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參加工作那會兒

那年剛走出校門。第一天上班，還沒分清那個城市的東南西北，領導說明天有個什麽什麽級別的外賓抵京，幾點幾分到機場，你跟我去接。我激動又害怕，我行嗎？但又不能顯示我的無能，硬著頭皮說，“行”。我拚命的把學校裏學的幾句機場對話背了又背。意為一定沒問題。

結果到了機場，一進貴賓廳，死記硬背的幾句話早忘的一幹二淨，腦子一片空白。一會兒功夫，機上下來一位大漢，滿臉的汗毛，黑黝黝的，高鼻子，大眼睛。我看著他那奇怪的長相，呆在那兒。話，一句也說不出來。領導在旁邊推了推我，示意我應該上前去打招呼。他越推我，我越躲在他身後。不敢上前。還是那老外主動上來打了招呼，和我握了手。當時的感覺：哇，這可真是老鷹抓小雞了。那年我21歲還差一點。

在北京的第一個住處是西單民風胡同，那年我們幾個新同誌同時報到，三個女生合住一個宿舍，房間裏沒有熱水，洗手間在外麵，洗衣服在院子裏的公用水池旁，洗澡到街上的澡堂去洗。那個時候很滿意，認為生活就是這樣的。現在想起來，如再去公用浴室，一定會很尷尬吧。

住處離上班很近，幾步路就到了，我們幾個新來的經常早出晚歸，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裏泡著，老同誌們下班回家了，我們還繼續在那裏待著，一是為繼續學習，提高義務水平，二是大樓內有熱水，我們可以在那裏梳洗。

在單位，我們一日三餐吃食堂，從南方來的人很不習慣，很少有米飯吃，隻能吃饅頭，窩窩頭。有一會，一看烤的金黃的窩窩頭，意為是蛋糕，一下買了好幾個，心想著這怎麽那麽便宜呀？一咬，啊呀，那個難吃啊，回頭就給扔了。結果還挨了一頓領導的訓斥，說我浪費糧食。當日感到很慚愧！

那年，我們在長安街的那個辦公樓裏，默默的目送了總理的靈車開往八寶山，(總理於76年1月8日謝世)，因為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得到過總理的親自教誨，大家都在無聲的流淚。那年的清明節，好象正好趕上星期天，我們跟著許多市民去了天安門，抄錄了各種哀悼總理的詩句，感動的在那裏痛哭流涕，但第二天的報紙，發表了完全與事實不同的報道及社論，這才明白原來說假話完全可以臉不改色心不跳的。各大機關星期一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人人坦白交代星期天做了什麽。幸虧單位的領導很明知，大家心知肚明，潦潦草草的結束了會議，往上謊報了實情，讓我們中的許多人躲過了這場災難。

建造主席紀念堂的時候，我也去參加了一天的義務勞動，還是被選派的代表，那是因為我是單身，反正禮拜天沒事做， 其實去了也是裝樣子 ，表示支持國務院的決定 。

在唐山地震的那個晚上，我們從睡眠中被搖醒。第二天看著滿大街的居民在路邊搭了帳簿，整個的北京城，居民們很長時間都在地震棚裏度過。我們算幸運，因為單身，單位給單身們蓋了一個很大的棚子，晚上大家可以在一起打牌，那個時候學會了打橋牌。不過現在又不會玩了，忘掉了。

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們經常陪團去國外。那個時候中國很封閉，很少有人進來，也很少有人出去，出去的人要經過一次次的政審。為了表示我們沒有被小資產階的生活方式所感染，必須把自己打扮的像個村姑才行，國外的環境或所見所聞 ，回國後不能隨便說漏了嘴。每次從國外回來，我們乖乖的馬上換上自己帶有布釘的衣服，而且還要說資本主義的麵包不好吃。有一回一位老外送了一盒巧克力，我給辦公室的同事們分著吃了，那些沒有吃到的同事就開始議論紛紛，說這是崇洋媚外的表現。  

為了保持革命的本色，那個時候我還留著兩條小辮子。有一次到了國外，外國記者覺得很特別，把我當猴子了，追著我要拍照，回到北京，沒有向領導請示就把辮子給剪了，結果一上班，發現我的發型變了，又被領導和同事們批評了一回。還嚴肅的警告我，不要染上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從而，我一直養成了樸素的生活作風。

由於這些點點滴滴，我深愛著北京，這份情比愛我的家鄉還要深，還要濃。也許是在那裏，初次走上了社會，在敏感的政治環境中，學習如何處理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 ，在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中，要管好自己，把握好自己。從一個無知，天真爛漫的學生變成了一個成熟的幹部。也經曆和目睹了北京翻天覆地的變化

[科夫]

點點滴滴，回味不盡

[piao11]

流感可怕。。。但不怕~~~：）

祝福姐姐周末en節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