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馬利翁(Pygmalion)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塞浦路斯國王。他愛上了一座愛神Aphrodite的雕像,並為之魂不守舍。女神被其真誠的愛所感動,就讓那美女雕像活了起來。大文豪肖伯納根據這一神話創作了話劇《皮格馬利翁》,劇中的皮格馬利翁是個語言學教授,他把一個操倫敦土話的賣花女培養成了溫文爾雅的上流淑女,最後也愛上了她。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R. Rosenthal和L. Jacobson 也借用了“皮格馬利翁”這一神話的寓意,主張向教師提供一些假設的信息,表明某些學生具有更大的潛力,哪些學生會有更大的進步等等。實驗證明,課堂中的皮格馬利翁——教師——對學生的殷切希望產生了神話般的效果。實驗組學生的成就發展比比較組有顯著的提高,這便是皮格馬利翁效應。 前文已經說過,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與成就遵循一個類似正態的分布。“皮格馬利翁”效應可以幫助學生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但是卻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但是,這個效應的反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教師或學校,對某一學生做出了負麵的判斷或期望,那該生是很難再發揮應有的表現了。可謂“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國內的學校過早的或根本上不當地把學生分成了好學生,差學生甚至壞學生。校內分了班,好班差班,文科理科等等;學校也有市/區重點,省重點,甚至有全國重點。這種分級做法先不談其“政治上的正確性”,單從教育原理上講便是錯誤的。 首先,真正的天才不用特殊對待,廣闊天地,自有他們顯身手的地方(李雲迪並未師從於中央音樂學院的名教授)。而那些僅憑一次考試僥幸過關的,便成了拔苗助長的犧牲品了。因為這些學生一定都有某些方麵的特長和愛好,可一但被告知,“你是一位未來的數學家”“你一定會獲得物理奧林匹克獎”,這些學生就會犧牲他們的專長而進入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境地。那些差班或非重點學校的學生就更慘了,他們已被貼上了“不可救藥”的標簽,或是破罐子破摔,或是自我懷疑,求師無門。 筆者讀大學時班上有幾位上海外語學校的畢業生。他們剛進校時的外語水平著實讓其他同學刮目相看,可是到了二年級就被不少同學拋在了後麵。主要因素就是他們被過早地貼上了外語人才的標簽,從而忽略了綜合素質的發展。由此可見,在青少年時期就被人為地分成文科理科,外語體育,重點生非重點生,對於人的身心發展都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這裏順便提一下,中國的體育為什麽老上不去,運動員的心理素質為什麽不如別人?這可能不僅僅是身體素質和訓練技巧的問題吧。全國各地的少年體校若是還在培養“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的“運動員”,那還是關門大吉為好。拜托了! 這裏有一個正麵的例子。著名的電視台主持人王剛,小時候是個十足的“壞” 孩子。由於過份頑皮,屢教不改,被老師變相開除了。在逃學的百無聊賴的日子裏,王剛給偉大領袖毛主席寫了封信,表達了一個孩子對毛主席的忠誠,還夾了兩幅畫和一張照片。不久後的一天,老師讓他到學校去一趟。他見了班主任,班主任朝他笑;見了校長,校長也朝他笑。校長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袋,上麵寫道: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某某小學四年級2班王剛小朋友收,下麵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信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辦寫來的,信中寫道,“王剛小朋友:你6月24日寫給毛主席的信還有圖畫和照片都收到了,謝謝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張,請留作紀念。希望你努力學習,注意鍛煉身體,準備將來為祖國服務。”日期是1959年7月3日。從此,各種讚譽接踵而至:王剛是個挺好的孩子,他隻是淘了一點,淘的學生都有出息嘛。接著區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來了,說這不僅是學校的光榮,也是區、全市中學生的光榮。後來學校的一個老師編了一個兩幕的話劇,叫《他轉變了》,由王剛自己演自己。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話劇。從此以後,王剛就真的變成了一個好學生,非常的好。這封信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這簡直是一個經典的皮格馬利翁效應。試想,如果王剛生在今天,如果他的藝術才華沒能被發現和培養,他要麽會落入社會的底層,要麽被迫去學對他來說枯燥無味的數理化,最終也將默默無聞。 皮格馬利翁效應雖然有神話的色彩,卻並不神秘。它並不是提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而是尊重客觀規律,發現並讓學生充份發揮自己的潛能。“素質教育” 的關鍵也在此,對於青少年時期的學生,應該是“廣種薄收”,不分班,不分科,甚至大學的一,二年級也不分專業。學生在這樣的環境裏,才能顯示自身的才幹,發揮其特長。 另外,藝術教育是不可忽視的一門必修課。聽過揚振寧先生關於“物理與美” 的報告的朋友一定會有所體會。一個真正的科學大家,不可能隻是局限在某個狹窄的領域,他必然是一個全麵發展的,能將各類知識融於一體,對人生,對自然,對美,對哲學都有“頓悟”的“全才”。傅雷若隻懂ABC,那他絕翻譯不出《約翰·克裏斯多夫》,我們也看不到充滿智慧的《傅雷家書》。如果陳景潤能走出小屋,多呼吸一下大自然,聽一點貝多芬,看幾遍紅樓夢,說不定1+1的答案就在裏麵了。 關於素質教育和潛能,這裏有一篇報導頗具啟發。國內某電視台的兒童節目主持人問天真的孩子們:“花兒為什麽有很多種顏色?”孩子的回答個個充滿可愛的童稚。有的說要是花隻有一種顏色太陽就不喜歡了;有的說要是花隻有一種顏色蜜蜂就不想吃了……這些回答都被判做是錯誤的(節目中還對錯誤者配有誇張的嘲笑聲)。最後主持人一本正經的給出了“標準答案”:因為花中有胡蘿卜素雲雲……真讓人大倒胃口!孩子們無比寶貴的想象力就被這個徒有其表的主持人和她的胡蘿卜素給扼殺了。 說到“標準答案”,筆者對此深惡痛絕,因為許多非標準答案的的確確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某多年參加高考閱卷的老師曾在報上撰文嘲弄考生的誤答。舉例如下:問: “身無彩鳳雙飛翼”的後一句是什麽?某答:“落毛鳳凰不如雞”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下一句是什麽?答:“尚能飯否?” 作者對這兩答案大肆嘲笑了一番: “經典,此一答緊扣題目,彩鳳之無翼和落毛之鳳凰,一雅一俗,最後之不如雞一句,講透了道理,實有點睛之奇效。”“絕妙,有朋自遠方來,為何?歸根到底,為混一飯耳,問其尚能飯否,使其居進退兩難之地,若答能,則混飯之心昭然,若答不能,又不實事求是,此一答或陷人於不義,或陷人於不真,實乃絕妙之詞。” 筆者笑不出來,卻為該考生感到惋惜。那些按表準答案作答的學生僅僅表現了簡單的記憶能力,而這名被嘲笑的學生雖不善記憶(其答案歸根到底也是由記憶而來),但表現了非凡的創造力,嘲笑的評語其實是最佳的正麵評價。況且,題幹並未要求用李商隱和孔子的原句作答呀!筆者感擔保,該生的文學素養絕不必普通的大學中文係學生差,隻可惜伯樂不識好馬矣! 縱觀近幾年的國內高考試題,雖然有了可喜的進步,但還基本停留在知識型的命題思路上,常模參照型(Norm-Referenced)的考試隻能把學生引向應試教育的死胡同。西方教育界已越來越重視準則參照型(Criterion-Referenced)考試,考試的重點也不在單純的過濾學生,而是更多的配合教學大綱,起到信息反饋的作用。在命題與評判上,我們也應突破固有的思路,鼓勵學生展示其高層次的思維活動,而不應局限在簡單的具體操作上。 記得過去考數理應用題時,凡是答案錯的,就得零分。愛因斯坦說過:“發現問題要比解決問題重要得多。”回答應用題的關鍵是發現問題的所在並找出解決的方法。科學實驗中,具體的計算則可由一般的技術人員或機器來完成。發現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法,非科學家莫數了。是否可設想,數理試卷可減少計算部份,增加應用題,但隻要求學生提供答題的公式及步驟及可。我們期望更多的學生成為科學家,而不要把科學家的標準降低到技術員的標準上。 知識是教不完也是學不完的,我們古人有“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警句。洋人並不教條,他們的做法又不局限於授人以漁,而是教人如何養魚。給你一塊天地,教你挖個魚塘,放入魚苗。你要學的是怎樣養魚。今後要抓幾條魚上來,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如你覺得抓魚太累,雇人也行。可謂“海闊憑魚越,天空任鳥飛”。 西方的教育中,很少聽到教師簡單地否定學生,即使答案錯了,也賞一句:“Nice Try!” 我竟不知如何翻譯這句話。也許我們的文化就隻樹立老師的權威,老師判一個對與錯是理所應當的。我們的學生慣於聽別人的指揮,唯命是從。君不見國外大公司中電腦編程的大都是華人,但進入高級管理階層和某些具社會影響性職業的華人卻極少,低於華人人口百分比。原因何在?這並不能全怪種族歧視,而應從華人的教育方式與奮鬥目標來發現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回到皮格馬利翁效應上來,素質教育的一大天敵就是龔自珍筆下《病梅館記》裏的文人畫士們。這些人(某些家長和老師)為了培養出幾個“尖子”,“狀元”,“天才”,得個高考第X名或競賽獎狀而不惜犧牲上天賦予孩子們的自然天賦和童真,“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試問,在這樣強大的期望之下,江浙之梅何以不皆病呢?這種皮格馬利翁反效應或負皮格馬利翁效應在封閉的教育體製下害人尤甚。另一經典的反麵事例便是王安石所描繪的《傷仲永》,方仲永雖具天賦,但被過早地貼上了“神童”的標簽,四處招搖,最終“泯然眾人矣”。 “素質教育”的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是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和心理素質的培養。千萬不要認為培養出一兩個學科尖子就萬事大吉了。如今,象昔日的盧剛校園殺人案已不是極端的個例了。如何讓學生真正地在“德智體”三方麵得到全麵的發展,已是教育工作者刻不容緩的任務了。體育也不應是早操,體育課,眼保健操之類的形式,而是應該貫徹到教育理念中去。筆者很欣賞西方有的學校堅持一年四季讓學生穿短褲,裙子。筆者兒子的學校,每天不管刮風下雨,都把學生趕到操場上活動。 “德智體”若要排個座次,“體”絕不應該是末一位,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身體,心理都健康,能適應社會發展,與自然,他人和諧相處的,有現代道德風尚的世紀新人。 “素質教育”要靠高素質的教育者來實施,“素質教育”也絕不局限在校園中。社會和家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道德修養尚未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素質教育”似乎也不能操之過急。在我們的傳統文化影響下,我們的孩子往往缺乏挑戰創新的精神,隻認定一個“表準答案”,按步就班。智慧火花的閃爍,是從向 “權威”挑戰開始的。 一日,筆者諄諄教導貪玩的六歲小兒:“別看電視了,該作功課了。你這麽不用功,當科學家隻是一個夢想。(It will be only a dream of being a scientist.)”兒子不慌不忙,頭也不抬地回敬:“Dreams can come true, can’t they? (夢想也可以成真的,不是嗎?) 此時真想一個大耳刮子扇過去,可心裏竟一熱,“儒子可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