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歡迎大家來坐坐，聊聊
韓寒披上了“新衣”，成了眾矢之的。我發現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耐心好好思考別人的觀點，也不願意靜下心來多讀一些書，多審視一下中國曆史，而是死死抱住自己一貫的理念不放，在乎自己的立場是否正確，在乎自己站隊是否符合“大眾”的價值觀，在乎自己的網絡形象而隨大流，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停下來審視自己，重新評價自己的觀點。
當然，這一切要建立在一定的知識積累和認知水平上。虛心一點，多看一點書，用公正平和的心態閱讀不同的觀點而不是先用一個‘政治正確’的概念來評判別人。
說韓寒沒有水平，不成熟，那誰有水平，誰更成熟呢？你自己比韓寒更成熟更深刻嗎？韓寒為什麽會從一個憤青脫變成現在的形象呢？
好吧，我們放下韓寒，看看另一個對革命有不同看法的優秀獨立知識分子——楊小凱。
如果你對對楊小凱不熟悉，請自己找些資料來看。這裏簡單介紹一下。
楊小凱是華裔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思想家。他曾兩次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世界公認的優秀經濟學家，也是最有希望獲得此項獎的華人。
楊小凱於1968年寫了《中國向何處去？》被康生投進大牢，10年後獲釋。楊小凱1989年寫了著名的《曆史沉思和未來選擇》，闡述了自己的心路曆程。
可惜，楊小凱2004年英年早逝，享年55歲。
以下是《曆史沉思和未來選擇》節選：
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裏我讀了很多曆史書。開始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雖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叛逆者，但自從接受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
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卻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製，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在英國大革命之後的克倫威爾，自稱共和國執政，但實際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
國目前自稱共和國，但卻與共和政體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陷入“革命民主主義”的陷阱。
用革命手段推翻專製行不通
原則上說，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衝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麵，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製政體（象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等於零。
人民自從大躍進以來對專製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麵暴露無疑。在毛澤東短期內允許變相政黨自由的條件下，人民一轟而起，互相殘殺。大家又多了一個念頭：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得多。批舊和反革命情緒油然而生。這種情緒在極左路線的口號下成為鄧小平政權最強的政治王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衝突觸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後果之一。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
留戀一個“大土匪”的情緒是中國人一種有曆史傳統的錯覺。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延緩了幾代人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一樣。所以防止革命對於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有人問我：若是中國今天發生了武昌起義式的民主革命，你怎麽辦？我的回答是：我就會離中國遠遠的，躲開革命中的中國。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我在監獄裏結交的很多好朋友卻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愛他們，但共產黨革命卻把如此高尚的人變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親被逼自殺，我知道革命是怎麽回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為；我知道革命會用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製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製製度的基礎。正象共產黨幾十年迫害政敵（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都是以迫害國民黨人的合法性為基礎一樣。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著很多親近共產黨的人。有人會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體，就會避免這類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國的南北戰爭中，代表民主的北方勝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緒勢不可擋，一時誰也控製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錯”案。有個錯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當政時才昭雪。要不是老約翰遜總統後來力挽狂瀾，與這種迫害南方領袖人物的情緒對抗，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製度。
改朝換代並不那麽燦爛輝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共產黨並不從理論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傳統”，坐過共產黨牢的人都會發現，很多牢裏的政治犯，有與共產黨一模一樣的意識形態，企圖用共產黨革命的方式推翻共產黨。許許多多這類“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識形態製造出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這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專製政體最可悲之處並不是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而在於它使人民的意識形態也專製化。因此革命隻會複製專製，而這又成為當權者鎮壓人民的理由，可悲之處就在於這種鎮壓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總之，革命和改朝換代根本不象史書上說的那樣燦爛輝煌，對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著生靈塗炭，意味著人的征服心、損人利己本性的大發泄。
外國曆史值得借鑒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體的人，自然會用法國大革命來反駁我關於“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製政體成功的概率幾等於零”的觀念。法國大革命製造了徹底的改朝換代，雖沒有代議製，但卻產生了一個“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侖。
試想想，有誰能一槍不發地征服一個與他為敵的政權。而拿破侖百日複辟時正是帶著少數隨從，一槍不發的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當他走近時，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曾創立科學院製度、現代大學製度、整個大陸體係的成文法製度。私有財產製度在拿破侖法典中“象數學邏輯一樣嚴格建立起來”。被黑格爾這種知識分子真心崇拜，稱為哲學理性在地上的代表，這種君主實在不多。拿破侖臨死前曾聲稱：“我用以傳之萬世的，不是我的政績和武功，而是拿破侖法典。”顯然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體，而是保護私有財產和確定陪審製度的成文法。法國革命後，幾經改朝換代，直至世界大戰時從來沒有真正確定民主政體，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侖法典奉為圭臬，不敢變動。革命後真正被鞏固了的是拿破侖確立的私人財產製度和法律體係。
法國的曆史，與香港、台灣、南韓等東亞現代社會，都說明私有財產製度是比民主政體對現代社會更根本的東西。隻要有完備的法律和私有財產製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
私有製能順利走向民主
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產黨統治下，他們都有本事發展出私人資本主義來。正象學大寨運動中，有些生產隊就偷偷把田分了，由於產量激增，還得了農業學大寨的紅旗。中國人長於與政治權威妥協，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麵派工夫實在到家。上海是另一個例子。“四人幫”用專製主義辦法經營上海的國營經濟，相當成功。而上海經濟卻很不適應改革後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
以私有製為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台灣。台灣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員高，天天在議會罵政府。而在大陸，政府吞吃了整個社會，獨立於政府的中產階級或社會幾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奢談民主是很危險的，因為根本沒有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果隻是想欺騙輿論或粉飾太平，那還談不上危險；如果真想試試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引出動亂和改朝換代來。因為若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則“人民”是不具有建設性、很危險的改朝換代的政治勢力。
共產黨靠鎮壓政黨過日子
中國政治有其十分特別的地方。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朝代周期。所謂國體概念、專政概念、革命與反革命概念，無非是用現代政治詞語來談論這些古老的特點。
農民起義軍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中國政治中成功的政黨都是改朝換代黨（革命黨），而不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政黨”。所以中國人一講政黨自由，馬上會想到改朝換代。特別是共產黨這個經過成功的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它以極殘酷的手段鎮壓一切政黨活動（為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對政黨自由與改朝換代的關係特別敏感。以我個人對中國政治犯的觀察，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的絕大多數秘密政黨活動都是以改朝換代為目標，不管是親蘇的“勞動黨”、親西方的“民主黨”、親台灣的“反共救國軍”、信儒家的“大同黨”，還是農民會黨性質的“一貫道”。
共產黨朝代的特點是極權主義
國民黨很像曆史上的隋朝。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像現代政黨，它文化很高，但卻不太會打仗。國民黨的革命沒有徹底改朝換代，它把清朝時代的紳士階級和新的中產階級幾乎完整的保留下來了。所以國民黨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換代，有點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味道。而共產黨朝代極像明朝，它是一次徹底的改朝換代，對基層的舊社會紳士階層趕盡殺絕，打入十八層地獄
中國政治曆史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權威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但是共產黨朝代的特點卻是極權主義而非權威主義。共產主義式的集權主義是人類曆史未曾有過的。中國目前對人口流動的控製不但史無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蘇聯嚴厲得多。所以中國很多史無前例和旁無佐證的極黑暗的政治現象，隻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結婚生下的一個文化怪胎。對這種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
討論民主改革為時過早
從上幾節的討論，我有幾點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避免革命與專製的循環，而革命本身卻是促成這個循環。第二、沒有發達的私有財產製度時來談民主政治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為這可能導致動亂和改朝換代。第三、中國共產黨朝代的演進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時機。共產黨還在開國的末尾，它的基本特點就是鎮壓政黨活動（政黨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壟斷政治。
雖然討論民主政治改革為時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灣問題、鄧小平複辟、蘇聯式製度危機等等，又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動力結構。中國處在一種從極權政治向權威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麵前，雖然離台灣正進行的從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還相差很遠，但脫離蘇聯政治發展模式的幾率卻相當大。
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頭等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中為私有化市場化創造了條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麵為上述政治過渡創造條件。
選擇的機會
如果第三個人問我：你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如果有機會向社會大聲疾呼，你會說些什麽呢？我就要告訴他，如果我能在電視中向人民大聲疾呼，那我會說：民主的當務之急，一是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動修憲運動，取消四個基本堅持。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國教的地位；保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短期而言，這可能沒有效果，但台灣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說明憲法意識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有著極深遠的長期影響。
我一直擺脫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缺陷：過分強烈的使命感，關心國家的命運，多愁善感（中毛澤東“關心國家大事”的毒太深？）。盡管來美國後這種毛病減輕了一點，我更關心自己在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和可能賣得出去的產品（我的產品是知識），但“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毛病還是有一點。因此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勵，又寫了一篇充滿使命感、“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文章。寫完之後，悲從中來。因為這種過分強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製度不健全，迫使非職業政治家過分關心不是他專業的事。不管如何，每當中國政治變動發生，我都會“思潮澎湃”、“聯想翩翩”、“傷感”一番，不是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一種“精神享受”。試想一個為看中國政治這部戲，付了十年牢獄之災門票的人，怎會不仔細觀賞這個票價高昂的話劇呢？
物以稀為貴，人才泛濫也是災難。
韓寒愛說什麽是他的自由，那位司馬南卻把他貶低成：司機水平，感覺後者這樣說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