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民主，但不能沒有皇帝——辛亥100周年祭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從官方的曆史教科書中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是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2000年之久的君主專製製度，是一次民主革命運動。

曆史的車輪向前邁進了100個春秋，直到今天，當突尼斯這樣的蕞爾小國裏茉莉花盛開之時，華夏大地上還是死一樣沉寂，於是我納悶：100年了，中國人為何還在原地踏步？

我一頭紮入曆史的長河中，逆流而上，審視著一串串事件，一個個人物：毛澤東，蔣介石，孫中山，李鴻章，袁世凱，楊度，康有為，梁啟超，溥儀……。

忽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皇上，您不能走！”——這，就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這也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心中濃濃的儒家情結，更是我們今天徘徊於民主和專製的十字路口的症結所在！

當殖民者的堅船利炮砸開中國大門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天下”不單單隻有大清，國體也不單單隻有“吾皇萬歲”，尤其當一個個“條約”在屈辱中簽署之後，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必須實行新政才能強國。

1898年，以康梁為首的改良主義者推動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可惜頑固的保守勢力幾乎沒有給革新任何機會，“政改”僅僅維持了103天就壽終正寢了。

之後，中國再次遭受外族的蹂躪，君主專製的腐敗無能，再次喚醒了以孫中山為首的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凱為中堅的立憲派。孫主張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立憲派則反對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主張按西方的模式發展經濟，用和平手段廢除封建皇帝專製，建立以君主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無實權的君主立憲政治。

用今天的眼光看，孫中山不過是一個隻看到西式民主皮毛而不諳中國國情的“憤青”（有如今天極力倡導茉莉花革命的海外‘精英’），而袁世凱才是中國曆史上明了國情真正有眼光的改革者。

清末的政治改革，事實上也是從保存清室的前提下，著手立憲開始的。光緒二十七年，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以“急進改革者”的麵目出現，向朝廷條陳新政辦法10條，包括設各省設官報局以開啟民智，派遣王公官員出國考察；設立商會，興辦商務等。史間評論：“清廷革創之政，幾乎均出其手”。

這次政改的精髓是倡導立憲。袁世凱奏請“考求各國憲法，變通施行”。不久，清廷頒布上諭，宣布派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軍機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紹英等五大臣攜帶隨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革命黨人此時也沒閑著，他們覺得朝廷新政是假，於是在北京站製造爆炸事件，五大臣中兩人受傷，考察延期。

讓我們暫且放下曆史的細節，考察大的走向：五大臣還是分批出國了，清廷也開始了政改的嚐試，但是，袁世凱的主張不單受到了頑固勢力的阻撓，也受到了革命黨的攻擊。

革命黨還是成功了，他們趕走了“真命天子”宣統皇帝，走向了共和。值得一提的是，當武昌起義槍聲響起的時候，清廷出於無奈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提出條件：“實現立憲，明年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解除黨禁。……”

革命勢如破竹，革命黨也沒有給袁世凱一個機會。但是，共和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康莊大道嗎？

我們看到，中國之後的曆史是一連貫的“複辟”與戰亂，“洪憲帝製”究竟是袁世凱要做皇帝夢還是袁克定想自己繼位而搗鬼，或許“帝製”隻是袁世凱“君主立憲”的一部分？這些都不好輕易下結論。畢竟，當時全國有1993人投票裁決國體，讚成帝製為1993人，無人反對，無人棄權。加上各式各樣的“各省公民請願團”、“軍警請願團”、“商會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孔社請願團”、“女子請願團”，甚至“乞丐請願團”等等，一致要求“君主立憲，恢複帝製”。所以， “袁世凱一心想當皇帝，篡奪革命果實”的說法看來是要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的。

堅定的立憲派楊度認為：“共和係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違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已亂之方”。

的確，失去了“真命天子”的中國，一派亂象，張勳、黎元洪及各大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誰都不買帳。討袁、北伐轟轟烈烈，中國四分五裂。

塵埃落定，民主共和似乎勝利了——中國出了一個蔣中正。

老百姓買他的帳嗎？

還是楊度明白： “可惜得很，蔣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為他不做皇帝，所以終於沒有成大功的希望！”

韶山衝出來的毛澤東就不買帳：“蔣介石，他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把他看看！”

終於，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

有學者指出，真正了解中國社會的隻有四人：楊度、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我覺得蔣介石還算不上，鄧小平可取代之，而對中國最了解的一是楊度，二是毛澤東。

毛澤東是一位奇人，他知道中國的變革要靠最底層的“泥腿子”，他們仇富，要造反，那麽就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自己當皇帝了，酸溜溜的知識分子要民主共和，那國號隨便你們怎麽叫都可以，共和不夠，就再加一個“人民”，但是，他知道中國人內心還是希望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君主，最好是“明君”護著芸芸眾生，管理著眾人，把“真命天子”關子大牢裏是不行的。

於是，他大筆一揮，“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就應運而生了。

從此，中國人民又有了“真命天子”，“共產製”也成了“天道”。順便說一句，毛死後，華國鋒決定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從曆史的角度看是正確的，當時中國人的心中，毛澤東的確是一尊至高無上的神，今天無論如何指責那個建築，充其量是事後諸葛亮的“高明”。

回頭看，“共和”無疑讓中國走了一段彎路，“十月革命”的炮響又給中國送來了西方的馬列“邪教”，中國人血液中的帝王情節沒有著落，民主共和始終都是無根的浮萍。

袁世凱在退位後曾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米拉德的采訪，其中有一段話非常發人深思：“在中國誰不想當皇帝呢？過去的人想當皇帝，現在的人想當皇帝，未來的人還想當皇帝。你還年輕，可以觀察中國的未來，不信就等著瞧吧。你剛才看到我哭了，我不是哭做錯了決定，而是哭這事幹砸了。中國有著出產皇帝的肥沃的土壤，天天以揣摩上意見風使舵謀生的寄生蟲滿地都是。“十三太保”裏邊有個聲稱最具理想色彩的楊度，稱帝一事還沒譜呢，不是也已經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趕著在巴黎定做大禮服嗎？我隻要使個眼色，楊度就網羅名流組織 “國體研究學術團體”，到全國請願聯合會。再看看那20省區軍事首長，個個都通電“速正大位”。看看馮國璋那段詞兒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與人歸的時候，隻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國有的是這等人才啊。那個反賊孫文，自己當總統的時候，就要總統製，我當總統的時候，就要實施內閣製。他還遠未成氣候的時候，就要人宣誓向他個人效忠。他也就是這輩子沒有真正掌握過權力，要掌握了大權，一樣是個想當皇帝的主。”

是啊，連孫猴子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袁世凱是這樣評價自己這個皇帝的：“即便後來革命黨鬧事，我是中國終結滿清王朝，開辟共和的開國總統啊。從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時期，推行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與時俱進。興學重教，開通民智，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前無古人。正是由於政治上的寬鬆政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批新文化大師才脫穎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學；邵飄萍、黃遠庸兩大新聞巨擘一則則獨家新聞、眾口交傳；革命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

無論曆史怎樣評判袁世凱，無論中國實行什麽體製，皇帝是不能沒有的，而君主立憲是中國走向民主的唯一出路。時任中國憲法顧問的美國學者古德諾（Professor Frank  J．Goodnow）在《共和與君主論》中稱“如果不引起中國人民與外國的反對，繼統法圓滿確立，君主立憲製的發展俱備，君主製較共和製於中國為宜”。

中國經曆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良民”們都需要一個的皇帝做自己的主心骨。

平心而論，在“毛朝”最初的幾年裏，中國人民由衷的愛戴“真命天子”毛澤東，信仰馬列共產，為人民服務，因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還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當時民眾的凝聚力和道德民心，可說是近一個世紀來少有的高峰。隻是毛帝習慣了鬥、鬥、鬥，不注意民生，加上國際上冷戰的大趨勢，才讓中國社會日益陷入衰敗和孤立。

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後經濟雖然向前發展，然而道德和文化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主心骨”，這一切，和民眾心裏缺乏一個“神”是不無關係的。

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回眸先輩的足跡，我希望曆史能倒退回100年，中國還有一個皇帝，愚民們還能高呼：吾皇萬歲！然後我們就有可能學習日本和英國建立君主立憲，逐步走向民主。

可惜，曆史已經不給中國人這個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