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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的師生情 ——悼念劉士海校長

(2018-06-12 13:00:41) 下一個

半世紀的師生情

——悼念劉士海校長

/陳湃

 

今天接到友人微信,說劉士海校長已於201845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90歲。看到這噩訊,我暗然下淚,半個多世紀的師生情,一幕幕地湧現在眼前,不期然寫下這篇悼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19606月,我們柬埔寨華僑公立學校十幾個學生,懷著學好本領建設祖國的強烈願望,回到中國學習。首先接待我們的是“廣州石牌歸國華僑補習學校”。

幾周後,我們中有五六個人被分配到雲南昆明僑校,留下的編入初中三年級一班學習。兩個多月後,我們的人又有五六個分配去湖南長沙學習,剩下我一個人留在補校當“種子”。當時正是三年大饑荒,餓死不少人,分到正規學校的僑生糧食要定量,隻有留在補校的沒有定量,可放開肚皮吃飯,似乎是變相的照顧我。

我班的班主任是李德禮,是從南非歸國的老師;輔導員是劉士海老師,他是山西人,夫人是是陳秀娟老師,是從馬來西亞回國的僑生,負責新生的接待工作。劉輔導員體格魁梧,但性情和藹可親,很會做思想工作,同學們有問題都樂意找他交心,他對我很好,我也很敬重他。

1961年夏天,學校宣布要分配一批學生去上海。上海是大都會,人人都想去,但名額很有限,僧多粥少,條件嚴格。一是要有親兄弟姐妹在上海學習,屬特殊照顧;二是要有經濟能力,一切費用自付。符合這兩條標準的,才會考慮之列。而我在國內無親人,又是公費生,當然沒有條件。當時印尼排華,回國的學生很多,補校時有人滿之患,分配學生到正規學校學習,那是常有之事。對分配問題我也從來不在意,每次分配表態時,我都寫上“絕對服從分配”六個字,分配我到哪裏也可以,但老是輪不到我去。

記得分配放榜那天上午,班主任與劉輔導員叫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幫處理一些事。到11點放榜時,他們叫我同他去看放榜,我說這事與我無關,我不肯去,可他們硬要拉我一起去。隻見我們班中隻有三個人榜上有名,其中有我的名字,使我莫明其妙?我問劉輔導員,是不是學校寫錯了?他說這樣重大的事,學校哪會搞錯。

回到班中,有不少同學在起哄,責問班主任與劉輔導員:為何沒條件去的陳旺祺(這是我的真姓名)榜上有名,而他們有條件去的卻都名落孫山?說他們偏心,處事不公!班主任隻能說這是學校決定,非他們能作主,請大家服從學校分配。

我也覺得得分配不公平,為了平熄眾怒,我到校務處去請求把我位子轉讓給有條件去的人。不久,劉輔導員來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說“你已留校一年,表現不錯,學校這次分配你去上海,當然有原因,你要起模範帶頭作用,不要辜負國家對你的關懷。”他還說:“至於一切費用,由學校辦理,你安心去就是。”我聽到“帶頭”“關懷”四字,心中已明白,於是我安心地去上海了。

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名校“控江中學”,編入高一(1)班,學校指定我當班長。不久又批準我加入共青團,選為團支部組織委員。我寫信回廣州華僑補校向劉輔導員匯報。他非常高興,回信鼓勵我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不要辜負補校與國家對你的期望。在高中的三年中,我一直當班長,還發展了不少團員。

高中畢業後,我去了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學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調到福州軍區,先後隨沈陽軍區“中國空軍高炮一師”和廣州軍區“陸軍高炮七十師”兩度入越參戰,實行“援越抗美”,直到1969才勝利完成援越抗美任務,轉業到廣州名校“廣雅中學”任年級組長(連長)。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都在越南打仗,沒有參加過文化大革命。

自從離開上海後的六、七年中,我已失去與劉輔導員的聯係,直到1970年的一天,在廣州一酒家中偶然同劉輔導員與陳秀娟老師伉儷重逢,這時我才知道廣州華僑補校已關閉,他們轉到地處華僑新村的第二中學任教。這時,劉輔導員不但是我的老師,還是我的同行,關係更加密切了。

1973年我到了香港,1983年我來巴黎定居,從此我與劉老師又失去聯係。大約在1986年或1987年,內子(張鳳興,同我一齊回國進補校,也是劉輔導員的學生)在一份舊報紙中得悉劉士海已是華僑補校校長。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情很激動,馬上寫了一篇《華僑補校新校長》的文章,刊登在北京《中國建設》雜誌上。劉老師見到後很高興,但不知作者陳湃是他哪個學生?後來他寫信去《中國建設》雜誌,才知道陳湃就是他的學生陳旺祺,馬上寫信來巴黎同我聯係,闊別了十幾年的師生又聯係上了,雙方當然是很高興。他信中告訴我,石牌補校現在已搬到瘦狗嶺,改為“中國語言文化學校”,繼續接待僑生回國學習。

1989年,我應邀回北京人民大會堂,慶祝新中國建國四十周年大慶後,南下上海、杭州、廣州考察。劉校長與夫人陳秀娟老師坐著他們的專車接我回瘦狗嶺“中國語言文化學校”的招待所住幾天,共敘別後之情。在那裏,我見到學校的一切皆整整有條,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僑生朝氣蓬勃地在學習,學校已恢複了昔日的麵貌,心中很高興。

1995年,我接到劉校長寄來的一本《我的母親》新書,此書是“香港中國文化館”出版,是劉校長與香港中國文化館的友人合作編輯的。書中記載著各行各業的名人回憶自己母親的文章,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及軍政人員蔡鍔、蟻美厚、秦牧等等。劉校長叫我寫一篇自己母親的文章寄去給他,說此叢書要編五、六本的。我看到約稿,嚇了一驚,我是一個無名小卒,拙文哪敢登大雅之堂?但經不起他“蘑菇”戰術,我隻好寫了一篇《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寄去,他把此文編入第四冊中,並讚揚我母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久,我因搬家,又失去了他的聯絡地址。

進入21世紀的千禧年,我與內子去加拿大多倫多探親,突然發現劉士海校長與陳秀娟伉儷在多倫多,他們是退休後隨其長子去定居的。真想不到我們又在北美重逢,當然是喜不自勝,此後我們還在多倫多見過數次麵。劉校長曾幾次表示過要來巴黎見我,可是始終因事都未能成行。

劉校長抵加後,憑著他廣泛的人脈,交遊廣闊,仍做著愛國主義的工作並成為書法家。我寄去的《巴黎中華文學》雜誌,他都仔細閱讀,多加指點,對我的拙作,鼓勵有加。從此,聯係更密切,書信來往不斷。

大約2010年左右,他來信說,他與老伴已在一間華人養老院落戶,生活、保健等方便得多,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悅心情。但這幾年來不見他來信,我曾寫過信去向他問好,可是不見他有回信,思念之情常在我心中。近日才知道他已離世。半世紀師生之情從此人天兩隔,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不過人活到九十歲已算高壽。劉校長一生獻身於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況且人緣好,可說是桃李滿天下。出殯之日,五洲不少親屬、友人專程多倫多送行,極盡榮哀,可說是走而無憾。我想劉士海校長到了天國,一定會在教育戰線上繼續完成他的未竟之誌的。

 2018612日天巴黎

2700字)

注,讀者如認識劉士海校長,請把此文轉給其家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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