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趙之洪，退休金領取者。“九一三”事件發生時20歲出頭，是北京四中1968屆畢業生，因身體殘疾而未下鄉，暫時留校等待安排。

　　

　　“九一三事變”的發生，對中國的政治格局、社會結構、曆史進程及每個人心靈的撞擊，無須我在這裏贅言。然其自身的雲譎波詭，仍如一團亂麻和迷霧，至今沒有得到令人（起碼是我本人）信服的梳理和破解。我想，這個曆史的重任，恐怕隻能寄希望於當代人的下一代甚至下N代的努力了。

　　有人說，40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難以追記，似乎也懶得追憶。我亦以為往事的確恍如隔世，卻又覺得像是發生在昨天，曆曆在目，而且難以釋懷。我當然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對當年“九一三事變”及林彪其人其事做出科學、嚴謹、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但可以在40年後的今天，追記我這個社會邊緣人是如何在較早的時間，從身邊流傳的小道消息和撲朔迷離的蛛絲馬跡中得知“林彪出事了”的前前後後，或許能夠為研究文革時期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態、社會心理的學人、思考者及愛好者，提供一份“流水賬”式的資料。

　　——題記

　　

　　1971年9月下旬時，我還是北京四中“老泡兒”中的一員。

　　何謂“老泡兒”？

　　從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有限量的廠礦招工及部隊征兵，讓京城各中學文革前入學的“老三屆”和文革中入學的六九屆畢業生基本走光。剩下的畢業生，或由於本人身體傷病殘，或由於家中老人年邁需要照顧，上山下鄉有諸多困難，而成為待分配的“老生”，也被低年級同學謔稱為“老泡兒”（大概是老泡在北京不走之意吧）。這是一個說是學生，又已畢業；說是畢業，學籍檔案又都在學校的特殊年代的邊緣群體，在北京四中約有百十號人。我因自幼腿疾，行走不便，自然忝列其中。閑來無事，承蒙有關老師的信任，邀我到學校圖書館幫忙，我樂得既幹活兒又看書，欣然應允。於是我在圖書館一直工作（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做義工）到1974年夏離校就業。

　　記得1971年9月，暑假後的開學之初，學生們即停課練隊，準備國慶22周年的天安門遊行。大約是十幾號，眼看就要彩排了，忽然有領導宣布：“接到指示，今年慶祝十一不遊行了……毛主席說了，國慶遊行太浪費，勞民傷財，不要搞了嘛。”這個“遊行勞民傷財說”究竟是不是 “最高指示”，現已無可考。不過取消持續了20多年的國慶遊行，的確令很多人不能理解。當然，不理解也是要堅決執行的，各學校的練隊戛然而止，恢複上課。

　　過了幾天，好像是20號。我正在圖書館登記卡片，一位校領導（後來調走，其姓名已記不起來）進來翻報紙，隨便搭訕幾句。他無意中瞥見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壓著兩張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檢閱紅衛兵的郵票，沉吟片刻，對圖書館老師說：“這兩張郵票別在這兒壓著了，收起來吧。”老師不解。校領導又說：“林副主席很謙虛，最近指示不要宣傳他個人。上邊傳達把林副主席的照片、題詞都收起來，不要再掛了。”

　　三天後，一個在部隊文工團工作的小學同學給我講了這麽一件事，為迎接國慶，他們團排演了一台歌舞晚會，其中演唱一首歌，歌中唱道：“一輪紅日照海疆，林副統帥題詞閃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日前總政審查時，非要拿掉這首歌不可。我納悶：“電台不一直在播嘛，是你們唱的不行吧？”她狡黠地眨眨眼：“你注意一下，現在還聽得見嗎？”似乎話裏有話，另有隱情。

　　毛主席“反浪費”，林副主席“很謙虛”，都是那樣地自然而在理，除了覺得一張小小郵票都不讓放有點小題大做外，我還感佩於毛、林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哩。然而，歌頌林副統帥的歌曲被拿掉，各單位又惟恐不及地一窩蜂撤下林彪像和題詞，甚至《毛主席語錄》卷首林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也被告之“最好撕下”，卻讓我心頭掠過一絲疑雲。連續幾天接踵而至的變故和消息，終於構成一個謎團，在腦中縈繞。我朦朧地感到，中央高層是不是又有事了？

　　四中有個淩石軍老師，精通日語、俄語。我和他很熟，經常聊聊天。淩老師有一台當時覺得相當高級的日產帶短波的半導體收音機，晚上常用它收聽日本NHK的新聞廣播。這個秘密是我到他家借書時，他向我透露的。我們聊天的主要內容也是日本廣播中所報道的中國社會情況。在國內媒體終日營造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氛圍中，這些被稱為“小道消息”的隻言片語令人眼界大開。小道消息在民間的傳播，被官方指斥為“傳謠”，乃文革期間中國社會的一大奇觀。其主要興奮點是中央高層的人事變動，所謂誰“上來了”，誰“下來了”，誰又“出來了”，不一而足。文革動蕩，官方宣稱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大民主”，但從“彭羅陸楊”到“劉鄧陶”，從“王關戚”到“楊餘傅”，再到陳伯達，一個個“戰役”外加一個個“回合”，一批批打倒複一批批“解放”。而被冠之以“革命群眾”的老百姓，隻有事後聲討的資格，沒有事先知情的權利。“關心國家大事”的老百姓厭煩兩報一刊的鼓噪和中央文件的說教，總被印證的小道消息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十幾歲中學生，普遍傾注著濃厚的興趣，傳播之快，流布之廣，均難以想象。其來源一部分是高層人士及其親朋有意無意的散布，而主流則是海外媒體的報道，俗稱“出口轉內銷”。此風直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仍在延續，據官方主流報刊記者的記述，那一陣帶短波收音機的銷售竟成“井噴”之勢。

　　那天，淩老師又到圖書館看書。我湊過去，悄悄將幾天來心頭的“疑雲”和盤托出。他邊聽邊點頭，神情凝重地伸出兩個手指頭，嘴裏念叨著：“木……木……”。見我不得要領，他又在小紙片上匆忙寫下：“二號、林”同時向下一揮手……此處無聲勝有聲，像是一聲驚雷，震得我頓然“開竅”——林彪出事了！

　　當晚，一個在交通部政治部有個職位的親戚來我家。說話間我向他求證林彪出事的真實性。起初他欲言又止，顯然“黨性”、“紀律”等原則在讓他緘口。猶豫片刻，聽到他嘴裏嘣出斷斷續續的幾段話：“中央文件已經下來了”，“這個人已經死了”，“想往蘇聯跑，飛機折下來爆炸”，“老婆兒子全完了”——我忙問這是為什麽？回答是語焉不詳的“想謀害毛主席”，“搞政變”。

　　我在驚愕、惶恐、疑慮中徹夜失眠，實在弄不明白“親密戰友”怎麽會“謀害毛主席”；黨章和憲法確立的接班人怎麽會急不可耐地“搞政變”？同時又有一股衝動，如此爆炸性的新聞得趕快告訴別的同學。

　　次日上午，“老泡兒”們例行學習社論的聚會完畢，我來到一個常年住校同學的宿舍，這兒也是要好的同學們閑聊交流各色信息或小道消息的地方。我把這幾天關於“二木”的傳聞告訴在座的幾位。當時的反響自不必多說，相信所有親曆者對驚聞“九一三事變”時的心底糾結及周圍眾生相都會記憶猶新。

　　不想一宿之後的早晨，校革委會副主任康輯元叫我去一趟辦公室。康是“三八”（泛指1938年前後參加革命）老幹部，資曆不淺，文革前任校黨支部委員兼主管總務的副校長，大家習慣地稱其“康校長”，一直延續到文革中也無人改口稱其“康主任”。此公解放後一直在文教口工作，是校領導中唯一一位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未受到任何衝擊，甚至質疑的領導幹部，個中原因不得而知，我以為堪稱奇跡。

　　辦公室內沒有別人，康校長臉色平靜，開門見山地問我最近是不是聽到“中央的一件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察覺到有人打了“小報告”，別無退路，我點頭稱是。接著的問題就是“誰告訴你的”。按當時流行也是頗為滑稽的應答是“在公共廁所蹲著時，聽到牆那邊如廁之人的議論”。此說一利自己脫身，二免得給別人找麻煩。我覺得既然中央文件已經傳達，此事大概不是謠言，便如實相告聽親戚說的。康點點頭，顯然無意再深究消息來源，又問我都告訴誰了。我說在同學宿舍說過。

　　後來，我知道了，是李某，一位60年代初的留校生舉報了我。清理階級隊伍時，他是專案組成員，當時仍在負責專案審查的掃尾工作。他住的教工宿舍就在我們閑聊之處的隔壁。真乃隔牆有耳，防不勝防。40年前，階級鬥爭這根弦就是這樣緊繃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處處都有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我很慶幸自己對康校長的實話實說。

　　康校長可能認為我的確老實，也沒再追問我對此事的看法，轉而嚴肅地說：“這個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隻想跟你說，咱們退一萬步講，即使這個事是真的，那麽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傳來傳去，會有什麽結果？中央的每件事都有毛主席的安排，你這不是擾亂人心，幹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嗎？你說是不是？”

　　“幹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帽子雖然扣將過來，但我心裏倒有了底。康校長的口氣分明透著我並沒有造謠汙蔑、惡毒攻擊的意思。我想，按康的幹部級別，即便還沒有聽到關於“二木”事件中央文件的正式傳達，肯定也聞到某些風聲。他找我談話也許是出於老革命的原則性和責任心，維護中央的權威？也許是出於善意，怕我信口開河，再捅出大漏子？我從忐忑中平靜下來，心想也用不著虛與委蛇了，幹脆把這幾天的真實想法告訴他。

　　我說：“我怎敢幹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退一萬步講，假如這個事是真的，大夥兒奔走相告，這不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嘛！回想十二年前的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出事了，那時候普通群眾誰知道？當然也沒有什麽傳言。我還是兩年後從在軍區的舅舅那兒知道個大概。當時他家有一本《保衛延安》，我急著想借走，他囑咐隻能自己看，千萬別外傳，說書裏歌頌的彭司令犯了錯誤，所以這本書也不讓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廬山會議的事才公之於眾。從1959年到1971年，革命群眾變得這樣關注黨中央的變動，我覺得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群眾真的發動起來了……”

　　康校長專心地聽我說，沒插一句嘴，表現出特有的城府。但從其表情來看，顯然不能苟同。等我說完了，他幹咳一下，說：“你有你的看法，能說出來就好，我也不跟你辯論……形勢很複雜，很多情況你並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一定要聽中央的。你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可還是太年輕。很多時候不要聽風就是雨，靜下心來沉穩沉穩再說，好不好？”繼而嚴肅地叮囑道：“那事千萬別再跟別人說了！”

　　我答應著“不說了，不說了”，退出門去……

　　10月下旬，當關於“九一三事變”的中央文件要傳達到基層時，林彪折戟沉沙已是路人皆知。可見我雖然承諾“不說了”，但任誰也堵不住群眾的嘴，這一爆炸性的小道消息依然不脛而走。

　　我從正式傳達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進一步得知還有一份“571工程紀要”，可弄不清其內容究竟是林彪授意的，還是林立果所想的。我還得知，敢情1966年文革初起，毛澤東從湖南滴水洞給江青寫信，就對林彪5月講話中大談曆朝曆代的政變心存疑慮，頗不以為然。我還被告知，江青對“既然如此為何還要選林彪為接班人”的疑問有這樣的解釋：“（林彪一夥）有一個暴露的過程，我們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我以為，斯言不謬。無論從哲學的實踐論、認識論，還是從政治權謀來說，都有其特定的道理。江青（黨中央？）為維護中共和毛澤東的權威，抑或是起碼的麵子，煞費苦心鋪了個還算說得過去的台階。可不久，不知幕後怎樣一番策劃，報刊上又連篇累牘地暴揭林彪老底，什麽井岡山時期，他就散布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觀言論；什麽遼沈戰役時期，他拒不執行毛主席攻打四平的部署而貽誤戰機——簡直令人啼笑皆非，策劃者自以為得計，真拿關心國家大事的芸芸眾生當傻B了。

　　還有一個小插曲，傳達關於“九一三事變”的中央文件時，我看到康校長也坐在後麵。散會後我和他走了個對臉，他表情極不自然，似欲言又止，急忙轉身匆匆而去，我也就知趣地沒打招呼。如今步入花甲追憶往事，忽覺40年前自己實在是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回應康校長時的言辭和態度未免有些不厚道。唉……

　　

　　此文匆匆寫完後，筆者又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確認“九一三事變”後，官方“大道消息”的發布過程是：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9月18日通知的範圍的通知，要求將9月18日通知傳達到地、師以上黨委。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決定在10月中旬，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傳達範圍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等。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傳達的通知。

    作者：趙之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