州十日之後，漢人腦後也多了一條豬尾巴。
又是幾百年，當民國來臨，西風東漸之時，剪辮子卻又成了對祖宗的汙辱。可悲啊，曆史總是在重複著，千百年的天空還是那一塵不變，中國還是那個千古永恒的君主帝國。
這千百年中國人都在幹什麽了？我們大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聖人的訓誡。否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除了像豬狗牛馬一樣生活在動物莊園裏，在馴服感恩中轉化為忍辱負重知足常樂，沉醉在人妖犬媚、聲色狗馬、紙迷金醉的世界裏追求福祿壽喜之外還能幹什麽呢？
於是，曆史悠久的華夏文明也就演變成了一種停滯在家門口的走不出家門的自家文明。
窩在自家門裏，整天隻能捉摸著如何對付他人了，於是中國文化的著重點就落在了人和人的關係上——如何盤算揣摩他人心思，如何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要麽就躲避塵世，找個“世外桃源”修身養性。
其實中國人並非愚鈍，隻是聰明才智都沒有用在正道上。咱們整天相互揣摩心思，對人類的心理不可謂研究的不透徹，雖然弄出了“心學”，卻沒有創立心理學；咱們有不乏推理的“縱橫學”，卻沒有幾何學更沒有邏輯學。這也難怪指南針被用作算命，火藥被拿來驅鬼，印刷術和造紙雖然值得驕傲，但中國各朝各代所禁所毀的書，大概也是世界之最了。
究竟是人種遺傳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還是文化基因定格了中國人的行為特征？對此我們雖然不能輕易下結論，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西方曆史上也有野蠻黑暗的一幕，但是正是由於有了布魯諾的精神，西方產生了文藝複興，這實質上是一次文化的革新，人性的蘇醒。
文藝複興讓“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有了嶄新的文化和人性的覺醒，才有了推翻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製度，有了人的解放，人們才意識到人是獨立的個體存在，不是教會（國家）的附屬物，人不是國家意誌的延伸；人的生命和尊嚴至高無上，空洞的“國家”也不比人更重要……。
在一個“滅人欲”，不重視生命的文化裏，統治者箝製思想，扼殺人格，踐踏人權，蹂躪生命，我行我素，為所欲為，我們又怎能期望曆史能有實質的進步呢？
所以，即使以西方人自居的俄羅斯民族的宿命也脫離不了他們特有的文化特征，無論什麽民族，他們各自的曆史命運總是與民族文化連在一起，有什麽樣的民族文化就產生什麽樣的人文精神。
俄羅斯和中國在近代都受到了猶太民族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侵蝕，這也不是偶然。畢竟，共產、納粹和極權專製是一丘之貉，他們都隻有在專製文化的土壤裏才能茁壯成長。
“共產主義的黨和政府的級別結構接近於複製儒教學者和官員的級別結構。這種結構甚至相似到它們在權力實行上的相互解釋和穿插。實際上，1917年在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旗幟下出現在歐洲的社會主義專製國家表現出與傳統中國官僚的實行，原理，和偏見有顯著的親近性”（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中國很多史無前例和旁無佐證的極黑暗的政治現象，隻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結婚生下的一個文化怪胎”。（楊小凱《曆史沉思和未來選擇》）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進行的。 沒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化。! 所謂“中國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金觀濤《毛澤東思想與儒學》）
身處黃色文明中麵朝黃土背朝天，手握鋤頭鐮刀的人們已不可能再次用這些工具作為武器起來“革命”了，他們隻有站起來擁抱藍色文明，才能看到希望，隻有麵朝大海，才會春暖花開。
最後，我對中國的民主文明做一個預言：文化的改良，漸進的革新是唯一的出路，也是一條漫長艱難的過程。不管是從上至下還是從下至上，人的素質是至關重要的。這人的素質有兩條硬指標。一，領導層精英不能靠土包子或留蘇的布爾什維克，隻有當中國出現馬英九那樣的英美海歸來執政，政改才有可能；二，中國社會根本的進步或民眾的覺醒，不可能在農業文明中實現，隻有當中國人口總數中農村人口不再占絕大多數的時候，一個以工業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才有擁護革新，接納文明的良好土壤。
我為本文擬定的原標題是“民族·曆史·文化”，後來覺得這個標題太大了，於是拿俄羅斯民族的曆史作為參照，簡單地分析了一下我們自己的曆史和文化。在結束之前，我想說的是，前人的曆史我們無法改變，而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是在為後人書寫本民族的曆史，我們是延續曆史的宿命，還是書寫嶄新的篇章，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勇氣反省我們民族的曆史和我們的傳統與文化，並在反思中改變自己。今天的世界，連物種的基因都可以改變，還有什麽不能改變的嗎？如果我們拒絕從根本上變革，留著辮子穿西裝，打著赤腳穿皮鞋，無論如何還是不能成為紳士的。
不願繼續愚昧下去，不願繼續被奴役的人們，一起努力吧！
Time for 中國 to start "明治維新" to rationalize its system!
Saved it today.
那日本人呢？能不能談談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