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我在日本企業就職
1990年春天我結束了博士課程,來到了總部在東京的一家私人企業—関口工業株式會社-工作。
関口工業的老社長関口太郎的兒子関口俊夫在美國留學後,回到日本,接老子的班。俊夫在美國留學時,結識了一些美國的學者和商人人,因受美式教育的影響,辦社也大膽、開化。在我畢業的那年,大量招收國外的留學生,美其名曰是給國外留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其實也是想利用廉價勞動力,也給公司帶來些新鮮血液和空氣。関口俊夫還利用NHK,來宣傳自己公司的招人方針。後來我在関口工業就職後,NHK也來人對我進行Interview,調查、攝影過呢。--這是話外了。
在當時招工的公司中,我看上的有三家,一家是関口工業,一家是在廣島市附近的リョ-ビ,再就是在廣島的馬自達汽車的研究所。
関口工業是一家主要生產環保、綠化機械的廠家,當時他們生產的水井用過濾網 Supper Screen,在全日本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享有盛譽。日本政府的一些援助非洲的項目,也都給関口工業去做。所以関口工業是不愁沒“飯”吃的。
リョ-ビ是個很大的綜合性的公司,來招人的是公司的主要部門印刷機部門。
馬自達汽車的研究所就不用多說了。
估計是関口俊夫將我的幾篇論文拿給他的美國大學同學看過了,他和他公司的人事部長親自到我大學來麵試我,並想說服我,要我去他的公司。我便答應去參加他公司的就職說明會,我畢竟也要看看著公司是個什麽樣子的才能決定。
関口俊夫的美國大學同學,在MIT研究出了熱分析的計算機軟件。関口工業招工,主要是因為在関口工業內部要建立一個全新的部門,另開一項業務:為美國人做計算機軟件銷售業務。
我發表的論文中,有一篇是用有限元素、邊界有限元的方法來計算齒輪的輪齒齒根應力變化趨勢的。詳細的計算程序當然不會列在論文上,但讀過我論文的人就能知道我是能運用有限元素、邊界有限元法來進行計算的。就這一點讓関口俊夫的美國同學Dr. Philip看上了。 估計那屆的畢業生中,能運用有限元素、邊界有限元的方法來計算的並不多。
我抽了幾天時間,去了東京,到関口工業參加了関口工業的職說明會,還參觀了関口工業株式會社。
通過會社訪問,我了解到了関口工業的大概情況,總部雖不是在新宿區的那種高樓大廈的地域,但在品川區裏還算是熱鬧的地段,那總部大樓看上去也還可以的。據說總部的房產就能值好十幾千萬。況且總部是銷售人員的聚集地。而在郊外琦玉縣久喜市的工廠和技術部才是我上班的地點。在這兩點之間的川口市,公司有社宅,可提供員工住用。公司的福利也還可以,每年有一次社員旅行,而且每隔一年,這社員旅行就是海外旅行。
リョ-ビ的社員福利也不錯,工廠在崗山,社宅很漂亮,但與將要成為我的頂頭上司交談後, 我感到那兒的業務與我的專業出入較大,就沒再考慮。
馬自達汽車的研究所那兒,在大學就有聯係,所以很熟,也很明白那兒我所能搞的課題幾乎都做到了頭,盡管他們也很希望我去,起碼可以解決生產上的一些問題,我還是選擇了東京的関口工業—因為我當時對計算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入社後的第一周,在總部接受“入社教育”,男女新入社員分開教育。我不知道男新入社員都是些什麽教育,對女新入社員,連見什麽樣的人要鞠多少度的躬,都有規定。還有接電話時要先說“関口工業の XX です。”讓電話鈴響兩次後再接,但不許電話鈴響超過五次;要等對方放下 電話後自己才能掛電話;早上一上班,女社員要輪流給全部的同事做咖啡、茶等飲料。給客人端咖啡、茶等飲料等時,茶具要擺放得體;給客人在公司裏引路時,要走在客人的什麽地方等等、等等,詳細至甚。
第一次上班,第一次穿上公司的製服,多少還是有點兒激動的。
雖然公司給支付了搬家費用,但我那輛車檢已經到期的三菱小車還是沒帶來,一來沒有住車場,二來為那輛老掉牙的車再去做車檢也劃不來了。
我住進了在川口市的社宅。由於沒有車,買了通勤的月票,---公司給報銷。
社宅是兩棟四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造物,每棟有三個門、每個門有6個單元,每個單元的可供夫婦一家人帶一個孩子住的,有一間六疊和四疊半的,廚房較大,廁所和浴室是分開的。我和一個叫石川薰(いしかわかおる)的女孩共住一套。薰(かおる)比我早一年就在這公司工作,她就用了那間大的。大房間向陽,還帶晾台,晾台一直通到廚房。但那晾台上是不能晾什麽東西的,因為緊挨著這住宅樓就是一家作坊的翻砂車間,涼台上堆積的灰塵都是黑的。我住進了四疊半的小間。
當然除了四疊半的的榻榻米之外,房間的整個一麵牆都是押入れ,還有個朝北的窗子。我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床,一個こたつ,一台電視機,幾個座墊兒,還有一個一千日元買來的三格小櫃。這四疊半的小間就被擺得滿滿的了。
算機軟件銷售是新的業務,與我一起被招來作此業務的還有一位叫石川敬之的男孩。雖然是新的業務,就該有個新的部門,但公司不可能讓一個新入社員當新部門的部長,就暫時把我們分配到技術部裏,歸技術部部長中村管轄。
石川敬之君是剛剛留美回來的,英語說的很順溜,對計算機也很熟悉,但對計算理論、計算機軟件程序用的語言沒有很深的研究。我和他搭檔,可以說是最好的配合了-各自均可以發揮自己的 長處。
當時技術部裏的業務主要是打水井,還有許多是援助非洲的項目:到非洲去幫助那裏的人們打井,當然是用我們公司自己製作的過濾網 Supper Screen了。所以部裏的技術人員分成了 兩類:一類是經常出差的打井隊;另一類是坐在家裏負責設計生產過濾網 Supper Screen 的設計生產隊。
打井隊的隊長是崎山,人們老愛叫顛倒,把他的名字叫成山崎。崎山是個火爆性子的人,身材魁梧,嗓門兒大,長方形的臉龐,老是紅撲撲的,不時,還能說出個笑話來逗逗大家。他在辦公室裏打起電話來,別人就說不成話了,我的辦公桌離他的起碼有十米遠,還拐了一個彎兒,他打電話時我都能清楚地聽到其內容。最常聽到的是他糾正別人對他的稱呼:我是崎山(saki yama),不是山崎,先是山崎的崎,然後才是大山的山。幸虧他常常是外出作業,他不在時,辦公室裏才能安靜。但崎山也是粗中有細的:除了每次外出打井回來都給大家帶來お土産之外,還能注意到部裏人員的心態、動靜,帶來些很別致的小お土産來給部裏增添歡樂的氣氛。
記得有一次他從北海道回來,給我帶來一小缽花草,讓我帶回宿舍。經我每天澆水,一周後竟開出了鮮豔的花朵。當我告訴他那缽草開了花兒後,他說,看到自己每天澆水、精心護理得到了成果,的確讓人格外高興。
不過,據說就是因為他性格火爆,跟妻子沒能相處好,他們離了婚,他至今還是獨身一人。
崎山手下有好幾位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圓臉的土屋君,敦實,健壯,總是一幅大大咧咧的架勢,幹活兒從不挑肥揀瘦;長臉的伊藤君,精瘦卻幹練有力,主意多,方法也多,吃苦耐勞,幹活兒紮實,讓人放心;方臉的小野田君,悶聲不響,但很有心勁兒,交給他的事情,他都能做的很好;還有那個六麵玲瓏的田端君,不光油頭滑腦的,還油嘴滑舌,重活累活他總是躲著;。。。石川薰就在崎山的手下做雜務。除了崎山和田端外,其餘的人全是住社宅。我入社不久,田端君買了輛新車,每天開車上下班,挺神氣的。有時候我們加班晚了,晚上的電車車次少了,他倒是也肯讓我們坐他的車回宿舍,尤其是薰也在一起時,田端就更是義不容辭似的,即使是他自己的工作已經完事兒了,也能有耐心等我們。
技術部的部長中村先生,其年齡在老社長和新社長之間。他不僅在年齡上“承前啟後”,在辦事和處理問題上也是如此。在公司發展問題上,老社長願意守著老生意,即做生產過濾網和打井的生意,而新社長則主張開發新的業務項目,中村就兩條腿走路,老的不丟,新的也上,雙管齊下,他管轄下的技術部生意火旺著呢,不僅讓老社長心歡,也讓新社長滿意。
技術部的辦公室裏有一位叫工藤的老先生。據說那 Supper Screen (超級過濾網)的專利 就是他的。可在技術部裏,我幾乎看不到他幹什麽活兒,他隻是翻翻技術文件,查查資料,有時也去車間轉轉,看看生產情況,工作上沒有專門的,或是特殊的任務和壓力,每天都是悠閑自得地。我看他是在吃老本兒呢。我跟他也聊過幾次天兒,的確感到他知識豐富,學問不淺,不僅在理論上有一套,在實際生產中他也有豐富的經驗。這 Supper Screen 算是很成熟的 技術了,要想再改進,估計也隻是在生產工藝上,和 Screen 本身的材質上打主意了。這些 與我的業務可以說是沒什麽關聯的,我也隻是好奇,打聽了一番,沒做深究。
我們要為美國人做計算機軟件銷售業務的軟件名字叫NEKTON,主要是用來計算熱或是流體中的異物傳遞、擴散的。選用的媒介物質可以是空氣,也可以是溶液、液體,反正是流體就行。這牽涉到流體物性、流體力學等的一係列的理論。我在研究齒輪傳動中,在研究輪齒表麵的油膜厚度與齒輪壽命、傳動功率、噪音等的相互關係時也啃了幾本關於流體物性、流體力學的書籍,雖然有了些基礎知識,但所研究的方向大不一樣,深深感到“隔行如隔山”啊。
為了加快加大 NEKTON 在日本的知名度,即市場,在我們這技術部人力缺乏的情況下,新社長 就常常請他在MIT的同學飛利浦博士到日本來搞 seminar --講座,趁這機會,我也向飛利浦 請教了一係列的問題。
通過與飛利浦的交流,發現他很能幹,不僅這些流體力學的模型是他自己定論的,其解析程序也是他自己編寫的,他除了解答了我的理論上的問題外,還教了我幾手編程序時的竅門兒。他的那些程序還都是用的較原始的FOTRAN語言和C語言編寫的,這兩種語言我都用過,並不生疏。他也告訴了我們他的這程序中的弱點,尤其是遇到了特殊用戶,他們定義的流體介質參數超出了常規值的話,他這程序就有可能進入“無限循環”中去,即總也算不出結果來。
那時的計算機還遠遠沒有今天的計算機的速度,要計算在一間房子中放上一個熱源/異物後,其熱/物傳遞、擴散的過程,需要用一整天的時間。那時技術部裏隻配置了一台名為 SUN 的 workstation-工作平台,這已經是讓公司下了不少本錢了。這台 workstation,不光是為了 這個軟件,技術部的CAD也在這台計算機上,部裏那位小野田君後來成了 CAD專員了—這是後話了。
要銷售軟件,這軟件隻在一種計算機上運行還遠遠不夠。不過要在當時流行的所有計算機種上做Porting的話,工作量太不說,也沒有必要,我們就選了當時暢銷的幾種機種去做Porting。算機的生產廠家當然是很歡迎的,在他們的計算機上多一種軟件運行,他們的計算機就多一點銷售的潛力和價值。計算機廠家的辦事處大都集中在東京的新宿一帶,我和石川就需往城裏跑了,這下子可嚐到了擠高峰車的滋味了。
通勤的路上,我遇到過幾次“癡漢”,但都想辦法躲過了,最後一次竟遇到黑人“癡漢”,下了車還跟找我不放,嚇得我不敢回宿舍,在超市、百貨商店裏轉悠到了很晚還是沒甩掉,因為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個黑人,全是身材高大魁梧的那種,我哪裏敢惹。最後被他們在川口市車站門口圍住,其中的一個跟別的黑人說,嘿!這是我的girl,你們別打岔!但其他黑人還是想跟我動手動腳的,他就拉著我往地下通道走,我跟他跑了一段路後,到了車站的另一麵,那些黑人沒能追上來,這個黑人就跟我說,讓我上他的住處去,我當然是死活不去的,並對他說如果他再糾纏的話我就去警察所。他這才作罷,卻又說要送我回家,我說不用了,他說那就送到車站吧。去車站的路上,他告訴我說他們是從非洲哪個國家來日本參加什麽球(我沒記住)的比賽的,(怪不得都是身材高大的),離比賽還有幾天,這幾天還在訓練呢。我怎麽能相信!他們多少都能說點兒日語,如果隻是參加比賽,用不著學日語的。我隻是心裏這麽想著,嘴上什麽都沒說,直到到了車站,還上了去城裏的(與我住處相反方向的)電車—心有餘悸呀。
公司的社宅在川口市的上青木西,從社宅到新宿的走法有好幾種,但幾乎都要換兩次或更多次車。為了避免高峰、避免與“癡漢”的遭遇,我總是提早從社宅出來,很早就到了新宿,在新宿高樓之間的綠地公園裏,邊散步,邊聽著NHK的語言(外語—德語和英語)講座,有時候 也找個沒人的地方做做早操什麽的。
石川敬之君也住在川口的社宅裏,但他畢竟年輕,總是要睡睡懶覺的,起不了那麽早,所以我倆上班時間總是碰不到一起,不過他也能很準時地趕到我們要去Porting的計算機公司、或是用戶那裏。下班時,很多時候是我們一起回宿舍,起碼是個伴兒。不過敬之(たけし)君跟我在一起時,他總顯得有些拘束,還老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我會呲嘚他似的;他跟中村在一起時,就很隨便,甚至還常常根中村開開玩笑什麽的。不過他到底是留美的,西方的“紳士”作風他也學到了一些,比如上車後總是會為我找個座位,或是好站的地方;進出門時,搶先一步為我開門;但是當我進到室內脫下外衣時,他並沒有接過來幫我掛上的動作—看來還是差一點兒。 不過後來他跟我解釋說他手上患有一種皮膚病,手皮一層一層地脫落,還伸出手來讓我看,我看了看,果然他那雙手是像得了腳氣病似的,以後連跟他握手都有些發怵了。
一般來說一個機種,有一、兩個星期我們就能搞定了。若是當時有用戶詢價這個機種,我們就做得很仔細了。甚至會與計算機廠家商量,把用戶的問題直接輸入到我們已經 Porting 好的計算機上,讓連續它運行,直到得出結果來,這樣也減輕了我們公司自己計算機上的負擔。當然我們要事先跟計算機公司說明,讓他們別切斷電源,我們的程序正在試運轉。
對於我們出售了的軟件,我負責按合同簽訂的範圍給用戶安裝軟件,還要注意我們所安裝的軟件不會被用戶複製到其他計算機上去,而且合同到期時還得讓軟件不能繼續運行。所以我要在軟件程序中很多重要的地方都設置上“讀計算機生產編號,並將其與合同簽訂的計算機生產編號對比,如果不一樣,就中斷計算”以及“讀日期,並將其與合同簽訂的有效日期對比,如果超過了,就中斷計算”的程序語句,這些語句當然都要用“black box”的語言編寫。這是 一件需要技巧和細心的工作,稍不注意,程序就不能正常運行。
有的用戶是讓我們給他們推薦計算機,他們買來我們給裝上程序,有的幹脆就讓我們一起將計算機為他們買來裝好程序給他們交貨即可,有的則是自己已經有了計算機,隻是買我們程序。前者,我們多半可以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裝好軟件程序後給用戶送去;而後者,我們就得去用戶那裏給他們裝程序。這樣也就有機會見識了別的一些公司的內部表麵的情況,不過表麵看來都是大同小異的,或是我的好奇心還不夠強。
新社長請飛利浦博士來日,定期搞seminar,每期的收效都不錯。當然找會場、請用戶等工作,我們的中村部長也親自幫忙招呼,每次seminar之後我們就有一大批“作業”:主要是解答用戶的問題,我們也免不了要忙上一陣子。對有些我們解決不了的、在電話上(那時還沒有Email)也說不清楚地問題,中村部長就帶著石川去了幾次美國,主動登門找飛利浦博士解決問題—我因為當時持中國護照,去美國手續繁瑣,況且在日本公司裏也需要有一個人時常來接待用戶的,所以他們去美國時,我就義不容辭地留在日本了,這樣也鍛煉了我獨立工作,獨當一麵的能力。
1991年的春季,我進公司一年時,公司又招進了一名中國留學生,小李。小李是學流體力學解析的博士畢業生,專業很對口。在飛利浦博士定期來日的seminar上小李就大顯身手了,隻是小李的英語還不怎麽好,不過有石川敬之的幫助,他與飛利浦博士的交流還是很順利的。畢竟這是他專業,沒多久,小李就掌握了飛利浦的這套理論,飛利浦對小李也很滿意。
技術部裏我們這一攤子越來越興旺,用戶提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我和石川倆招架不了,就不用萬裏迢迢地去找飛利浦解答,有小李多半就能解決了。小李還能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分析用戶的問題,提出解析的方法,我就根據他的解析方法編寫計算程序,石川則負責找到能運行的計算機,用戶不用等多久,就能得到答案。
這樣一來,我們的銷售率大大提高,訂單一份接一份地進來,利潤就不用說了。中村部長為了獎勵我們,趁飛利浦博士來講 seminar時,飛利浦博士也請上,和讓我們部裏的全體社員 一起,去了公司的療養山莊遊玩了近一周的時間,真是好開心喲!
公司的療養山莊在療養勝地的日光附近的深山叢林裏,空氣新鮮,風景秀麗。當時我父親也來日本探望我,部長同意讓我帶上我父親一起去。療養山莊的房子全是用一根根實木建築的日式木房,有好幾棟,每棟都有好幾間榻榻米睡房和很大的起居室(居間),供大家聚會、玩耍。廚房、廁所浴室等全套設施也齊備。房屋的底部離地麵有一尺多高,估計是為了防潮。
我們去療養山莊的時間是秋天,深山裏的早晚已經是寒氣襲人了,早、晚我們都要開開取暖用的空調機了。部裏的女性社員就我和薰兩人,大家照顧我有家人,給了我和我父親一間睡房,那裏隻有榻榻米的。薰就自己一個人用一間,反正房間也多,那些小年輕們還願意擠在一起睡,熱鬧熱鬧。
白天小夥子們比賽爬山,女生和年紀較大的就在山澗散步、采集蘑菇、山菜、野花。中午,大家買些便當來充饑,晚上也多半是在外麵吃飯。一次,大家想吃中華料理,可附近又沒找到中華料理的餐館,我就自告奮勇說,我給大家做一頓中華料理的晚餐。中村部長興致勃勃,跟我一起去了超市,買來了晚餐需要的原料,我就在廚房裏忙開了,父親和薰也在幫忙。那頓晚飯大家吃的挺滿意的—我可不是在這裏老王賣瓜,的確大家都吃得很香。
不過畢竟我對自己學習研究了多年的齒輪還是很留戀的,還一直關心著有關齒輪的研究導報。工餘,在自己的時間裏,也跟與有些齒輪公司討論一些我感興趣的、也是他們正在麵對的現實問題。後來跟一家德國齒輪公司討論得很火熱,那是一家生產減速箱--即齒輪箱的公司, 他們要開發新產品,為風力發電機生產增速機。我對他們的設計方案提出了幾點看法,他們覺得有參考價值,就邀請我去德國跟他們的技術人員進行詳細深入的交流。我用了每年僅有的十天假日,去了一趟德國,結果是這家公司的第一把手,也就是老板了--親自接待了我,他很希望我能去他們公司工作,並且把勞動合同都準備好了,隻需我簽字就能去他公司工作了。
在這関口工業株式會社裏,雖然工作順心,但對我所學的專業沾不上邊兒,經過反複考慮後,我毅然交上了辭職書。不用說中村部長感到很吃驚,問我是不是他有什麽地方虧待了我,我跟他作了解釋之後,他才依依不舍地說:“很(殘念)遺憾,雖然我們知道你不會永遠留在日本,但很希望還能跟你一起多工作一些時間!”1991年十一月中旬我就離開了日本,來到了德國,算是結束了這段偏離了我的專業的生活。
那次我用自己的有給休暇去德國的事兒,事先沒跟公司裏的任何人說,後來中村部長知道後,還埋怨我說不該瞞著他們。我想,那是我的自由時間,我想怎麽渡過為什麽要告訴大家呢?在德國,老板或是上司是不會問、也不感興趣他們的職工們是如何度過休假的。這就是東、西方的人的思維差異吧?或者是家族公司和股票上市公司之間的差別?對這件事,從好的方麵去看,可以認為是老板、上司對你的關心;從另一方麵來看,也可以認為是老板、上司想控製你。
在関口工業株式會社,我工作了近兩年,與那裏的人們也留下了一段讓人難忘的,持久至今的友情。
在公司的琦玉縣久喜市的工廠裏,女職工不多,也就隻有四、五位,我們共用一間更衣室裏,休息時大家在一起聊天兒,很快就熟悉了。
有一位做總務的秋山節子女士,比我年長幾歲,對我很關心,不僅在公司裏,給我介紹公司、工廠裏的設施、組織關係,人員配置等等,在生活上也照顧得無微不至,除了公司發的製服外,勞保用品也一樣不少,照說我們這坐辦公室的幾乎用不上勞用品,她也給我準備一套。由於電車站距公司還有一段距離,我們來上班時,下了電車就乘出租車去工廠,常常是在上班時間大家能湊到一起,三、四個人一起乘一輛出租車,有時我沒能趕上與別人同乘一輛出租車,就隻好自己單獨乘一輛出租來上班,但在車站的出租車輛有限,半天來不了一輛,秋山就會親自開車來接我。秋山節子還常常邀我去她家玩。她家就在琦玉縣久喜市附近的鷲宮郡,丈夫在東京銀座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每天往東京跑,也挺辛苦的。兩個孩子一個在上大學,一個在考大學(當時還是個浪人)。她家所在的鷲宮郡裏也有外國留學生,郡政府或民間組織一些與外國留學生聯歡等活動時,她就會邀上我一起去。節子待我可以說是情同手足,親如姐妹了。
還有一位在廚房幫忙的早川大媽,開始,她跟我說話時很謹慎,好像是怕我看不起她,我很隨和地跟她打招呼,也像與一般人一樣跟她聊了一些家常,漸漸就跟她聊熟了。我也得知她家裏是做榻榻米的,開有自己的公司。估計是家裏的生意兒子們在做,她自己閑著悶得慌,就來這工廠打工,其實也就是幫幫忙,事情並不多,午飯時給大家泡茶,飯後收拾餐桌,打掃餐廳。初秋時早川大媽給了我一些大米,她說是她家自己種的,不時地還給我一些她自己醃製的大白菜,羅卜什麽的。她還給了我一些她家那個榻榻米公司用來慰勞用戶的毛巾,什麽的。她得知我當時是一個人時,她跟說她家附近有個肉店的掌櫃,人挺好的,就是職業不好一直都沒娶到媳婦,不知我是否願意考慮。我婉言地謝謝了她的好意,說我還沒那個心思。
在関口工業株式會社工作近兩年的時間裏,我參加了兩次公司組織的社員旅行。
第一年是去北海道轉了一周,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種各樣的溫泉和那一望無際的淺紫色熏衣草花(Lavender)的田野。我買回了好幾種熏衣草花的產品:熏衣草花油,熏衣草花味道的香水,肥皂,等。至今我對熏衣草花還有一種特殊的喜愛,家裏的花園裏總是少不了熏衣草花,等它開過後,把花兒剪下來,晾幹後放入布袋裏,掛在衣櫃裏,還真的能起到熏衣的作用呢!那次旅行,我跟在公司總部工作的一位叫鈴木綾子的小姐交上了好朋友,那時還沒有email這樣方便的聯係方式,我倆就利用品川公司總部和琦玉工廠之間的往來郵件來傳遞我們之間的信息—也不過是聊些家常話和姑娘們的私房話,鈴木小姐當時還是個沒有戀人的姑娘,我當時實際上也是獨身一個,隻是經曆過了婚姻,就覺得自己要比她懂事一些。或許是受我的影響,我常常跟她談我部裏的一些事兒,漸漸地她對我們部裏的伊藤君有了好感,不久倆人就戀愛上了。
第二年的社員旅行是去中國的上海、杭州一帶轉了一圈。父親聽說我隨公司回國旅遊,特地帶上了女兒,從武漢趕到上海來見我。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剛開張的錦江飯店,當時在上海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飯店了,一晚上的住宿費要八百元人民幣—當然是公司委托的旅行社支付。 公司的同事們都很照顧我,特地讓給我一間單間,讓我和家人團聚。
2000年我去日本參加一位教授的葬禮,順便也去看了看這些同事。由於計算機的迅速發展,中村部長已經不在関口工業供職了,去了東京的一家信息公司,石川敬之和小野田也隨中村去了這家公司,看來他們搞得還不錯。由於時間關係我隻在電話裏跟中村聊了聊,得知小李已經回國了,石川和小野田是他現在的得力幫手。
那次秋山節子不由分說地將我接到她家住下,在她家見過了早川大媽,還有綾子小姐--她現在 叫伊藤綾子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節子就和丈夫一起用了一個周末領我們一家去了日光等地遊玩,泡溫泉,真是盛情款待,友誼難忘。
我可算不上是計算機高手,隻是當時很感興趣。
翻出了幾張當時的照片,也貼上吧。
我一直在納悶,你怎麽會從日本轉到德國,現在終於明白了。
原來你還是計算機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