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文革時北京四中

有關我舅舅的記載用藍色文字標出

北島：文革時北京四中

（一） 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於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麽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誌願：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歎，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於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罵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腳淺一腳“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鳳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著走著，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麵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於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讚許有加，再別上校徽，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創建於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20分鍾。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後跟著一凡去學校。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門門楣石頭上，塗上紅漆。那水泥牆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據說曾出現在某國產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麵。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麵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係錯紐扣出現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後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關鍵是數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學為甚，一過整數我就如墜五裏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堿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麽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班主任田傭是數學老師，隻比我們大五六歲。他戴白框眼鏡，麵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除了帶頭幹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夥食。他腰紮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後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鬥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地銀行係統的“四清”。而我們下鄉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麽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幹部，發現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Ｋ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後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紮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鍾。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誌。此後對他敬而遠之。好勇鬥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麵對最後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並反複排練，在想象中，周圍必是青鬆環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夾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帶來希望——畢竟是哥們兒嘛。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發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麽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與饑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為什麽要罷課，為什麽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麽關係？”大多數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隻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製的紅衛兵。我精神恍惚，腳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製服，腳蹬大皮靴，腰係寬皮帶，戴紅衛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於暴發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我們班同學Ｌ把它譜成歌曲，流傳甚廣。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麽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罵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場靠校牆一側的樹叢中，我發現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是輛倒輪閘，鏽跡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著細麻繩，一拽叮當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幹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眾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產生幻覺，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後讀堂吉訶德才恍然大悟，準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去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黴的是丟人現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個瘋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鬥爭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四中學生廢除高考製度的倡議書；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衛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現，被帶回學校，在操場上被活活打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遊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幹子弟為首，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為隨後出現的各種派係組織留下伏筆。由於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麵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T的遭遇。他生性靦腆，曾在入團書麵“思想匯報”中坦白了自己關於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為大家的談資笑料。T被劃為反動學生，從此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把這些玩意兒公布出來的呢？我暗自慶幸，好在沒有為入團幹這類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著湧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踮腳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麽也看不見。隻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那麽幾個綠點。 暴力隨著暑熱升級，到處是批鬥遊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麽也看不見，內心空空如也。 35年後，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柵欄後麵的白色現代建築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麽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這就是四中。” （五） 當年全北京的中學隻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鍾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南口音點名“趙—振—開—”，還把“開”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病：多年後我幫女兒做作業，一聽說三角函數，第一反應是頭暈惡心。 《學習》雜誌1958年停刊，部分編輯改行當老師，於是黃慶發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停頓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後繼續朗讀下去。照貓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於是讓我當眾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為不錯”，竟把“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淩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裏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隻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遊泳池的水麵上看報紙，手腳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鋥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矩。據說他當年在教會學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強幹。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裁判台。臨近終場正打得難解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時間，被蘇聯隊發現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陝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後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後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後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誌。“文革”中揭發他在日記中的誌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文革”爆發後，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遊鬥，最後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後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 （一） 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於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麽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誌願：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歎，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於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罵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腳淺一腳“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鳳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著走著，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麵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於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讚許有加，再別上校徽，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創建於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20分鍾。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後跟著一凡去學校。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門門楣石頭上，塗上紅漆。那水泥牆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據說曾出現在某國產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麵。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麵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係錯紐扣出現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後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關鍵是數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學為甚，一過整數我就如墜五裏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堿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麽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班主任田傭是數學老師，隻比我們大五六歲。他戴白框眼鏡，麵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除了帶頭幹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夥食。他腰紮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後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鬥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地銀行係統的“四清”。而我們下鄉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麽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幹部，發現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Ｋ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後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紮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鍾。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誌。此後對他敬而遠之。好勇鬥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麵對最後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並反複排練，在想象中，周圍必是青鬆環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夾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帶來希望——畢竟是哥們兒嘛。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發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麽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與饑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為什麽要罷課，為什麽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麽關係？”大多數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隻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製的紅衛兵。我精神恍惚，腳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製服，腳蹬大皮靴，腰係寬皮帶，戴紅衛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於暴發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我們班同學Ｌ把它譜成歌曲，流傳甚廣。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麽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罵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場靠校牆一側的樹叢中，我發現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是輛倒輪閘，鏽跡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著細麻繩，一拽叮當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幹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眾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產生幻覺，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後讀堂吉訶德才恍然大悟，準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去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黴的是丟人現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個瘋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鬥爭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四中學生廢除高考製度的倡議書；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衛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現，被帶回學校，在操場上被活活打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遊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幹子弟為首，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為隨後出現的各種派係組織留下伏筆。由於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麵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T的遭遇。他生性靦腆，曾在入團書麵“思想匯報”中坦白了自己關於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為大家的談資笑料。T被劃為反動學生，從此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把這些玩意兒公布出來的呢？我暗自慶幸，好在沒有為入團幹這類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著湧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踮腳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麽也看不見。隻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那麽幾個綠點。 暴力隨著暑熱升級，到處是批鬥遊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麽也看不見，內心空空如也。 35年後，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柵欄後麵的白色現代建築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麽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這就是四中。” （五） 當年全北京的中學隻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鍾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南口音點名“趙—振—開—”，還把“開”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病：多年後我幫女兒做作業，一聽說三角函數，第一反應是頭暈惡心。 《學習》雜誌1958年停刊，部分編輯改行當老師，於是黃慶發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停頓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後繼續朗讀下去。照貓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於是讓我當眾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為不錯”，竟把“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淩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裏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隻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遊泳池的水麵上看報紙，手腳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鋥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矩。據說他當年在教會學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強幹。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裁判台。臨近終場正打得難解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時間，被蘇聯隊發現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陝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後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後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後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誌。“文革”中揭發他在日記中的誌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文革”爆發後，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遊鬥，最後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最後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軍宣隊主持的批鬥會上，大吳跳出來指著校長楊濱說：“楊濱，你膽敢反對解放軍。”然後振臂高呼“打倒解放軍！”愕然驚醒，意識到犯了大忌，麵如土色囁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請罪。”於是到毛主席像前彎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劈啪滾下來。 最讓我震驚的還是語文教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淩晨五點，在食堂後麵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並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用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到底為什麽？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我睜不開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學校住。學生宿舍在學校東南角，與教研組小院毗鄰，由兩排相向的平房構成獨立的小院。開間不等，上下鋪，按數字排列，一律稱為“齋”。我先住十三齋，後搬進六齋，一住兩年多。學生宿舍本是為家遠的同學提供的，趁“文革”之亂，沒人管，大家紛紛搬進去。 由於頂棚相通且破敗，隔牆有耳，易於小道消息的傳播。每次生爐子起濃煙，鄰居跟著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點熄燈，提前十分鍾響預備鈴。宿舍小院離廁所較遠，由於是男校，毫無顧忌，住宿生紛紛衝出來，在下水池或樹旁撒尿。宿舍小院永遠飄散著濃烈的尿騷味兒。學生輔導員禹啟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點來小院檢查，一時奏效，傳為“大禹治尿”的佳話。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幹部子弟，他愛吹牛，好色，說話幽默，是個挺好玩的夥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說剛抓來個本地流氓，關在地下室，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於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裏窺視。 那天由Z主審，兩個穿軍裝的老兵充當打手。那“流氓”光著上身，跪在地上。Z厲聲問了一句，他含糊其詞，一個打手掄起粗鐵鏈，嘩啦抽在他肩上，頓時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鐵鏈再次掄起，Z趕緊攔住……實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來了，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得意，問我觀感。我把話題岔開。由於他屬於那殘酷的一幕，我和他漸漸疏遠了。不久我從十三齋搬到六齋。 “文革”期間，學校宿舍的流動性很大。1967年春，六齋搬進來個新住戶，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鋪，鬱鬱寡歡，平時隻是回來睡覺。我們講鬼故事時，他也支著耳朵聽。一個多月後，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講鬼故事要先關燈，同時需要特殊音響效果。比如口頭音樂伴奏，並事先備好破臉盆，關鍵處扔出去，或索性推出護床板。一驚一乍，連講鬼故事的都嚇得半死。這幾乎是每天睡覺前的保留節目。 食堂夥食太差。趁夜色，我們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給自己做飯。更有甚者，由於冬天教室不生火，來學校的同學紛紛到六齋取暖，但要投足硬幣才給開門。他們跺腳詛咒，但冰天雪地，沒轍，隻好留下買路錢。我們還到處收集書報，賣給廢品收購站。眼見著玻璃瓶的硬幣快滿了，我們摩拳擦掌，先訂菜單，再采購，大快朵頤，最後撐得走不動道兒。 （七） 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麽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學校隻有一棟二層教學樓，條件極差，冬天沒暖氣，天一冷就要安裝煤球爐。家境貧寒的子弟多自備午飯，鋁飯盒裝在網袋中，課間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騰熱。有的同學圖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爐台上，課堂上飄蕩各種混雜的香味。 再說食堂，每天夥食費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幾百號人。每桌十人，自由組合，沒椅子，直立就餐。大師傅用木杠抬著大木桶進來，引起一陣激動——那些年輕的胃。各桌派代表用兩個臉盆排隊。一個臉盆盛主食，一個盛菜。校長楊濱發現營養標準不夠，提出把夥食費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個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學生沒有響應，可見平均家境之貧寒。這在“文革”成了楊濱搞修正主義和挑動學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發育期，到處是帶酸味的饑餓感。有學生貼出大字報：“兩個窩頭誇好飯，一行長隊上青天。窗含師傅豐臉笑，門泊學生瘦骨寒。” “文革”爆發後，停課串連，食堂秩序被打亂。而學校規定，隻能退主食的夥食費，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訴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飯票，排他前麵是前國家主席的公子，為了退夥食費跟食堂管理員劉慶豐爭了幾句，居然遭斷然拒絕：“不行，開了證明再來。”弄得他麵紅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絕前國家主席公子退飯票的劉慶豐，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跳河自殺了。 人世滄桑，公子落難，這本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後聽說他發跡了，但願沒忘掉當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著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製了個小木箱，用紅漆寫上“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小木箱剛好裝進四卷毛選。隨後我到積水潭醫院去看望父親。他寫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右手腕。我沒帶水果或營養品，隻帶來一個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頭櫃上。 由於搞到一張介紹信，我們七個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學，決定一起去全國串連。到醫院看望父親的第二天，我背著裝毛選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個多月後回到北京，形勢大變，由於對“血統論”的批判，徹底動搖了老紅衛兵的統治地位。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包括我們班成立的“紅峰”戰鬥隊。 1967年開春，校內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學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於溫和的“四三派”。發表在《四三戰報》上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權階層”。作者張祥龍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張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筆杆子。 由四中幾個學生辦的《中學文革報》創刊號上發表了《出身論》，是對“血統論”和“特權階層”最徹底的批判，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作者遇羅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審後被處死，年僅27歲。 兩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慶，據說搞得轟轟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應該慶祝什麽？據說老校長劉鐵嶺在慶典儀式上致辭，想必依舊聲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個夏日，他和被批鬥的老師一起唱《鬼見愁戰歌》的情景。

來源：——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9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