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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網友說， 林語堂筆下的中國人“知書達理，溫而文雅又有氣節”，我不知道這結論來自何方，我隻知道林先生的確寫過一本書，叫“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中文翻譯就叫《中國人》，當然，也有翻譯成“吾國吾民”，“中國人的智慧”等等。你如果看英文原版和《中國人的智慧》就會發現內容並不一樣，因為很多章節被“和諧”掉了。不過，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中國人》全譯本還是值得一看的。
《中國人》一書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國民性的陰暗麵，有人就把英文“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譯成《賣Country and People》，並指責它是一部賣國的書。
因為，學貫中西的（美國哈佛，德國萊比錫）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進行了反思、重估。他認為，儒家文化經宋儒援佛入儒，走向僵化，成為禁錮國民生機、活力、創新的偽道學，並散發出頭巾氣。這種文化擺脫不了人治精神，隨意性強，監督性差，其惡果是貪汙風行、特權作祟、欺壓民眾、假仁假義、誤國誤民，官員蛻為“亡國官僚瘟國大夫”、“豬仔議員”、“讀書土匪”。生於斯種文化及其體製下的國民，日益變得虛偽、懶惰、奴性、自卑、忍耐、懦弱、頹唐、老滑、俏皮、愚昧、自大，如此“涵養”過甚的人如麵條、湯圓、家禽、馴羊、蝸牛等。國民的生命力、創造力喪失殆盡。
有學者評價：魯迅和林語堂都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看到的是表麵之現象，而林語堂則直指其根源——傳統文化。魯迅隻看到“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誣陷，……於是人們就隻要事不幹己，還是遠遠地站開幹淨……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上圍觀或基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而林語堂卻痛斥中國人的冷漠。
當然，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冷漠。比如今天提到拯救鷹寶寶，有人覺得是愛，有人覺得是太空閑了……。花姐說得好：“我們不會為了一隻狗過馬路而停下車來，見人都不停，更不會花錢去救一隻鷹”。
悲呼！
以下摘錄一段：
林語堂：中國人的冷漠
如果說中國人的耐心是舉世無雙的話，那他們則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認為這同樣是社會環境的產物。這裏有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作為對照。英國名著《湯姆求學記》中有這樣一個場景，湯姆·布朗臨行前，母親囑咐他“要抬頭挺胸，直截了當地回答別人的問題”，然而中國母親對兒子的臨別囑咐卻往往是“少管閑事”。出現這種現象，是因 為身處一個法律不保障個人權益的社會，不關心公共事務總是比較保險，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麵，西方人則難以認同。
但我覺得這種差異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與中華文化相適應的產物，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並遺留下來的，而後人則接受著這種舊觀念的熏陶。Taine（美國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譯者注）曾說過惡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這種絕對的觀點，我們仍會認同多數人的看法，即認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個社會的廣泛推崇，並極有可能將它作為生活中的一般準則。
中國人固守的冷漠態度就像是英國人隨身攜帶的雨傘一樣，因為風雲多變的政治氣候總是暗藏危機，這對於那些管得太多的人來說終歸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換言之，中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一樣都熱心公益，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有熱血誌士，他們也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但等這些年輕人到了25~30歲之間的某個時候，大家全都變聰明了（中國人叫做“學乖了”），變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斷一個人是否老練和有教養的重要標準。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冷漠，有的人則是在手指被灼傷一兩次後才習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謹慎，因為所有曾經行為不羈的老家夥都已經受益於冷漠，他們要在這個個人權益不受保障的社會裏生存下去，在這樣的社會裏，把手指頭燙傷一次已經是足夠倒黴了。
因此，在個人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冷漠也就獲得了自己的“生存價值”。一個人太熱衷於公共事務（或者中國人所謂的“閑事”）是非常危險的。邵飄萍和林白水這兩位中國最勇敢的記者在1926年 被東北軍閥（張作霖，譯者注）槍斃，甚至都沒經過任何審判，其他記者自然會從中學會冷漠，開始“變聰明。”在中國，所謂的最成功的記者，是那些對生活，特別是對當下最迫切的社會問題沒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記者。他們又能做些什麽呢？人們隻有在個人權益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才會熱心公益，這時，大家隻需注意誹謗法 （國外把保護名譽的法律通稱為“誹謗法”，譯者注）。但當公民權益都得不到保護時，人們自我保護的本能便會告訴自己，莫談國事才是對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護。
換言之，冷漠並非一種高尚的美德，而隻是一種社會態度，人們因為得不到法律保護而把它當作必需。冷漠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表現，如同烏龜進化出龜殼。中國人的 漠視眼神舉世聞名，但這隻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咎於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自我約束。中國的強盜和土匪就是這一論斷的事實依據，強盜和土匪無需仰仗法律的庇護，因而沒有進化出冷漠的外殼，他們是中國社會中最具俠義心腸和公益精神的一個群體。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騎士精神，以“豪俠”為名義， 與白話小說《水滸》有著必然的聯係。讀者通過閱讀小說，感受著這些好漢的生活與冒險，通過小說間接得到快感。這就像Elinor Glyn（英國小說家，性愛小說的先鋒，譯者注）受到追捧是因為她背後有大量美國老處女作為她的擁躉一樣。因此，強者是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為他們敢承擔管閑事的後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數，他們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攙和時事。
回 顧中國曆史，我們也能驚奇地找到佐證。中國的魏晉時期，文人因不關心國家事務而受推崇，結果使國力漸衰，導致中國北部被北方蠻族征服。魏晉時期的文人熱衷於飲酒和聚眾“清談”，沉迷於道教的神話，夢想找到吃了能長生不老的仙丹。這一時期是自周朝和漢朝以來，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點，也代表了一個時代衰退 的終結，此後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第一次被蠻族統治。中國人這種對國事不聞不問的冷漠態度算正常嗎？如果不正常，那是什麽原因造成了現在這種局麵？曆史給了我們答案。
我們似乎已經找到了中國人態度冷漠的病灶，同時也了解了產生這種冷漠的根源，眾所周知，這種冷漠使中國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而解決問題的辦法似乎也很簡單，即製定法律，保護民權。但好像沒有人有足夠的遠見能看到這麽做的長遠影響。沒人要求這樣。也沒人真的想這樣。
在中國，人過了四十歲就變成了一個無賴，不過，我們確實是歲數越大越不要臉。20歲姑娘很少為錢而結婚；40歲的女人則很少有不為錢而嫁人的。一個人年過40而未變成無賴，那麽他不是思想軟弱者，就是天才。
……
哈哈，我們都過了40歲了吧？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