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普通的普通話

長期以來，中國的南北兩地常常會因為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種種矛盾，有時為在什麽場合說什麽話爭得不可開交。甚至會由語言引發到文化和人性上的爭端。於是這個話題就被封存起來，大家都小心翼翼，好像誰打開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一場南北戰爭就會爆發一樣。

如今講究和諧社會，所以就要求同存異。那麽讓我們從曆史的觀點出發，盡量公平的，理性的分析這一爭端的來龍去脈。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國製訂一套統一的語言文字和相應的發音係統絕對是有必要的，但是每一個特定的人群都以自己的母語為驕傲，小時候讀《最後一課》時就為法國人誓死捍衛法語的精神所感動了。

出於對本土文化和母語的愛戴，中國的南方人對於普通話的質疑也就不難理解。至於有人認為南方方言是小市民語言，北方話才是中國語言的代表，甚至認為北京話就是普通話，這實在是極大的誤解乃至歧視。

所謂“普通話”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裏，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那麽“以北京話為基準音”的普通話是怎樣成為現行的標準語的呢？

首先，我們要弄清北京話的演變過程。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曆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曆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用羅馬拚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征。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曆史都超不過400年，也就是說，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而且令人驚訝的是，明朝的北京官話據考證為當時屬於吳語的南京官話！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時候，北京官話的影響逐漸超過南京官話，最終在北洋政府時期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作為漢語官方標準語的南京官話在民國時期逐漸退出曆史舞台。

必須指出，所謂的北京官話是滿族人學講的漢語。滿人入關後，他們唯一不能征服的就是漢族的語言和文化。於是，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曆程。

北京城裏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曆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曆史就是這麽滑稽，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滿族的意思）。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隻是北京城內滿清貴族學說的漢語。把普通話硬說成是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所以，普通話的曆史最多隻有400年，400年前中國沒有現在所謂的這種“普通話”。現在的普通話是滿人的專用漢語！普通話是滿人發明的，它深深的打上了滿人的烙印。

難怪有人說：把普通話納入漢語的範疇都有些牽強附會，更可悲的是，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將旗袍和京劇列為中國的國粹不是很荒唐嗎？博大精深的中華五千年文明不可能僅僅濃縮在滿族人的統治之中！

據說，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首屆國會中曾有人提議廣州話為國語；當時來自廣東的國會議員剛好過半數，通過這一法案似乎不成問題。不過，身為廣東人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顧全革命大局，勸說粵籍議員放棄以粵語為國語。結果，北京話以一票之差壓倒廣州話成為國語，至今仍讓一些廣州人遺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1955年—1957年進行文字改革期間收到各種漢語拚音方案1600多個，最後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拚音的符號係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漢語拚音方案。

漢語拚音方案進一步鞏固了普通話作為“國語”的地位。奇怪的是，參與漢語拚音方案及其前身製定的絕大多數是南方人，這雖然和江浙在全國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漢語拚音卻沒有一點吳語發音的痕跡，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拚音方案委員會由如下人員組成：吳玉章（1878－1966，四川自貢人）、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韋愨（1896～1976年廣東香山縣）、丁西林（1893～1974，江蘇泰興人）、林漢達（1900～1972浙江鎮海人）、羅常培（1899～1958，北京人)）、陸誌韋（1894～1970，浙江吳興人）、黎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王力（1900～1986，廣西博白人）、倪海曙（1918～1988，上海市人）、葉籟士（1911～1994，江蘇省吳縣人）、周有光（1906～，江蘇常州人）。

有趣的是，這些人當中許多並不是研究語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學家，林漢達是曆史學家，陸誌韋是心理學家，周有光是經濟學家。

正是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語言學家們製訂了漢語拚音方案，於是全中國的人也不得不向滿人那樣卷著舌頭說話，八旗子弟的後裔們便堂而皇之地把說吳語的人列為不入流的小市民了。

嗚呼！令人遺憾的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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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真正學了一句普通話---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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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開國建都於南京，而朱元璋與跟隨他的人大都是淮西人，比如胡維庸，朝廷上說的言語，當然是皇帝能聽懂的才行。 燕王朱隸馬皇後所出，母語可以肯定是淮西話。
明朝北京的官話，正如你說的，肯定不是現代的普通話或北京話。
北京話本身受外族語言影響很大，很深，唐代以後五代十國有500多年在北方西伯利亞外族統治，南宋也有百多年在遼金統治下，到元代，從元劇可看到北京與現代很多不同。
其實，廣東話是秦代遺留下來的古老漢語，陝西話的“我“發音“俄“， 與廣東話相同，這是秦音的痕跡。另外，唐詩用廣東話來年更押韻。不少廣東話在唐詩能找到有音有字。
客家話也是老漢語之一，80年代，我在勝利油田遇到一個河南人，他對我說客家話與河南土語相通。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融合，隻是比北美洲早2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