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姐

這是個讓我傷心的文章，寫了好久也沒拿出來。現在跟女兒提到了她二姨，還是貼出來吧。

我隻有兩個與我同母異父的姐姐，大姐大我十一歲，是文革前最後的一屆大學生；二姐比我大九歲，是６７屆的高中生。在中學裏大姐的學習成績沒有二姐的好，而且，大姐偏向文科；二姐的數理化成績在班上一直拔尖兒，上了高中也沒讓男生趕上。還有，大姐長的就是文文靜靜的，二姐則是個假小子的臉型和身段。但是生活好像就是專門在與人們開玩笑：大姐考上了鐵道學院，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工廠工作，從了工；二姐在經過了文革的大串聯，鬧革命，上山下鄉修地球，修公路，當鄉村的小學、中學老師，師範學校的教師，等等的磨練後，考上了師範大學教育係的研究生，從了文。

 文革中，父母挨鬥，被隔離，家裏隻剩我一個人時，就隻有二姐與我做伴兒，因為大姐的大學離家很遠的蘭州，而且大姐很活躍，是她大學文藝宣傳隊的，文革中不上課，到處進行革命宣傳，哪有回家的時候。二姐也在她的學校參加了紅衛兵。那時分“三字兵”的保守派和“思想兵”的造反派，二姐是造反派的。

 一次二姐從她學校回來，正趕上家裏被“三字兵”抄家。二姐進家門時，正趕上那些初中生的“三字兵”要燒我家藏書的一間閣樓，二姐亮出了她“思想兵”的紅袖章，大吼了一聲：“住手！”厲聲說那裏麵還有毛主席的書，你們竟敢燒毀！這一舉動還真的鎮住了那些“三字兵”。我真佩服二姐的勇敢，一個人麵對五、六個氣勢洶洶的“三字兵”也一點兒都不害怕，還一點兒都不放過他們，讓他們把名字留下來，要找他們算“企圖燒領袖的書”的帳！這幾個“三字兵”在二姐義正詞嚴的雄威下，灰溜溜地逃出了我家！這可真是開了我的心！自從父母挨鬥，被隔離後，我就隻能“夾著尾巴”做人了，動不動就被別的小朋友罵上幾句：反革命的狗崽子！從來都是被別人吼叫的對象，哪有我們呲的別人的時候呢。看到父親和一長隊的“牛鬼蛇神”們一起，每天被押著，去學院大門口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前作早請示，晚匯報，心裏就很不舒服，尤其是在跟小朋友們一起上學時，總要路過父親大學門口的那座毛主席的石膏像，碰到這些“牛鬼蛇神”在早請示、晚匯報時，小朋友中有人就會說，看，那不是霞的爸爸嗎！呸！可笑的是，沒過幾天，這個“呸”過我小朋友，也被別人“呸”了：他爸爸也被“揪”了出來，成了“牛鬼蛇神”，也加入了這每天要在毛主席的石膏像前作早請示，晚匯報隊伍。

 那時的二姐雖然才是個高中生，在我看來，是很有生活能力的了。也許是因為父母不在，她就當起了家長，買菜、做飯、管家。除了她學校裏有革命活動時，她都在家照顧著我。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二姐熬的荷葉粥，二姐做的燒茄子的的味道。二姐還暗地裏教我一些那時課堂上根本不講的課程，帶我去東湖遊泳，教我怎麽賣菜，怎麽生爐子（那時還隻有煤球爐子），怎麽煮飯。怎麽炒菜。後來我把自己炒的羅卜絲拿到爸爸就餐的食堂給爸爸吃時，爸爸還不住地叫好吃呢！

 鬧完了革命，二姐這幫紅衛兵小將們就被送到“廣闊天地”裏去鍛煉紅心了。二姐下到了湖北的江陵縣，離沙市較近的的生產隊裏。修建漢沙公路的工，派到了二姐所在的知青組，二姐就上了修建漢沙公路的工地。那時沒有機械化的推土機、挖掘機，都是靠人肩挑手鏟，勞動量很大，而且一幹就是好幾個月。年底放假時，二姐帶著她們知青點分得新鮮大米，她們自己醃製的豬肉，回家與我們一起過年。而大姐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大連工作，回家過年時，隻能帶回一些蘋果。

 在修建漢沙公路的工地，二姐擔著載滿泥土的擔子，扭傷了腳踝。在那偏僻的鄉村裏，沒有好醫生，也沒有好藥物，加上天寒地凍，二姐的腳就落下了毛病。至今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被革命後的父母先後被送到“五七幹校”去接受再教育。開始父母還不在同一個“五七幹校”，媽媽在監利縣，爸爸在洪湖縣。記得離開武漢市的那年，看著家裏那些家具被裝上搬家的大卡車時，媽媽對我說：我可憐的霞，剛十二、三歲就要跟媽一起去農村了。

 去農村的路上，乘船，到縣城，再換乘木船，經“用水路”——農民自己開的渠道，來到監利縣的鄉村，住在一家家庭成分為“中農”的農民家，離我要上的學校有八裏地。那上學路，雨天泥濘，滑得站不住腳，晴天後那些泥濘的土壤變成了一把把的刀子，就沒有好走的時候。一次在上學的路上，遇到了瓢潑大雨，我隻有一把油紙傘，那裏遮擋得住傾盆似的大雨，盡管我已經蹲在了地上將雨傘緊緊地拉在頭上，從四周濺進來的雨水、泥水還是把我弄了個透濕，到學校後就成了落湯雞一隻！好在那學校裏還有一位女老師，給我擦幹了身體，烘幹了衣裳。後來遇到雨天，這位女老師還留我在學校過夜。可是那次被雨淋後我還是的了重感冒，因為沒有及時治療，轉成了急性扁桃腺炎，發燒不退。

 媽媽所在的“五七幹校”組織了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大唱革命樣板戲，媽媽還是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主力演員，在整個幹校的所在地裏巡回演出。我正是在此時病的一塌糊塗，媽媽又不在家，正巧二姐來了，找到村裏的赤腳醫生，要他給我看病，開藥，可是那赤腳醫生把他整個醫藥箱都翻出來給二姐看了，最能管用的也隻有“抗大一號”——一種用中草藥製成的抗炎注射液。二姐讓他給我打了這“抗大一號”，還是不退燒，第二天就帶我走了二十裏路，去了鎮子上的診療所。我是那麽不願意走路，二姐就一路上給我講故事，遇到好看的花草，就停下來，采來給我開心。那二十裏路我倆走了有近四個小時，到了鎮子上已經下午時分了。看了病，終於打上了青黴素，我們不能每天都走這二十裏路來打針，二姐硬是要那大夫給我開了足夠的藥針，拿回家來，叫那赤腳醫生給我打。

 我這一病，耽誤了不少課程，二姐細心地給我講課，給我講了許多民間故事，教我什麽是排比、什麽是對聯；給我講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講阿基米德定律，還做實驗給我看。我記得最清楚的那個民間故事是一個漁人打來了一隻海螺，又放生了，結果海螺給這個漁人帶來了許多財富的故事。二姐講故事時，聲貌並用，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講到那漁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富麗堂皇的宮殿裏，蓋著絲綢段被，用手一摸，那絲綢掛著了漁夫粗糙帶刺兒的手那段，她自己摸了摸，還讓我也用手摸摸家裏那床絲綢被呢，她說：“你看，你摸著就挺滑溜的，而我摸時就，我粗糙的皮膚就會掛著被麵。”二姐給我講“枯木逢春憂再發，人無兩度在少年”的意義；二姐耐心一步一步地地給我講解的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的推導過程……在那位中農家的昏暗的小耳屋裏，二姐在煤油燈下給我講課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在目，不能忘記。

 後來在爸爸的再三要求下，媽媽搬到了爸爸的“五七幹校”去了，我們的住宿條件比在監利要好了一些：我們住在了生產隊的糧倉裏去了。隊裏還特地給我們住的那間側房的瓦，安上了幾塊“亮瓦”—即玻璃瓦，這樣房間裏能亮堂些。過年的時候，一家五口還在這倉庫的側間裏團聚過了呢。

 媽媽帶著二姐去治療過她的腳踝，她那是韌帶拉傷，很不容易治好，加上又串了寒氣，按中醫的說法，要驅寒才能順筋。在農村唯一可行的驅寒方法就是喝酒。二姐原是從不沾酒的，頂多是自己做的米酒，從那時起，她也學著喝酒了。

 我能幫二姐做的就是給她按摩，她去盲人按摩所時我陪著她去，就是想看看那些瞎子是怎麽給她按摩的，回家我就學著給二姐按。

 鄧小平上台後，將在“五七幹校”裏再教育好的臭老九們招回了學校，我也跟著父母回到了武漢，二姐也因為腳傷，不做農活兒了，在她插隊江陵縣的鄉村的小學教起了書。由於二姐的才華橫溢，不久後她就被調到區裏的中學教書。那個區中學的校長很欣賞二姐的才華，那時她還隻是個民辦教師，就想方設法給二姐申請到了轉正的機會，介紹二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姐是我家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中共黨員。後來她又被調到縣師範學院教書。可以說二姐每次回家，都能給我們帶來點兒她的好消息，我們也為二姐的能幹、向上取進而感到驕傲。那個時候，下鄉了的知青都讓家裏找門路回城。像我家這樣的“清水衙門”哪裏去找門路，想給誰送禮、賄賂一下都不知到該找誰。二姐能這樣自強不息，讓我們全家都舒了口氣，因為她是我們全家中吃苦最多的成員。

 我跟父母回城後，接著上高中。高中畢業後，按“身邊留一子女”的政策，留在了城裏，因為二姐已經在農村了，大姐也不在父母身邊。不久還給我分配了工作。我剛參加工作時，玩心很重，跟廠裏的與我同齡的學徒工們瘋玩，幾乎周末都跟我那幾個“鐵杆姐妹”出去野玩；被送到公司北京的兄弟廠家培訓業務時，又與那兒的小師傅們“打成了一片”。

 二姐每次回家都囑咐我別把高中學的東西玩忘了，不管今後怎麽樣，那些知識總是有用的，還說今後大學肯定還會恢複考試招生的製度的，叫我好好複習高中的課程，有備無患，等等。雖然在家待業的那些日子裏，母親也為我的出路著急，想多教我些本領，可是自己的孩子是怎麽也難教出來的。當時跟母親學習的年輕人也不少，都是他們的家長找到母親，請母親教他們的子女，給他們的子女“開小灶”講課的。母親讓我也跟著他們一起學，可我就是學不進去。

 可是二姐的這些話我倒是能聽進去，我減少了出去玩的時間，我的那些“鐵杆姐妹”也在我的帶動下，不很情願地開始複習起高中的功課來，果不出所料，不久大學就恢複了考試招生的製度。文革十年後的第一次大學招生考試，我一次考試就順利地進入了第一類大學，成了７７級的學員。

 我上大學不久二姐也考上了母親教書的那所大學的研究生，這並不是因為母親有什麽路子，走了後門，而是二姐的刻苦學習、鑽研，得到了優秀的成績的結果。

 二姐自然是住在家裏了，那時研究生宿舍的條件並不好，像二姐這樣家就在校內的，就沒有再分配宿舍的床位。原來好多我該做的家務活兒，二姐來了，我也就能解放了一大半，因為我住校，平時不在家，隻有周末回家。平時媽媽一個人在家時家裏很少做飯，盡管我工作的那兩年，因“近水樓台”，我就在武漢市煤氣公司工作，比武漢市其它的平民先得到了煤氣爐，不用再去生煤球或是蜂窩煤的爐子了。

平日裏吃食堂，到了周末，就自己做點兒好吃的，開開葷。二姐做得一手好菜，在廣闊天地裏鍛煉出來的，她切的羅卜絲又細又均勻，家裏沒有第二個人切得出來的。二姐那時的拿手菜是青椒炒肉絲，比起文革中的荷葉粥和燒茄子，味道又提高了一級。後來二姐也教會了我做青椒炒肉絲。

 插隊時、在鄉下當教師時，二姐沒談過戀愛，也沒交過男朋友。媽媽心裏著急，但也不想讓她在農村成家，現在二姐回來了，媽媽就開始張羅開了二姐的婚事了。

先是托熟人給介紹了一位在武漢鍋爐廠工作的工程師，文革中，因家裏有海外關係，受到了衝擊，個人問題一直沒解決。二姐去過他的住處幾次，他也到我家來過幾次。讓我看來這位工程師還挺不錯的，人挺懂事故，每次來我家都帶些很講究的禮物來，跟我們說話也很有分寸，斯斯文文的。人長得也可以：個子中等，敦實的身材，與二姐很相配；長方形的臉龐，有棱有角的，帶著一幅深色邊框的眼鏡，學究氣味很濃。他的親戚都在英國、香港，他自己家的人，在文革中已經死的死，散的散了—去了國外，他在國內是孤身一人了。可是沒過多久，二姐就說，跟著個人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他們兩人的關係就告終了。後來又介紹了幾位，二姐都看不上，我悄悄地問二姐，她是不是已經有了心上人了？二姐苦笑著說，“我哪兒去找心上人？到了我這個年齡，已經沒有什麽選擇的餘地了，高不成，低的我也不想就。”可以看出二姐的自尊心很強，在這事兒上，她不想遷就，不想隨便。

 我大四時交了個男朋友，是同班同學，帶到家裏來過幾次，媽媽看不上，因為他把他在學校宿舍用的床單都拿我家來，讓我給他洗，還跟我說，以後要是在一起生活，不能老吃食堂。媽媽說跟這樣的人一起生活，他老要你來伺候他，你不要累死？但二姐的看法是：這是小霞妹喜愛上了這位同學的表示，小妹不覺得這是吃苦，心甘情願，這就是愛情。媽媽說，反正我是反對的，我的女兒我自己都沒舍得讓她幹什麽家務活兒，怎麽嫁到別人家去就要吃苦受累？媽媽想不通，說我這位同學要是真心愛我，就不會讓我為他費時間來洗這些東西，為他費時間來圍著鍋台轉！二姐就勸媽媽：“讓小妹自己決定吧，不然也要讓她等到我這把年紀再找對象，就沒有什麽好的了！”

 我大學畢業後，考研出國了。二姐畢業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留校了：她是媽媽身邊唯一的子女。

 出國前我匆匆與這位同班同學結了婚。剛到國外的頭幾個月裏，我想家想得厲害，甚至都想放棄學習回國了。爸爸、媽媽和二姐都給我寫來了大批的信件，鼓勵我克服目前的困難，堅持學習下去。

 媽媽還給她那不稱心的女婿—我那新婚的丈夫—寫信去教訓他：“我家女兒從來都是專心學習的，不知你給她灌了什麽迷魂湯，不然，她怎麽會想放棄這麽好的學習機會，要回來呢？”弄得我丈夫哭笑不得。二姐就勸母親，不要過多地去管我們小家庭的事兒。過了這個想家的難關，我的留學生活進入了正軌，攻下了碩士後，又進入了博士課程。

 在我攻讀碩士課程的時間裏，二姐終於與一位在武鋼工作的財務出納員結了婚。聽說婚禮還挺隆重，不像我的婚禮那樣，悄無音訊，因為我家裏反對，媽媽為此說了我一大通，說我怎麽自己不知道珍惜自己，那麽便宜地就把自己嫁了，這是題外話了。

 二姐夫是位典型的武漢人，江湖義氣很濃，他家裏常有他一大幫哥兒們聚會。

 二姐在大學學的是教育心理學。在學習期間，她就翻譯、查看了許多中外名家的文章，寫出了有突創性的論文。在文科的世界裏，有突創就有爭議。在他們係裏，二姐的論文隻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碩士畢業後，二姐留校當教師，同時繼續研究她的教育心理學。

 二姐的學習和研究需要安靜的環境，而二姐夫哥兒們的聚會常常是把家裏弄得亂哄哄的。因而二姐平時還是住在媽媽這裏，隻是到了周末才去青山那邊的婆婆家與丈夫團圓。

 畢竟二姐和二姐夫的生活習慣差距太大，二姐有時忙起來，周末也不回婆家了，二姐夫就來找二姐，二姐跟姐夫回去後，兩人不免就要爭吵起來，有時甚至打了起來。二姐當然是打不過姐夫的，就隻能往娘家跑。一次二姐跑回家後，姐夫也追來了，媽媽見到姐夫就氣不打一處來，說你堂堂男子漢，怎麽能跟自己的媳婦動手，當著二姐的麵打了姐夫兩個耳光子，說你敢打我的女兒，我今天就要打你！。姐夫當然不敢跟老人動手，跪下求饒，說今後再不敢了。

 媽媽打了姐夫，二姐還挺心疼，當天就跟姐夫回了婆家。可兩人沒好多長時間，又吵起架來。二姐覺得這種婚姻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了，跟姐夫提出了離婚。可偏偏這時二姐懷上了身孕，她沒跟姐夫商量就毅然決然地去做了人流。這可把姐夫氣壞了，把二姐關在家裏，正好是大學的假期，弄得二姐人流後沒到三個月，就又懷上了孕。二姐說什麽也不想要孩子，趁姐夫沒注意就又去做了第二次人流。二姐不想自己的事情讓媽媽知道，就找到我當學徒工時的鐵杆姐妹，雙雙，在雙雙家養月子。養完了月子，二姐就與姐夫辦理了離婚手續。

 由於生活上的不順心，在她研究的學術問題上的爭議也一直沒有結論，二姐得了精神分裂症。聽媽媽說，她發病的那天，見到牆就撞，見到汽車就要往車軲轆下鑽。聽到這消息，我心如刀絞，可是又身在國外，幫不了二姐什麽忙，隻是幹著急。

 二姐被送到武漢市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療了兩年，病情有了好轉，就又回到她原來留校的係裏。可她覺得在這裏自己已經丟盡了臉，就主動要求去大學的分院襄樊師範學院工作。媽媽說，好不容易身邊就留下這麽一個，怎麽說走就走了呢。可二姐自己執意要走，媽媽怎麽也挽留不住。

 二姐去了襄樊工作不久，精神病就又犯了，被送到襄樊市精神病院，又是兩年的住院治療。我利用探親假去了一趟襄樊市，到那精神病院看過她一次，還到二姐工作的襄樊師範學院，跟她的同事們聊了聊二姐的情況。二姐的同事們跟我說，二姐的思想很敏銳，思維敏感活躍，他們怎麽也想不通二姐怎麽會得精神病？我去醫院見二姐時，在藥物的控製下，二姐的精神狀況還是很正常的，據大夫說，如果她堅持吃藥，還是可以治好的。第二天，我爭得了醫生的同意，帶二姐出院遊玩，二姐還給我做導遊，帶我到襄樊的古跡去遊玩，給我講解古代故事，完全是一個正常的人。當我們回到她住的精神病院，看到她被那大鐵門關閉在一群瘋人中時，心裏十分難受。

 後來我在國外生孩子時，媽媽把二姐從精神病院接了出來，一起來我處，幫我帶孩子、做家務。由於他們的簽證隻有三個月的時間，那次我與二姐和媽媽隻在一起生活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二姐一點兒都沒有精神病人的跡象，我家的事兒全幫著做了，不僅幫我帶孩子，還照顧著年老的媽媽。我怕她們語言不通，會在我這裏感到寂寞，家裏裝上了衛星電視，可以收看中文節目。有時中文節目中的電視連續劇的時間很不方便看，我就教二姐如何把節目錄製下來，在時間方便的時候看。二姐很快就學會了。

 二姐和媽媽回國後，二姐回到了襄樊師範學院，可能是她自我感覺好了，就沒有繼續吃藥，不久她又犯了精神病，再次被送入襄樊市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四、五年。等她再次出院時，她也到了退休年齡了。但她不願回武漢與媽媽一起生活，她在她的學院分得了一套房子，還是一個人生活著。偶爾去武漢看看母親。

 近些時來，母親說二姐又有些神神道道的了。還是念念不忘她當年鑽研過的課題，寫了長篇的論文，到處找出版社，一心想出版一本她自己的書。有一次，二姐背著她的手稿出來找出版社，結果路上把手稿弄丟了，二姐傷心了好久。

 現在二姐住的地方，沒有電話，沒有計算機，母親說前不久二姐買了個手機，可這幾天卻打不通了。我與二姐的聯係就隻能通過母親。我告訴母親下次二姐來時，叫她別四處找什麽出版社了，坐下來好好學習計算機，上網，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出來，又快又能及時得到讀者的反饋，比出版社出版的書要實惠得多！

 在我的鼓動下，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買來了電腦筆記本，正在學著使用計算機呢！

希望過不了幾天我就能與老母親在網上見麵了！希望二姐也能坐下來，把她的論文打字出來，在網上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