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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博士，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 ）先生在采訪了梁漱溟之後寫了一本書，中文翻譯為《這個世界還會好嗎？》，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似乎覺得這是針對中國人的一個問題， 80 後的記者李立君先生也寫了一段博文，在羅列了一係列中國社會的弊端與危機之後質問：“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還會好嗎？”
其實，這個“愛侃”的艾教授和其他洋鬼子一樣，來遼闊的中華大地上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之後，就以為對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了解，洞悉了“大儒”梁漱溟，回去便著書立說，做 tenure 的敲門磚了。而李立君先生可能也沒有完全領會該書的意圖，將梁老先生的一段話過於當真了。殊不知，我們都被梁大儒忽悠了。
不錯，梁漱溟的確提出了人類學術研究的三個基本問題：人與自然的問題，人與人的問題和人與己的問題。隻是，梁先生出於偉大的民族主義情懷，他對於洋人所說，未必是他的真心話。身為“大儒”，他並沒有覺得中國文化涵蓋了這三個問題。在他自己的著作《東方學術概論》中，梁先生就痛批中國文化不關注第一類問題，因此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他認為中國文化早熟，直奔第二、三類問題。
是的，中國文化不屑人和自然的問題，故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中國文化也不太關注人與己的問題，所以也沒有產生本土宗教，儒家更沒有向佛教和基督教那樣重視過人和自己的問題，即終極關懷和彼岸世界，我們一味奔向人和人（社會）的關係，於是產生了黑厚學和關係學，超級“入世”的人與人“關係學”使得當今社會成了一個赤裸裸的世俗和功利社會。
我們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人合一是一種原始的宇宙觀，產生的隻是‘天地感應’‘吃什麽補什麽’和煉丹這樣的東西。中國社會從來沒有真正愛護過自然，愛護過生命。“子不語怪力亂神”，一句話就將中國人對自然，對人生對心靈和對彼岸世界的訴求拒之門外。
梁先生對於西方“個人本位，自我為中心”的理念還是持一定的肯定態度的，但是他又覺得西方靠資本主義發展了物質文明，而“中國已經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路的餘地了，不可能走資本主義，所以它不能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共產黨在中國的出現，並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別、不奇怪的。我再說一句話、結束的話，我是樂觀的，我覺得那個馬克思主義很好，它比那個空想的社會主義高明。”
所以，梁先生認為西方要學習中國，尤其學習中國人的倫理孝道和禮讓——“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視人與人的關係，它把家庭關係推廣用到家庭以外去，應用到社會上去，好像把那個離得遠的人也要拉近，把外邊的人歸到裏頭來，這個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文化的特色。”
不知道梁先生是不是有意在洋人麵前遮羞而忽略了此種文化產生的等級森嚴，專製和奴性社會，以及“把離得很遠的拉近”而產生的關係學和黑後學。他在洋人麵前大談“禮俗”，“禮讓”，說“讓”就是看重別人，“禮”就是尊重旁人。大儒不會不知道儒家的“禮”到底是什麽貨色吧？
無論如何，梁大儒的預測沒有應驗——“剛才我說的，到了未來，資本主義過去了，社會主義來了，恐怕這個禮讓的風氣會要來了，大家在一塊生活，互相尊重是很必要的。所以我就說，世界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
是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來看，資本主義終究是要過去的，從當今西方社會的種種危機來看，資本主義也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人類所有問題的製度，自古希臘誕生民主理念到文藝複興，工業革命，民權運動以及人人平等的獨立宣言，西方文化得到長足發展，從而使得人類在近百年在對應人與自然關係上邁出了幾千年沒有邁出的大步，可是，步子太大了一樣會扯著蛋。
這一波接一波的金融風暴和社會動亂何以應對？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但是當西方的經濟遭遇一個巨大瓶頸之後，何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將其解脫？自民主平等人權之後，西方文化有何進一步的發展？下一個裏程碑在哪裏？現代科技將人帶上月球，奔向火星之後又會將人類帶向何方？
過於關注第一類問題是不是會導致對第二、三類問題的忽視？當然，民主、人權畢竟關注的是人和人（社會）的關係，可民主人權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理念還很不成熟，其形態也在上百個“民主”國家裏千差萬別，那麽在一個經濟停滯，戰亂四起，社會動蕩的時期，西方的文化如何發展進步，從而帶動製度的進一步改良與完善，我們拭目以待。
是不是西方真的到了窮途末路要靠中華文化來解脫了？
曆史的發展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當初我們設想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沒有成功，今天要回過頭來在幾千年的破紙堆裏尋求真理也不現實。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還要靠他們自己解決，而我相信那個機體也有強大的自我修複功能。但是要充分發揮這個功能本質還是要正確處理好人對自然，對社會和對自身的問題。這不是中國僅有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當今資本主義世界也到了一個文化發展的瓶頸。經濟的停滯最終需要文化的發展來推動，這正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近幾十年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也沒有本質的進步，所以其經濟問題還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
所以，“這個社會還會好嗎？”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答案，不能把握征服自然的魔棒，那隻能轉向第三類問題：人和自己較量，回歸宗教了。隻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經曆任何苦難。
至於中國自己，中國必須首先老老實實經曆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拋棄一切封建殘餘，擁抱普世價值，不要抬出 10 米高的孔子像，也不要幻想什麽茉莉花，中國需要的是漸進的改良，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朱大可先生在談到中國文化複興時就說到，如果把恢複儒學看作是中國文化複興的唯一出路的話，那不是複興，而是複辟。“大家生活在一塊，相互尊重禮讓”和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是一樣的烏托邦，曆史早已證明是一個海市蜃樓。
當然，中國在第一類問題上迎頭趕上西方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第二類問題（人和人）上，則必須拋棄君臣父子那一套，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官為本，以人為成本。在第三類問題上，中國人何時能有被自身文化接受的本土宗教來填補信仰的真空？這可能隻是一種臆想了。
就全世界而言，經濟發展既然遭遇瓶頸，那就應該停一停，緩一緩，隻有在文化上找到一條出路，人類的未來才會看到希望。
對了，艾愷教授那本書的英文原名叫“Has Man a Future ？”
看看這兩天的股市，看看倫敦，看看奧巴馬，我真的想問：人類的未來在哪裏？
好問題。
我想，中國目前是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衣，長著資本主義麵皮，揣著封建主義內心的“封、資、社”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