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
愛是不需要什麽理由的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麗莎出其不意來到布拉格那天，托馬斯與她做愛。就在那一天，或者說就在那一刻，特麗莎突然發起燒來。他站在她床前，看著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個被置入草籃裏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麵前。
這種棄兒的幻想總是使他感到親切，而他常常思索著那些有關棄兒的古老神話。顯然，正是這種思緒使他讀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譯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他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孩，被波裏布斯國王收養，長大成人。一天，他遇見一位顯貴官員沿著山路騎馬而來。一場口角，他競把那人給殺了。後來，他成了伊俄卡斯達王後的丈夫，當了底比斯國的國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在山裏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而與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親。正在這時，命運之神降災於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們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災禍之源，便自刺雙目，離開底比斯流浪而去。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並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競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後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麽天堂，隻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凶手。
隨後，人人都開始對追隨當局者們叫嚷：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不幸負責（它已變得如此貧窮荒涼），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主權失落負責（它落入蘇聯之手），你們還應該對那些合法的謀殺負責！
被指控的人卻回答：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未了，這場爭論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在遮入耳目？
托馬斯（與他的一千萬捷克同胞一樣）密切關注著這場爭論。他認為，肯定有那麽一些人，並非不知道這種暴行的後果（他們不會對俄國革命後以及現在仍在繼續的罪行視而不見），倒是有可能，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這一切的確缺乏了解。
但他心裏想，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是不是因為一個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坐在王位上的因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
我們承認，五十年代初期，某個製造冤案處死無事的檢查宮，是被俄國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給騙了。可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這位檢查宮先生怎麽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麽？
由於這種聯想，托馬斯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後，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當托馬斯聽到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於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麽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這種類比使他如此高興，跟朋友交談時也時常引用，而且表達得越來越準確，越來越風趣。
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三十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周報。這家周報從當局那裏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犯禁的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局執政初期記錄在案的政治審判及其殺人事件，誰來承擔罪責。
即便是這家作家報紙，也隻是重複同一個問題：他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托馬斯認為這個問題是次要的，於是自己坐下來寫了那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給了周報。一個月後，他得到了回答，讓他去報社編輯室。簡短的寒暄之後，編輯便開門見山直入本題。他建議托馬斯把一個句子的語序改一改。很快，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登在“讀者來信”欄目內。
托馬斯根本談不上高興。他們為了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不惜叫他務必去編輯室跑一趟，而大刪大砍他的文章卻不請他。這一來，削弱了他的基本論點（使文章變得太圖解化，太過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篇文章。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8年春天。亞曆山大.
杜布切克還在當政，他與他那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感到了內疚，並願意為此而做點什麽。但另一些共產黨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憤怒的民族將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他們天天到俄國大使館去訴苦，力圖取得支持。托馬斯的信一見報，他們便嚷開了：看看都會出些什麽事吧！他們現在公開告訴我們，要挖我們的眼睛啦！
兩三個月之後，俄國人決定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取消言論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間用武力攻占了托馬斯的祖國。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以後，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
“我不說你也知道，”他說，“你既不是作家、新聞記者，也不是這個民族的救星。你是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失去你我會非常難過的。我將竭盡全力把你留在這裏。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關於俄狄浦新的文章，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麽？”
托馬斯想起他們把那篇文章刪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說實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你知道這件事關係到什麽？
”主治醫生說。
他是知道的。麵前有兩樣東西得權衡一下：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於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
主治醫生繼續說：“迫使人公開收回過去的聲明——有點象過時的搞法。把你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究竟是什麽意思？誰能明確地宣布他以前的一個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現代，是的，一種觀念可以被駁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麽，既然收回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口頭上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巫術，我看你沒有理由不照他們希望的去做。一個靠恐嚇專政的社會裏，什麽樣的聲明也不必認真。它們都是強迫的產物，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有責任不去理會它們。最後我得說的是，從我個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發，你該留在這裏和我們一起。”
“您是對的，我肯定。”托馬斯顯得很不高興。“可是？”主治醫生想揣度他的思路。“我恐怕會難為情的。”
“難為情！你的意思是說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慮他們怎麽想？”
“不，不是仰仗他們。”托馬斯說。
“哦，對了，”主治醫生補充道，“你不必作公開聲明，他們對我保證了的。他們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隻是檔案裏有張條子，意思是你沒有反政權的意思。以後如果有人攻擊他們，說他們還讓你在醫院工作，他們有個遮掩。他們給了我許諾，你所說的隻讓你與他們之間知道，他們不打算發表其中的一個宇。”
“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托馬斯把這事擱下來了。
人們公認托馬斯是醫院裏最好的外科醫生。謠傳主治醫生已接近退休年齡，很快會讓托馬斯接手。作為補充的是另一個謠言，說當局讓托馬斯寫自我批評的聲明。人們都相信他會從命。
使他震驚的第一件事是：盡管他從未讓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正直，但他們已準備打賭，寧可相信他的不誠實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驚的事是：他們認定他如何如何以後，便紛紛作出反應。我得把這些反應歸結為基本兩大類：
第一類反應來自那些曾經收回過什麽東西的人（他們自己或親友）。他們一直被迫與占領當局公開言歸於好，或者正打算這麽做（當然是不願意的——沒有人願意這樣）。
這些人開始對他古怪地笑，這種笑他從來沒有見過：一種有著秘密勾當時會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兩個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雙方都有些窘迫，同時又都高興地覺得他們有著共同感情，一種類乎友愛的默契在他們之間滋生了。
又因為托馬斯從沒有過遵奉於人的名聲，他們於是笑得更加自鳴得意。關於他接受主治醫生建議的假想，已經進一步證實懦弱這東西正在緩慢地但是必然地成為人們行為的規範，而且會很快扭轉人們現在對懦弱的看法。他從沒與這些人交過朋友。他沮喪地意識到，如果真的照主治醫生說的去作一個聲明，他們就會開始請他去參加眾多晚會，他就不得不與之為伍。
第二種類型的反應來自那些受過迫害的人（他們自己或者親友）。他們曾經拒絕與占領當局握手言歡，或者確信自己將來也不會妥協（簽發一個聲明），盡管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比方說，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不必對他們認真對待。）
S醫生就屬於後一類型，是一位頗具才華的年輕內科醫生。一天，他問托馬斯：“喂，你給他們寫了沒有？”
“你說的是什麽？”托馬斯反問他。
“怎麽啦，你的收回聲明啊。”
他語氣中沒有惡意，甚至笑了，一種從厚厚的笑容標本集裏挑出來的微笑；有精神優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告訴我，我收回觀點的事，你都知道些什麽？”托馬斯問，“你讀過嗎？”
“沒有。”S說。
“那你還羅嗦什麽？”
還是沾沾自喜，還是微笑，S回答：“瞧，我們知道這事怎麽處置。你給主治醫生或某個部長或者某個人寫封信，表說你收回前言，他將答應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這樣？”
托馬斯聳聳肩，讓 S 繼續說下去。“可是，即使那個聲明已經安全歸檔，作者也知道，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將其公之於眾的。於是，從那以後，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異議。隻要他一露頭，聲明就會變成鉛字，他就臭名遠揚。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了。”
“是嗬，真是個好辦法，”托馬斯說，“但麻煩你告訴我，是誰對你說我同意寫那玩意兒？”S聳聳肩，臉上始終帶著笑。
托馬斯突然捕捉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聲明，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將他們的懦弱抬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榮耀為特權，決不願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要是沒有這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將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如此。他開始失眠。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麽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一個這麽不在乎別人的人怎麽會這樣受製於別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麵。比方說，一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眾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著幼稚的自信，以為如此會獲得民眾的歡心。如果群眾表示了不讚同，那隻會刺激他繼續幹下去力爭做得更多更好。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隻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是一種關上門後個人對個人的評價。麵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夥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裏，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
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嚇唬誰。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
正文 第五章（2）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裏的鄉村診所裏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盡了。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裏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裏不可能幹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麽都幹的通用品。候診室裏總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鍾，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仆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分高貴氣。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沒收我的執照。”內務部的人笑著說：“真要碰上什麽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
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麵還有部裏的電話號碼。
然後，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裏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裏分發阿斯匹林。他讓托馬斯懂得，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麽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於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在醫學方麵的知識精確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當我們麵對奉承時，是多麽沒有防備啊！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裏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隻是出於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當你對麵坐著一個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適當的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裏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讚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裏。”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台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裏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麽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挖掉自己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麽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麽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麽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部裏來的人說。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產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麽？”“人人都是這麽理解的。”部裏來的人說。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刪掉了一些。”
“是嗎？”部裏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刪節了。”“很多嗎？”“大約三分之一。”部裏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適的。”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閑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後，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總不願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裏，沒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國使館的人員。隻有他們才去找它。”
“別那麽說！別那麽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麽寫感到吃驚。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你認識那裏的人嗎？”
“什麽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
“幹嘛？”
“還是關於文章。”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他叫什麽名字？”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
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凶。我們不知道如何撤謊。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對我們來說，與他爭一場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於衷），比當著他的麵撤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裏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內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確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他什麽樣子？”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著長長的黑頭發。”他說。
“嗬，”部裏來的人說，
“有個大下巴！”
“對了。”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對了。”托馬斯心想，部裏來的人現在已經認準某個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麽他要見你是為了什麽呢？你們談了些什麽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裏來的人對於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你開始說他們刪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隻談了詞序的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這樣。”
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隨後便把我寫的東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裏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遺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頭。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麽辦。”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
與那位部裏來的人談過以後，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麽能一直用快活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於突如其來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為什麽要告訴對方文章刪節一事呢？幹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後，部裏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辦公室裏。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著說。托馬斯對他的話產生了好奇。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鍾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感冒，然後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什麽問題。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裏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