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 1911-1941 (2)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朱家驊，後為中國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曾為最初的中德接觸貢獻良多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卸去了改善中德關係中的一個障礙物。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複。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製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件。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倒台，國家陷入內戰，不同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連係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

 
馬克斯·鮑爾和蔣介石，1929年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並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麵衝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曆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麽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麵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製。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並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中國代表團正在檢查一架容克 Ju-52運輸機, 1933年在1930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東北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於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幹涉還遼導致德日關係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和約中關於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中日衝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責。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係。由於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係。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麵，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砂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並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 。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係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這是一架亨克爾廠He 111A轟炸機，是德國空軍拒絕接收之後，賣給中國的11架同型飛機之一 [1]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於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也建立了自己的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國通過“工業產品商貿公司”，也稱合步樓公司（HAPRO，全名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 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後，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幾乎滿足了德國的全部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其他任何產品。

意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向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並締結了一份類似於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於在意大利國內的影響範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裏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
 

駐德大使蔣作賓和隨從在參觀一間德國工廠，1928年
派往德國學習機械的中國留學生，1934年1936年，中國隻有約10,000英裏的鐵路網，遠遠少於孫中山先生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裏。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北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衝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盡管如此，一係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遊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樓公司合夥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當天中國代表顧振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簽訂了合步樓條約的補充協定——《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1億帝國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此外，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蔣介石、孔祥熙為此與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賀電，標誌著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

三年計劃也為國民政府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官員，以負責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戰的全麵爆發而停頓，最終廢止。

德國與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在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 1936亞曆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為蔣介石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馮·塞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全部為基於德國條例進行良好訓練和良好裝備的師。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別的哪些師會被裁減等等。

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於對蔣介石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最後由8萬人所編組成的8個師，最終接受了德國標準的訓練，被視作是蔣介石軍隊中的精華，合稱為中央教導師或俗稱德式師。這些部隊也許部分的增強了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進行全麵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蔣介石不顧他的幕僚和法爾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德械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戰役中。在這場戰役中，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師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馮·法肯豪森建議蔣介石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介石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禦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遊擊隊活動（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對此相當熟練）。這些行動有助於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

 
接受德國訓練的一個中國陸軍部隊裝備的Sdkfz 222裝甲車馮·法肯豪森同時認為中國軍隊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麵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國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於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運動戰，類似於德國在一戰末期創製的突擊群戰術。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軍事硬件。基於馮·西克特的看法，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了諸如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和設立新的兵工廠和其他裝備生產工廠。例如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卡爾比勒98k毛瑟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氣生產的工廠及一個新設的工廠生產防毒麵具，但最終計劃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生產例如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其他的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的產品包括MG-34機槍，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有生產在中國服役的輕型坦克備件的廠家。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

1935年至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既知名的納粹盔），大量的M88、M98型步槍，和C96型毛瑟自動手槍。其他從德國進口的軍事裝備包括少量的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容克、亨克爾式轟炸機，以及梅塞施密特式戰鬥機（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萊茵金屬公司和克虜伯公司的榴彈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裝甲車輛，例如一號坦克；此外還有大量的軍用通訊器材、探照燈和發電機。中國海軍在抗戰爆發前向德國訂購了5艘潛艇、1艘潛艇供應艦、11艘魚雷艇和1艘魚雷艇供應艦，以及大批魚雷。

不過，在中德軍事合作上，中方對德國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詞，主要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德國提供的武器中方無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貨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此詢問中德易貨貿易的德方代表克蘭，克蘭表示，第一個問題係國民政府兵工署長俞大維的一麵之詞，至於第二個問題，克蘭也無法判斷，因為合步樓條約簽訂之初根本沒有提到價格問題。不過，他也承認，交給中國的德國產品，其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15%左右。馮·法肯豪森則對宋美齡表示，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發錯了貨，至於價格偏高，則是因為中方在驗貨時出了問題。

總體來說，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初期階段，這些軍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得到了檢驗。盡管日本最終占領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得到加強，因此這場戰役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並給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除此以外，中國軍隊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麵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除此之外，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也給向內地的四川等省份拆運工廠和機械設備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