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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學雷鋒的歲月裏走過來的，雷鋒叔叔是我們人生的榜樣，是我們崇敬的人物，甚至是一個神。
隨著曆史逐漸展示其真實的麵目，我們發現原來雷鋒也是一個平常的人，有七情六欲，有飽饑冷暖。當共產泡沫破滅，一黨專製昭示天下的時候，我們又覺得自己受騙了，被利用了，於是恨屋及烏，雷鋒又成了眾矢之的，某些人甚至不惜以惡毒的語言詆毀雷鋒。
雷鋒，是千千萬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由於曆史和社會的原因，他做了一些超於常人的事情，在一個特殊的曆史階段被當政者看到了“價值”，經過包裝美化搖身一變成了千千萬萬民眾心中的偶像和“神”。但雷鋒還是雷鋒——一個貧苦的孤兒，在“大家庭”中得到一點溫暖自然而然作了一些回報社會的純樸的農村娃娃。
雷鋒何罪之有？！
問題是，是誰把雷鋒從人變成了神？這樣做的目的又是什麽？
分析一個社會現象，不能脫離一個時代特有的社會環境。無需置疑，學雷鋒在當時的曆史時期具有一定的積極向上的客觀作用，對於一個正在向前發展的社會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麵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學雷鋒終究是不能徹底改善和提高一個社會的道德精神麵貌的，因為問題不在雷鋒，今天我們如果揪住雷鋒不放，同樣也無助於反思中國社會嚴重的道德和信仰危機。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學習雷鋒運動”的根本失誤不在雷鋒本身，而是這種“統一思想和行動”的大一統思維理念，而樹立道德楷模也是我們幾千年來治理社會的不二法門。
可悲的是，曆史上幾乎所有的道德模範人物都有當政者的意識形態在裏麵，否則就難以傳播。
不管是“子路借米”還是“包公辭官”，或“黃香趨蚊”乃至“易牙烹子”，直道後來的“二十四孝”無不是曆代統治者極力推崇的“楷模”，雷鋒，不過是這無數的“楷模”中一個“非典型性”人物罷了。
從曆史的眼光看，傳統的道德楷模無不和“孝”連在一起，“百善孝為先”，而“孝”又是和“忠”連在一起的，“孝”就是讓百姓們在家練好磕頭，轉身對“君”下跪。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學雷鋒是曆史的一個進步。因為所謂的“雷鋒精神”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利人”是為大眾，而不是父母，這裏少了一些封建的家族意識，但是學雷鋒歸根到底又是“忠於黨”，“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這又回到封建專製的老皇曆了。
所以，我們一旦用曆史的大視野來審視學雷鋒這樣的道德教育，就不難看到，如果不以曆史觀來反思雷鋒，那麽即使我們現在批倒了一個雷鋒，千萬個雷鋒在會成長起來。
不是嗎，自雷鋒之後，我們還有多少個“雷鋒”？先不說什麽王進喜、郭鳳蓮，也不談焦裕祿、孔繁森、方永剛，看看直道今天還在大力宣傳的“全國道德模範” 郭明義、偉正雄、曹道雲、劉玉蓮、培春亮、何濤等等，他們的“感人事跡”有多少是真實的呢？今天我們還在評選“十大孝子”，意義又何在呢？
即使我們不去置疑道德模範和孝子的真實性，看看我們究竟要學習什麽樣的事跡：那個劉玉蓮，為了給村民看病，把自己生病的11個月大的女兒綁在家中，致其死亡。而在此之前，因為給人治病，劉玉蓮已經夭折了三個孩子，在女兒病死之後，她的兒子也是從五個月大被綁到二歲，發燒40度，差點死掉。
21世紀，我們還在宣傳這樣的“道德”？！也不奇怪，這畢竟和包公因為4歲女兒接受了男人的麵餅而讓她“自省”活活餓死；易牙為效忠主子，把親生兒子宰殺如出一轍，至於什麽嚐糞，臥冰之類都是小兒科了。
雷鋒又算得了什麽？
我的疑問是，為什麽千百年來，統治者用這些垃圾就那麽容易把幾億人給忽悠了？我們為什麽如此輕而易舉地接受了這種道德觀，以至於用自己和親人的生命“無私”地換取了“大公”？在我們的價值觀深處有什麽東西錯位了？或者說我們的價值體係裏缺少了什麽？這種沒有“自我”意識的價值體係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麽我們總要“學習”某人才能樹立自身的道德信仰？在西方，即使政府全力去“樹立”一個模範，民眾會跟風嗎？
這些問題不弄明白，“雷鋒”還會層出不窮，那幾百人大庭廣眾之下為父母洗腳的行為藝術還會日複一日地上演，而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越來越少，一邊貪汙90億，包養46個情婦，一邊大談道德建設的黃副省長更如雨後春筍……。
沒有宗教上的神，任何“人”一經大力的宣傳，都會爬上神壇的，人畢竟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支撐和信仰。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雷鋒，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國人信仰上的缺失。
也許，我們不必糾纏曆史的陳年舊賬，想想如何朝前走。但無論如何，“以德治國”已被曆史證明是死路一條。
怎麽辦？有人提出回到普世價值上來，政府應該大力提倡普世價值。
可是我們究竟想過沒有，什麽是普世價值？世界上有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普世價值能替代信仰嗎？普世價值是靠政府“推動”的嗎？靠政府力量讓全民統一到“普世”上來，是不是又回到老路上了？
依我看，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我價值”和自我意識，明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自由和人身平等的理念，在此基礎上，方可以確立一個新型的道德體係。
道德，一般認為有兩種起源，神源（亦稱“神啟論”）和心源（亦稱“天賦論”），我覺得道德作為“善”的化身是和“惡”共存於人心的，而道德又是通過一定的文化土壤和宗教情懷得以散發的，在基督教文化中，“摩西十戒”讓人們懂得了基本的“尊敬父母，不殺人，不奸淫，不偷盜，不作假證陷害他人，不貪不義之財”，博愛讓人們從事慈善募捐，領養孤兒等等義舉，而在一個以家族利益為核心又缺乏宗教情懷的文化裏，我們如何讓“善”得以萌發呢？一味相信“仁義禮智，吾固有之也”就難免受囿於空洞的說教，寄希望於他人的榜樣來激發自身的“本善”也一定無濟於事。
於是，中國曆史就這樣重複著：混亂中求得“大治”，“大治”過後又是混亂。中國的曆史也許永遠跳不出這個怪圈。
今天的現實是，民眾已經厭倦了一撥撥的道德說教，什麽都不信，也什麽都不做了——除了掙錢。那什麽才能使這個民族走上正軌，邁入文明呢？
我不知道，但我不會怪罪別人，而是希望多發掘自己的心靈，所以我們該寬待雷鋒，多審視一下自己。我希望以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該接納什麽學習誰，而不希望任何的個人和組織來告訴我怎麽做。
雷鋒，還是讓他靜靜的躺在那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