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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老人說,一個人的名字好壞,是會影響到他日後事業的,因此,為小孩起名時,要特別慎重。這句話是否正確,見仁見智。不過,從我的生活實踐中,有些事情似乎真的與姓名的好壞有關的。
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控江中學”就讀。有個來自高棉金邊的僑生叫蔣祖頤,他品學兼優,出類拔萃,高考進清華、北大沒問題。但放榜時卻名落孫山,最後被送到他沒有填誌願的福建泉州“華僑大學”數學係。他自己不理解為何會這樣,因為他的試卷是全對的,而同學們則更加不理解了。相反,一個從印度歸國的僑生,叫毛良官,成績中下,人們斷定他高考不第。可是他竟然被錄取進重點大學,連他自己都莫明其妙。
其實,如果注意他們的名字,就清楚了。毛良官,不是姓毛的都是好官嗎,這還不走運!而蔣祖頤這名字那還得了,不是指姓蔣的祖祖輩輩都生活怡情嗎?不是為蔣介石歌功頌德嗎?而且,聽說蔣祖頤的父親曾是金邊“民生中學”的校長,是國民黨員。那還不上綱上線?我想,能給他到華大上學,已是幸運的了。
六四年冬,我在華大就讀,參加過福建省委組織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當時我們的工作隊進住晉江縣梅山鄉浦心村。那裏的農民生活艱苦,三餐都是喝粥水,而我們要和農民“三共同”的。春節到了,大家都希望回家吃幾頓大魚大肉。上級亦決定給工作隊放假,但要找一個人留守隊部。可是誰也不願意留下。隊長陳聰,確實聰明,他在開大會時,公開宣布留有利先生留下。這位隊員起初不肯,隊長說:你的名字決定你要留下,因為“留有利”是留下來有利嘛!全場頓時掌聲雷動,都說隊長有本事,他隻好心服口服地留下來渴粥水。
一九六九年“九大”後,我從越南戰場回國,被分配到廣州市“廣雅中學”任教,一年後升任連長(級組長)。一天,我連指導員郭乃正偷偷地對我說;我連的化學老師在文革中被鬥得好慘,因為他的名字叫鍾關龍。紅衛兵說他反動,反對毛主席,竟敢把“龍”都“關”起來。鍾說,那我就把名字改為鍾全吧,全心全意跟毛主席走,全心全意為民服務。可是紅衛兵把他鬥得更慘,說他的“全”字拆開來是人王,想奪毛主席的權自己做皇帝。如此看來,名字的好壞,似乎真的與命運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