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歡迎大家來坐坐，聊聊
淩晨的電話鈴聲帶來了預料之中但又不願接受的消息，外公走了。
一個八十七歲的老人，帶著對生活的熱愛，對事業的追求，在頑強地與疾病搏鬥了十多年後，靜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是該好好休息了。
一個星期來，心裏沉甸甸的，總想寫點什麽，作為對外公的紀念。幾次坐下來，都無從落筆。作為晚輩，我對外公了解的並不多，可從小在他身邊長大，點點滴滴的往事，又像一盤錄像一樣，反反複複地回放著。我盡力把這盒錄像倒到最盡頭，一幅畫麵反複出現在眼前：半夜時分，急促的喧鬧和砸門聲把我從熟睡中驚醒，一群身著綠軍裝的人衝進家門，他們歇斯底裏地衝著外公叫著，然後開始翻箱倒櫃，搜索這個“美國特務”的犯罪證據。外公披衣坐在床前，鎮定地望著這些“小將”們，一隻溫暖的大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發，另一隻手緊緊地護在我的胸前······，這便是外公在我記憶中最早的形像。
我出身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母親在上海生下我不久就返回了大西北工作。外公、外婆和慈祥的朱奶奶一起用奶粉、奶糕喂養因早產而瘦弱的我。外公從小對我百般嗬護，萬般寵愛。那時，他一百七十元的教授工資讓我得到了普通孩子得不到的物質享受，生活上更是無微不至，連母親都說我被外公寵壞了。我聽說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外公有客人晚上來訪，由於怕吵醒我，賓主二人的談話地點竟然是在關上了門的廁所裏。我該承認，外公對我是太溺愛了，這可能因為他自己從小也是一個在揚州的大戶人家被溺愛的孩子；也可能是他對自己的三個女兒沒盡到多少做父親的責任，從而就把這份愛轉到了外孫身上，算是對女兒的一點點補償。由於種種的原因，外公的婚姻是不如意的，他也許把做丈夫的責任和那份愛也統統放在了我的身上。
外公做了一輩子的學問。記憶中，外公總是坐在辦公桌前的那張老式藤椅上看書寫字，不停地抽著香煙。外公煙癮極大，他從不吸帶過濾嘴的煙，隻抽普通的“大前門”，且一天至少兩包直到十年前醫生下了最後通諜。外公說他一生抽過的香煙可以足足繞地球一圈了。外公的書桌上除了那個醒目的煙灰缸外，就是一大堆書，稿紙和辭典。身旁兩個圖書館專用的書架上放滿了書，中文的，英文的，精裝的線裝的······，外公的英文自然可以說是爐火純青，而中文，尤其是古漢語的造詣更是令人敬佩。外公不管是寫信還是寫文章，從沒一句廢話，半個多餘的字。
外公一身勤儉，生活上清貧淡泊。記得他常常把用過的信封拆開反折過來用漿糊糊住，繼續使用。但外公買書決不吝嗇，他讀書、寫書、愛書。逛書店曾是我們祖孫二人的一大樂趣。記得每每我們各自抱著一大摞書凱旋而歸時，他好像年輕了二十歲，而我則成熟了一輪生肖。外公還常用他那在八、九十年代已屬微薄的工資換成美元，托國外的親戚朋友購買新版的辭典和專業書刊。每當新書寄到，外公都用牛皮紙仔細地把書包好並蓋上自己的藏書章。外公的書桌上雖顯得零亂，但書架上卻是有條有理，次序井然。他總是告誡我，去圖書館看完報紙雜誌一定要恢複原樣，放回原處以方便後來的讀者。
外公胃口極佳，所以飯桌上少不了葷腥，但他決不講究山珍海味。在那困難的年代，定量不夠，每次商店裏有罐頭的午餐肉，外公都如獲至寶。工作到下午，外公總要吃些零食，家中兩隻年代久遠的搪瓷罐裏總少不了什麽花生米、核桃酥、京果粉······。至於誰吃的多，隻有天知道了。
穿著上外公更是隨便。我不記得他刻意添置過什麽衣服，常年總是中山裝或中式棉襖，冬天還戴一頂毛線瓜皮小帽。然而我從照片上看到，他當年在美國時也是西裝革履，風流倜儻。
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外公滿懷一腔豪情回到祖國，可不久便受到了革命風暴的洗禮。我的母親被迫離開上海，外婆不久也不堪折磨離開人世。經曆了不知多少次抄家批鬥，檢查交代，度過了多少個牛棚的日日夜夜，外公挺過來了。外公不是什麽英雄，在高壓之下，他也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他能頑強地和命運抗爭，樂觀的對待生活，不管是去幹校勞動還是下工廠鍛練，他都兢兢業業。記得有一次外公帶著我去工廠勞動，他的任務是用榔頭和鑿子產去鑄件上的毛刺。外公戴著眼鏡，穿著工作服，像寫作那樣認認真真地把一個個毛刺打掉，直到整個部件光潔如鏡。
外公重獲自由後，已是年過花甲了。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自由，更要為奪回被耽誤了十年的時間而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在短短的兩三年之中，他創辦雜誌，培養研究生，甚至親自為本科生上課。同時，他走遍了華東的所有省份，傳授英語教學理論。如今，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靈的是，遍地的桃李已是碩果累累了。值得一提的是，外公對於在文革中為難過他的人未有半分報複心理，反而在學術上甚至生活上給予他們無私的幫助。
做為老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外公的一生是坎坷的。近代中國曆史上的風風雨雨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外公早年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後留校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遷入“陪都”重慶。後又輾轉至台灣，再後去了美國。一路顛沛流離，生活動蕩。此間外公結過兩次婚，生了三個女兒，可與家庭之間總是聚少離多，來去匆匆。做為丈夫，做為父親，外公欠下了很多的親情。到了晚年，外公總是設法給予補償，看得出，他是感到內疚的。值得慶幸的是，外公的晚年一直由我母親照料，四世同堂給了外公不少安慰。今年年初，細心的妻子寄回去一盤磁帶，老人家聽了重孫／女演奏的鋼琴和稚嫩的歌聲，高興地來信說，“過了一個最最愉快的元宵節”。外公每次都不忘用英文附一短信，告誡重孫：學好中文，繼承中華文化······
外公身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產。除了幾部著作外，就是一架三十年代美國產的打字機。看外公打字，也曾是一種享受。他在近八十歲時，還能兩眼不看鍵盤，以每分鍾至少一百字的速度雙手飛快地上下揮舞著，節奏那樣明快，聲音那樣清脆動聽，難怪當年紅衛兵把這個笨重的機器研究了好半天，看看究竟是不是發報機。我如今天天坐在電腦前，然而兩眼一離開鍵盤，手就不聽使喚，更不用提一年前外公還替我修改文章中的錯誤，盡管我在國外的年數已是外公的倍數。每每想到這些總慚愧不已。
外公對於事業的執著和鍥而不舍的精神也使我終生難忘。1964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外公開始著手翻譯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名著《多元的宇宙》，文革中初稿不幸毀於紅衛兵之手。外公退休後決定在有生之年完成這項工程。於是，年近八十的他，和時間開始了賽跑。他翻譯文章，從來都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哪怕是一個極普通的字，隻要稍有疑問，也要求助於字典。外公一再告誡我，做學問切忌馬馬虎虎，不求甚解。就這樣不知用完了多少瓶墨水，吸完了多少包“大前門”，《多元的宇宙》終於被商務印書館選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於1999年正式出版了。那年我回國外公在一本樣書上簽了名送給我，這是我成年後外公送給我的唯一禮物，也是他老人家學術生涯的一個圓滿句號。
外公待人總是寬厚謙讓，對我更是隨和遷就。記得他曾因為我的無理取鬧半夜抱著我去關了門的食品店買棒冰；還曾因為我不好好吃飯，讓保姆滿足我在米飯中加糖。可是，對於我的學習和工作，外公從不放棄原則。我文章中的一個錯字，哪怕是一個錯誤的標點，都必須改正了才能過關。
做為外公最鍾愛的長孫，我永遠銘記老人家對我的關愛與企盼。外公曾以我為驕傲，我最終也沒使他老人家失望。我牢記他老人家的教誨，努力工作，熱愛家庭，關愛下一代，對生活對人生無悔無怨。
外公曾希望身後海葬。他雖然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可冥冥之中他好像感到靈魂的存在。他一定是希望那台灣海峽的微風和太平洋上的浪花能把他帶回到親人身邊······
外公身前酷愛唐詩，時常獨自吟唱。此刻，我仿佛看見他眯起雙眼，右手在膝蓋上打著節拍，用揚州話拖著長音吟唱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煙花三月的揚州啊，你可曾看見一隻黃鶴在碧空中飛臨你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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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2005年4月24日十時整，外公的骨灰與鮮花相拌，撒入大海之中。
外公身前活得灑脫，死後也如此瀟灑地回到大自然的懷抱。吳淞口外東經121度50分---外公，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