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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摘要】: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賢園一片肅穆,此刻,正在舉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儀式。低沉的音樂聲響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安賢園文星園,四周青鬆蒼翠,遠處青山環抱。墓碑上隻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先生秘書傅涇波的後人、美籍華人傅履仁老先生這樣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 11月18日《錢江晚報》)
約翰·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 1876 年 6 月 24 日- 1962 年 9 月 19 日)是一個奇怪的洋人:他出生在中國杭州,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及校務長、美國駐華大使。在中國,他的名字一度聲名狼藉,是“逃跑”、“失敗”的代名詞,那是因為偉大領袖“欽點”之後,那篇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從此,“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失敗的符號,成為人們嘲諷的對象。
不尊重曆史,必然會被曆史嘲諷。被妖魔化了的司徒雷登如今恢複了他真實的麵目,並以一種隆重而體麵的方式回到了他的第二故鄉——可惜他不能親眼看見這一切了。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憤 # 青們可以罵他是‘美奸’)。“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曾被囚禁 4 年之久。在任職燕京大學校長期間,當他得知燕京學生去南京請願,抗議政府消極抗日時說:“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司徒雷登的辦學目標是:“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那時燕大校園裏充滿著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凡是有本事的教授,不問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和學術流派,一概照請。
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前夕,曾與中共高層秘密接觸,甚至計劃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事宜,但最終被召回,未能成行。
曾為燕大學生、時任燕大教員的冰心這樣讚揚自己的校長:“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曆史學者林孟熹認為,整個 20 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麵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然而,毛澤東一語斷定:司徒雷登“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
據報道,司徒雷登的遺願一是將周恩來 1946 年 11 月送給他的一隻明代五色花瓶送還贈予者;二是,死後將他的遺體火化,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學墓地,與妻子的遺體相伴。
我不明白為什麽司徒雷登不能完全實現他的遺願,當局避開了北大,有什麽顧慮嗎?或許,司徒雷登的墓園會成為西湖的又一旅遊景點,這也無妨,但是希望今天的中國年輕一代,要有麵對曆史的勇氣,要明白曆史事件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不是什麽行為藝術。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