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大師”們的偏激說起

 

我對於所謂的“大師”很有些不以為然的，如果民國時代的某些文人能成為“大師”，當今的餘秋雨“大師”不也順理成章？但無論如何，民國期間還是湧現了不少值得稱道的文人學者的，可是，把這個功勞歸咎於“民國”未免也太抬舉老孫和老蔣了。

民國期間的“大師”其實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五四名人”（參見鳳凰大視野之《五四人物誌》），這說明，上世紀初“大師”的湧現和五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五四無疑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無論現今如何定位五四，其反封建河思想啟蒙的積極意義是不可抹殺的。這期間出現的風雲人物，絕大多數都受過西方文化的熏陶，“求真”“求實”“崇尚自由”是他們的指導思想，而這些都是背離傳統文化的。

讓我們從這些大師對待漢字這個側麵作一簡單分析。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蔡元培、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梁啟超等都對漢字有著十分尖銳甚至偏激的批評：

 “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字，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

“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陳獨秀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終將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運之道。”，“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能自己死。”—— 魯迅

“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劉半農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要根本廢除漢字。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采用羅馬字母……，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

 “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蔡元培

 “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拚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拚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拚音的文字”。——胡適

 “中國文學的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識是極不便，應用是極不經濟，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改用拚音文字絕對的應該”——傅斯年

等等……

當然，回過頭看，我們現在知道，廢除漢字不管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沒有可能，但是當年的這場著名的曆史公案讓我思考一個問題：蔡元培、錢玄同、魯迅、傅斯年等人都不是無知粗魯之輩，為什麽會提出如此“荒唐”的主張呢？難道是一時衝動或是嘩眾取寵炒作自己？都不可能。

“廢除漢字”是和五四宗旨連在一起的一個著名口號，現在的“事後諸葛亮”們盡可以嘲笑那些“大師”，但這個口號背後的深層思想文化內涵是不容忽視的。

五四的精在於鏟除傳統的封建文化，實現世界大同這樣一種普世主義情懷和烏托邦夢想，於是，“廢除漢字”變成了一個實現理想的切入口。因為從本質上說，漢字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漢字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尤其是漢字，它不像西方的拚音文字那樣隻是記錄語言的原始“音響”，漢字以“六書”的形式在文字與其代表的物象之間建立了密切聯係，也就是說，漢字是中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紐帶。

“五四大師”們感到，要與傳統徹底脫鉤，去重建一種新文化，就必須在文字上將其徹底斬斷。

和蔡元培發起成立愛國學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稚暉，雖然是舉人出身，但他接受了西方文化（先後赴日本、英國、法國留學）之後認為，中國文字與中國之“舊種性”合而為一，難以剝離，並闡述中國之舊種性以野蠻為特征，與人類進化之理相悖，這與魯迅一直鞭撻的“國民性”相吻合。吳氏認為，國粹如同“幹糞”，不能因為其“曾在我腸腹中”就予以保存；那些認為“中國人能識中國字，則愛國思想即油然而生”的高論如同“屁說”，都不值一哂，唯獨這“舊種性”與文字如影隨形，非廢除漢文不足以將其鏟除。魯迅則更是將漢字比為國民身上的“結核菌”。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以“廢除漢字”在當時的的確確不是一個毫無道理的衝動，而是一個嚴肅甚至沉重的文化課題。至少，今日我們回眸，不能不思考，“大師”們為何不約而同地“偏激”，這“偏激”的背後有什麽思想文化內涵？當年困惑“大師”們的問題今天“高明”的人們是否都能一一回答？

中國何以落後愚昧？漢字有罪嗎？傅斯年從漢字數落到中國人：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

胡適更是“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蔑中國文化，誣蔑東方文化……，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胡適“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徐複觀《民主評論》）

這樣的評論不正是目前網上對所謂的“漢/奸”的咒罵嗎？那麽由此看來，“五四大師”還能被稱為“大師“嗎？

不管“五四大師”也好，“民國大師”也罷，以胡適為代表的革新改良派畢竟主導了中國人的思想啟蒙，倡導了民主科學新道德和新文學。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其可貴之處就是跳出一切框框，走在時代的前列，用嚴謹的態度來懷疑一切，包括我們的傳統文化。

所以，與其說“民國大師”的湧現是老蔣的開明寬鬆，不如說是五四之風吹散了厚重老成的封建烏雲。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沒有老蔣沒有民國也同樣會出現這些“大師”，但如果沒有五四，沒有西風東漸，中國一定還在一個封建王朝中輪回，何來大師？

究竟是什麽因素成就“大師”？還是用大師胡適自己的話總結：我已經做了“大膽假設”各位“小心求證”吧！

無論如何，就漢字而言，如今我們雖然還在使用漢字，但我們能更方便地使用白話文，寫簡化字，用漢語拚音，這些都和“大師 ”的偏激不無關係，如果沒有這種偏激，要對漢語漢字作任何改革幾乎都不可能。魯迅說過，要給一個黑屋子開一扇窗一定會有人不同意，但你說要把屋頂掀掉，他們就同意你開窗了。

順便說一句，民國時期真正能配得上“大師”二字的，我認為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魯迅。中國當今有大師嗎？那就見仁見智吧。

[麻辣擱筆]

漢語是絕對應該拚音化的，但1958年的這套方案是在是個垃圾，完全是為了注音目的而造的，這種先天不足決定了它無法承擔文字的功能。
要學習越南人，請洋人來給他們造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