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9：不同角度

 

以下第一篇轉自大紀元網站（這是在 2006年12月4日 檢索到的 http://secretchina.com/news/gb/kanyimin/shenghuo/2006/1130/175381.html 上的快照存盤。本快照僅為方便讀者，提供更多更快的信息，原文請見上述連接。如果您發現有版權問題，請及時通知我們( [e-mail] )。

第二、第三篇轉自倍可親網站2006.12.20新聞.

 

 

誰偷走了中國人的笑容？

 

地鐵裏一陣喧嘩，一塊幕布，兩個木偶正在演出，有的人饒有興趣的看著，有的人繼續打著瞌睡，5分鍾後，演出結束，一個年輕人收起了幕布和道具，滿臉微笑的走過來，有的人掏出了硬幣，有的人笑著點點頭，那個年輕人還是笑著看著大家，然後走到下一節車廂繼續表演了，在他臉上，看不出任何失望，雖然沒有多少人給他錢。

 

地鐵信道裏，一個彈吉他的中年男人正在邊彈邊唱，他旁邊還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在拉小提琴，我停住了腳步，因為他們演奏的確實不錯，很多人匆匆而過，這沒有影響他們的心情，看見我在看他們的演出，他們微笑著，開始更用力的演奏起來，腳下的帽子裏隻有幾個小麵值的硬幣，他們沒有在意，隻是微笑著繼續演奏。

等地鐵的時候，看見身旁有一個高大的黑人婦女，她正在高亢的發表演講，說什麽，我聽不懂，周圍有人很有興趣的聽著，有人悠閑的看著報紙，看見有人關注她的演講，黑人婦女嘴角一樂，微笑著把聲音又提高了一度，繼續她的慷慨陳詞，身邊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她說的主要內容是批評法國政府對待他們不公正，說政府對她們不好，像抹布一樣用完就扔掉了，這是違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周圍的人因為她的語言而鼓起掌，黑人婦女微笑著走進車廂，繼續在地鐵裏開始她的演講。

微笑和輕鬆是巴黎給我最大的印象，雖然它素有浪漫之都的美譽，也有很多名勝古跡，但是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看生活在巴黎的各種人的生活。在巴黎的地鐵，你能見到各種各樣的人，不同膚色、語言，不同的職業，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這些人的臉上都有微笑和輕鬆的痕跡，尤其是當大家雙目交會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多會微笑著來表示禮貌，微笑是來自心底，這在中國，至少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的，因為即使是社會最低層的人，你會發現他們還是那麽的輕鬆，微笑著生活，沒有中國人目前的焦慮和浮躁。

我開始困惑了，遊覽了一些景點以後，我開始把時間用在觀察巴黎人的生活上了，從賓館的服務生，餐廳的服務員，賣票的售票員，街頭賣藝的人，出租車司機，清理街道的清潔工，我看到的是很多人的微笑和輕鬆，他們對自己的職業並沒有感覺到任何不好，他們給你的感覺是因為他們在工作，在生活，所以他們很幸福，幸福！對了！我一直在尋找的就是這個詞語！

中國人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微笑！失去了輕鬆！

和一個法國朋友晚上聊天，他中文還不錯，平時很紳士，也很有禮貌，當我談到法國人浪漫這個話題的時候，這個40多歲的法國男人很激動的說了句粗話，“狗屎！法國人一點都不浪漫！隻是你們很多人以為法國人浪漫而已！我們政府糟糕透了！”

不滿意政府似乎是法國人的通病，在他們眼裏，政府從來就是被批評的對象，但是我問他為什麽不滿意政府的時候，這個法國朋友告訴我以下幾條罪狀：一是政府工作效率很慢，很多事情都慢的讓人生氣！二是政府花錢太多，有些部門經常開支超出預算。三是有的部門有特權，比如警察的權力就大了些。四是政府無能，好多問題解決的不好，比如失業率問題，社會青少年教育問題等等。

就這些嗎？我問。

還不夠嗎？他很好奇。

那你們的政府官員腐敗嗎？

有一點點！

比中國呢？

比中國好多了！他們不敢貪汙。

你們的公民可以在政府前指責總統嗎？

當然可以，這是我們的自由。

你們的媒體可以監督政府嗎？

那是他們的權力。

你們的教育是政府保障嗎？

當然，上學都不要錢的，包括外國留學生都享有教育補助。

你們的孩子上學要交納學費嗎？

不用，實際上，你孩子生的越多，國家給你家庭補助的越多，我們頂多給孩子午餐錢。

你們會害怕得病嗎？

不怕，因為看病是免費的，即使外國留學生和難民都享有免費的醫療保險。

你害怕失業嗎？

不害怕，因為還有失業補助．．．．．．

那你們的政府還有什麽可以指責的呢？我問他。

這個法國朋友很不理解，難道這些不是政府應該做的嗎？

看著他不解的眼神，我也開始困惑，是啊！為自己的國民提供平等的教育，醫療，住房，言論等自由，難道不是政府應該做的嗎？

政府難道不該廉潔嗎？難道不該為人民服務嗎？

麵對他的疑問，我開始微笑了！和法國人不一樣，我的是苦笑。

我終於找到了法國人微笑和幸福的來源了。

因為他們的法律和政府給了他們微笑的保障，因為你能感覺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而這種保障給了人最基本的尊嚴，那就是你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你能享受到這個國家給你的各種福利。

在法國，醫院不會因為你沒有錢而任憑你死去。

學校也不會因為你沒有錢而把你的孩子拒之門外。

即使你失業了，你也不會惶恐的擔心明天該怎麽生活。

政府更不敢奢侈排場，除非它想垮台，因為那麽多的眼睛在盯著政府，法國人都在質問：“你憑什麽花我們的錢去講排場？”

法律的出台如果違背了民意，即使總理出麵，人民也不會買帳。

但是即使這樣，法國人依然牢騷不斷，他們覺的政府還是很可惡！真難以想象，習慣了抗議，習慣了做主人的法國公民來到中國，他們會怎麽樣？

朋友的嘴長的好大！當他知道中國政府一個貪官就可以貪汙幾億甚至幾十億的財富之後，當他知道在中國，同為國人，如果沒有北京戶口就必須要辦暫住證的時候，他無法相信，確實，很多的不公正已經被我們默認了，可當我們走出去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不公正是如此的嚴重，以至於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活的十分的辛苦。

晚上和兩個留學生吃飯，他們說，在法國遇到事情，最好不要去找中國駐法大使館，因為很多時候是幫不了忙的，而且還要看人臉色，最好是找法國的很多民間機構幫忙，作為中國留學生，唯一的福利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中國政府會撥出一點資金給學生過年，分攤下來，每個人合9毛人民幣．．．．．．

晚上拿著護照一直在想，作為中國的公民，我們到底享有什麽權利？國家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麽？我們何時才能不惶恐不安在自己的國土上生活？何時才能理直氣壯的問：“作為中國人，我們到底有哪些福利？”相信這個問題有了答案之後，中國人的臉上也應該有了自己的微笑了.

 

 

 

 

一位清華教授跟我說：中日國民素質相差30年

 

一位在中國、美國、日本三地的大學都工作過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國民素質相差30年。”

　　一位中國精細化管理專家，準備利用一年的時間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德國、新加坡三國。在第一站日本，我們的專家認識到：過去我們隻知道日本企業家長於精細化管理，而這種精細化的思想，其實早已根植於日本社會的方方麵麵。

　　今年夏天，筆者作為中國精細化管理考察團的一員，對日本的企業、大學和政府的招商機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見所聞，我們對日本企業、機構的精細化管理有了深切的體會，更讓我們感到震撼的是，這種精細化思想已經深深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方方麵麵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

　　雖然時隔半年，但我覺得有必要將一些見聞記錄下來。而當我準備將此文公開發表的時候，我卻不由得擔心：會不會有人看了此文，就認定汪中求沒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幹脆就說我已經是今日的漢奸？

　　壓力驅使著日本人拚命工作

　　日本人背後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驅使著他們拚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覺遵守與相互督促

　　工作時間，日本男性白領最常見的裝束是西裝、襯衫加領帶，即使夏天室外40多攝氏度的高溫也是如此。大熱天裹著這麽正規的裝束，因此業務員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僅是白領，連出租車司機也都西裝革履，盡管熱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會把外套脫下來。事實上可能沒有誰管，但這是他們的職業化習慣。

　　在日本街頭，經常可以看到60多歲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揮車輛，專心致誌。書店的工作人員趴在地上擦地，跪下來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我們去酒店用餐，進餐廳時把鞋子亂糟糟地脫在一起，出來時發現服務員都給我們擺好了，一律頭朝外，一伸腳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單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會有好多“好管閑事”的人上來指責：“哎呀，純子小姐，怎麽這麽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誤，讓我為你沒麵子啊！”我跟日本朋友總結說：“日本人是寧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須要獲得或保留幹預和指責他人的權利。”朋友回答說：“真的是這樣。這是一種氛圍，逼著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沒時間做夢

　　如果工作的事情沒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這是他們的一種習慣，很多根本沒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隻好推遲下班。一天晚上8點來鍾，我們路過世界 500強之一的住友公司門口，大批員工那個時候才下班。我們很迷惑，是集體加班還是其它什麽原因？晚上11點半，我們在地鐵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兩份工，一上車就睡著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結婚年齡是35歲，當父親的平均年齡是36歲。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別是職業女性。因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結束。女人不出來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沒有辦法給別人帶。請一個人帶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還貴，自己帶孩子五六年，沒辦法再跟得上社會的發展，隻好繼續做家庭婦女。

　　我覺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拚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稅非常高，45%；遺產稅更高，70%。不能讓你把錢存在那裏，為自己養老做準備。到65歲，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貼來養活自己，這個時候才可以不拚。

　　國家給你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必須拚命地幹。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說：“日本人不做夢，哪有時間做夢！”聽完，我莫名其妙地傷感。

　　人際互信與秩序共守

　　盡管壓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這點從東京市容的細節上就能感受得到，綠化率極高，幾乎沒有見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爾有一個小角落空出來，都會種上一株樹或擺上幾盆花。

　　路不拾遺

　　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偶爾一樓有防盜網，二樓以上我從未看到防盜網。我們很驚訝，他們怎麽不擔心入室盜竊的問題？此外，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麵，根本不擔心什麽。

　　在火車上、在旅店、在會議室，甚至在餐廳，再值錢的包，放在那裏根本沒有人動。京都火車站人流如織，旁邊的餐廳人來人往，餐桌上七八個包丟得零零散散，並不見一個人。所以西方人老聽中國人說，“你先去，我在這兒看著。”人家始終不懂這話什麽意思，你“看”它幹什麽？

　　我們住過的幾個酒店沒有“查房”之說，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裏，把費用結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離開時“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還有物品損害賠償價格表，表現出一種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們的一位老師，在日本坐地鐵，西裝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撿到的人幫他寄到下一站，等他來取，而且燙好、折好。

　　在商業鬧市區，經常看見女士將翻蓋手機架在牛仔褲後兜上逛街，就這麽著，誰也不在乎。還見過一個女士，背一個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個口袋就是錢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見，她就這麽逛，沒有覺得有什麽危險。

　　我們總覺得貧富差距過大才會有搶劫盜竊，實際上不完全是這樣。日本也有窮的，至少從各地去的人也有窮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這次還找了一個街頭藝術家給我畫了一幅漫畫像，標價1600日元。他畫完以後，自己感覺畫得不好，就隻收了1000日元，還一個勁地道歉。

　　堵車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講究秩序。排隊是正常的，而且自覺保持1米距離。在自動扶梯上，人們都很謙和地站在左側，讓有急事的人從右側快速通過。

　　在東京，我們見過幾百人在一個路口等紅燈，沒有一個人亂闖的。車輛在通過路口時也沒有減速的意思，因為所有的人都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不需要減速，也不可能出現意外。但是，在紅燈轉為綠燈的時候車輛反而慢下來，車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隻要有一個人還在穿越，車輛就會讓人，這個時候就體現出了“以人為本”。

　　日本的路並不一定都很寬闊，很少看見超過單向四車道，甚至還有主要公路是雙向單車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車，但還不至於堵得不能行走，隻是慢，絕對沒有人插隊，更沒有人急著猛打喇叭。

　　我們的團隊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麵的路口迎接，指揮車輛怎麽開進去，停在什麽地方。我們住過的幾家酒店，都有一個牌子豎在大堂，寫明“某某團隊” 什麽時候出團，並按照時間順序排好，這樣可以避免若幹團隊一起出發造成擁擠。如果時間安排出現衝突，酒店會建議某些團隊推遲五分鍾或者十分鍾出發。

　　深刻的危機意識

　　日本的版圖大概相當於我們一個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卻比四川還要大。地狹人多，又沒什麽資源，而且台風、海嘯、地震非常頻繁，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

　　吃一次涮肉也會覺得無比幸福

　　日本的學校每月一次防火演習，每季度一次防震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壓縮防災包，裏邊擱壓縮餅幹、純淨水、保暖衣、手電筒和雨披。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隻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拚命，如果不拚命這個國家就完了。

　　我們去考察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做汽車之前，整個日本是沒有汽車工業的，那時的汽車他們叫“自動車”。造“自動車”最早也是由豐田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來的。他去考察英國的汽車，回來就發奮自己做，把原本很掙錢的紡織放棄了。由於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這個人隻活了50來歲。為了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願做出自我犧牲。

　　日本雖然是汽車大國，但企業中層及以下員工幾乎都不可能開車上班，因為停車費奇貴。東京的許多停車場，100日元隻能停車15分鍾。多數日本人都買得起車，但是沒多少人負擔得起停車費！

　　在我們看來，日本這麽發達一個社會，一般人吃飯應該不成問題。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隻能遮住一個小碟子的底部，米飯也隻有一小碗。我總懷疑日本人很少吃飽飯。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開懷吃一次涮肉，會覺得幸福無比。真不懂日本人這樣是為了健康保持七分飽呢，還是為了貫串一種壓力意識？

　　租房要給房東感恩費

　　日本人住房壓力非常大。我大膽猜測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為之。

　　日本房價高是全球出了名的，東京的住房均價是每平方米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萬元)，一個人辛苦一輩子可能也隻能混一個小房間。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住房，買得起的白領也不過買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僅租金特別高，而且首付得5個月租金。除了當月租金、押金(相當於兩個月租金)、中介費，還有一筆感恩費要付給房東。很難理解，日本市場化程度那麽高，房客反而要向房東支付感恩費？我覺得他們的政府是故意這麽幹的，使得整個民族從上到下都特別緊張。

　　出租車司機給學生上社會課

　　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他們經常把學生拖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麽拚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麽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嚴格來講，這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們對德育很重視，投入也非常大。我們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學生。學生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著。一個出租車司機帶四個學生，他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

　　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非常重，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生存是很艱難的；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是可能隨時被別人打垮的。盡管日本曆史上，從來沒有外來侵略者能夠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戰美國的占領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終認為外族強盛了，就一定會打進來，別人發達了日本的生存空間就相對萎縮了。

　　中日國民素質30年的差距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麽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還要將商標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著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們的女士，我們有人告訴她：“小姐，你身上有兩根頭發。”“很抱歉。”她一邊說一邊把頭發取下來，用一張餐巾紙包好，放進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麵，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我就特意從日本買回來兩個便攜式煙灰缸)。

　　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著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麵擦幹淨。

　　我認為人類的文明和垃圾的處理緊密相關。垃圾的處理可分為四個文明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隨地吐痰階段”，既然隨地吐痰就會隨地甩垃圾；

　　第二個階段是“集中堆放階段”，北京現在處於這個階段，垃圾開始集中堆放，不亂丟；

　　第三個階段是“分類處理階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類：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個人認為中國包括北京在內的大部分城市還沒有真正到達這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是“精細管理階段”，就不止是三類分放了。比如，通常人們會在可樂喝完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會把可樂瓶上的商標紙撕掉，丟進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裝瓶罐的垃圾桶內(因為瓶罐回收後也需要工人把商標紙撕掉)。

　　同樣，家裏用完了的醬油瓶，日本人往往會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裏，因為回收後也需要清洗的。摩絲類產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進垃圾桶之前，會先給瓶身紮一個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隱患。

　　順便提及，日本東京有若幹大型垃圾處理廠，當然有很高的煙囪，隻是煙囪並不冒煙，而且垃圾廠附近必有一個體育場。垃圾焚燒的餘熱可以供體育場的遊泳池保持水溫，還可以讓大家健身的時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關係、人和環境的關係。

　　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

　　日本人出門都喜歡帶一把傘，而且是長柄的傘(很多出門的人，旅行箱旁邊也插一把長柄傘)。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一個機器，裏麵是塑料袋，把傘往裏麵一插，套一個袋子再拉出來，提著雨傘進屋內就不會有水滴出來。我們在日本那麽多天，隻有一天是晴天，但從未感到哪兒濕漉漉的。連公交車上也都有一個放置雨傘的桶。到一些名勝參觀，進室內，得把雨傘和鞋子放在門外，等回來再取；如果不從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將鞋裝著，提在手上，出口處必定會有一個箱子，用來收集裝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覺得，這種東西不隻在表麵，是從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一種認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小。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們去參觀了兩所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很不一樣，沒有圍牆，也沒有氣派的門樓，不起眼的大門上隻有很小的一塊牌子，非常普通。就連豐田那麽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並不奢華，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塊，很低調，不那麽囂張。

　　一位在中國、美國、日本三地的大學都工作過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國民素質相差30年。”

　　雖然我們不喜歡聽，但是我能理解，確實國民素質是不一樣。

　　作者簡介：汪中求，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精細化管理研究專家，著有《細節決定成敗》

 

 

 

 

老人臥底行乞揭黑 調查手記被溫家寶長篇批示(圖)

 

在深圳乞丐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把拐騙而來的病殘兒擰斷胳膊、打斷腿，製造慘相多要錢

　　一位76歲的老人扮為乞丐，臥底行乞同吃同行兩月，自費萬餘元，揭開殘害脅迫流浪兒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寫了《救救孩子，深圳街頭棄嬰和病殘乞兒生存狀況調查手記》。

　　今年8月，當這份2萬字的調查手記帶著觸目驚心的第一手事實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達中央時，溫家寶和羅幹、回良玉等多位領導同誌進行長篇批示。

　　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離休老幹部曹大澄，《瞭望》新聞周刊日前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兒童淪為行乞工具的症結，在於城市管理的多重責任缺失，以下是他的講述——

　　病殘兒淪為工具，幕後有黑手操控

　　我於2005年11月開始對深圳街頭病殘乞兒生存狀況進行社會調查。有一次，在深圳體育館附近，有個黑衣小胖墩蜷縮在水泥地上，緊閉雙眼昏睡不醒。我撫摸他的小臉，牽牽他的小手，翻翻他的眼皮，想弄清楚到底怎麽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頭，看見樹叢後麵站起一婦女，頭紮羊肚毛巾，手裏掂著一根木棍敲打地麵咚咚作響，朝我奔來。

　　我覺得她似曾相識，就問：“我在齊齊哈爾見過你的，當時你抱一個小妮子乞討，怎麽到深圳來了？”

　　她先是一楞，說：“俺不認識你。”

　　我說：“你說你家在河南駐馬店，到黑龍江討飯，你家小妮子得了腦病，沒錢治病，我還給了你一百元錢。”

　　她這才嘻笑著說：“想起來了，你是大善人，給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著問：“那小妮子病得咋樣了？治好了沒？”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隨意說了一句，好象不當回事，“小妮死了，俺隻好趁黑往花園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幾百塊錢火化費，還會被人刨根問底，所以一丟了之。”

　　我不解地問：“這小男孩是你的兒？”

　　她如實告訴我：“不是，這個孩子的姥姥托我帶他討飯要錢治病。”

　　我掏出10元錢放在小盆裏，問道：“這個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流浪乞兒背後，是一隻看不見的黑手。而在他們的臉上，寫著貧窮和無助。

　　“腦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錢嘟囔一句“少管閑事”，轉身又藏到矮樹叢中，注視著過往行人和盆中的錢。

　　我兩個小時以後回來，那可憐的孩子依然保持原來的姿勢睡在地上。後來我發現，這種情形在深圳街頭隨處可見。病殘乞兒得的多是腦病，不會說話、不會走動、隻會躺在地上昏睡。我想，這背後定有幕後人物操縱，一種社會責任感驅使著我開始了臥底調查。

　　我喬裝打扮成一個職業乞丐，每天拄著一根木棍，捧著討飯盆，與在鬧市區討錢的乞丐們混在一起。這些乞丐多來自河南，我在河南呆過，會說河南話，以老鄉的身份很容易熟識起來。我常會請他們搓一頓，小酒過後，多能吐真言。

　　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去探訪了一個在深圳丐幫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長期盤踞人民南路、深南東路幾座天橋，手底下控製著三四個病殘兒乞討，病重的常常失蹤、下落不明，不久又會有新的病殘兒出現。他下毒手把拐騙而來的病殘兒擰斷胳膊、打斷腿，製造慘相，越慘不忍睹越能多要錢，有人說他一年能要個二三十萬元。

　　在深圳殯儀館，一組資料更令我心酸膽寒：去年深圳市從各種渠道送來火化的死亡棄嬰和幼兒共286名！這些還僅僅是登記在冊的。

　　病殘乞兒的現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為何長期沒有引起重視？沒有人去深究？沒有人去管？城管、公安等職能部門在值勤巡邏時不可能不了解情況，關鍵在於我們的職能部門有沒有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有沒有下決心下力氣真抓實管。

　　職能部門的執政態度決定著城市管理的成效。我曾把街頭了解到的這些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可得到的答複多為漫不經心的應付，或是熟視無睹的麻木。

　　我的“調查手記”被中央領導批示後，深圳成立了綜合執法隊，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擊，迅速開展了一場對操縱未成年人乞討和偷竊等犯罪活動的專項整治行動。一時間街頭行乞的病殘嬰兒幾近絕跡。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開公審大會，對行動中抓獲的19名拐賣、殘害、脅迫未成年人犯罪團夥的“頭目”進行了公開處理。

　　城裏磕上三年頭，回到老家蓋洋樓

　　丐幫有十分明顯的紮堆現象，這些來深圳行乞的人多來自同一個地方，八成為河南周口、駐馬店、信陽一帶人。有夫妻來共同經營乞討業務的、有親戚朋友互相傳帶的、甚至還有村民小組長帶著村民一起來的。

　　在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我認識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著好象村幹部。他坐在路邊花壇吸煙，隻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他就會衝著附近的幾個乞丐大喊：“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眾乞丐便會聽話地向等候放行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綠燈一亮，他們立即站在隔離帶邊上。一旦紅燈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討……收工時，眾乞丐會坐到老漢身邊，吸著煙，一五一十地數錢，交流乞討的經驗。

　　這位村幹部模樣的老漢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裏的村民組長。與他交談混熟後，他告訴我：“討飯好比當年生產隊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學活用就能立竿見影。一樣的道理用在討飯上就得一不要臉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爭八（50元到80元），月產二千多，一年下來兩萬五！扣除吃喝雜費，每年回家淨剩兩萬沒問題。”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漢在一旁應承回話：“老何這話不假，一年搞上兩萬沒問題，過去在生產隊上，俺幾個一個是生產隊長、一個是田頭記工員、一個是隊上會計員。而今還是生產隊的老班底。”

　　老何他們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飯經。如“四時、八節”要飯招式各有不同：春節向小商販攤檔討要，圖個開市大吉；情人節要到公園、海灘專找談情說愛的情侶去要。老何總結道：“這就叫‘天時地利惹人煩’，包管收入好。”

　　我問老何，為何周口、駐馬店、信陽地區總有人成群結隊地出來當“乞討專業戶”？老何說：“早年來深圳討飯的窮光棍如今在村裏也算是個大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討隊伍中來。”

　　我感覺到，大城市之所以會出現極不正常的乞討紮堆現象或者說是乞討職業化，主要就是這種錯誤的榜樣示範效應。在有些地方，隻要能賺錢，沒有人追究你的錢是怎麽來的，乞討暴發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還被同鄉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討成為一些地方口口相傳、爭相效仿的“致富快捷方式”。丐幫裏普遍流行著“城裏磕上三年頭，回到老家蓋洋樓”、“城裏討上三年飯，給個書記都不換”的順口溜。

　　在深圳丐幫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職業老乞丐，名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輾轉於深圳與香港兩地乞討，被行內戲稱為“乞討都與國際接軌了”的“屈大師”。他有成套的行乞行頭，每次在香港乞討所獲頗豐，常帶回100斤左右的硬幣，後來發展到將老家的侄女接來幫助其背運這些討來的硬幣。屈老友告訴我，每次都是通過回老家辦理旅遊簽證的方式進出香港的。他還問我能否搞一個長期滯留香港的證件，這樣省得來回折騰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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