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為了幫助越南抗擊美國的入侵，先後出動了32萬軍隊改穿越南軍服進入越南北方，幾乎承擔了越南戰爭係統所有工程的運輸、供給和保障工作，包括胡誌明小道的拓寬和運輸，並在中國雲南和廣西擴建了後勤機構；（作者忘記寫高炮部隊，這是入越“援越抗美”的主力，從雲南、廣西兩地秘密入越，從1965年到1969年，把美機打得落花流水，擊落擊傷美機2000餘架，勝利完成任務，凱旋歸國。）八年內，中國軍人傷4200人，死1100人，由於種種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運回中國的家鄉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國以巨大的犧牲幫助越南共產黨在1975年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四年後的1979年2月，中越間又發生了著名的“邊界自衛反擊戰”，當年的生死戰友兵戎相見，不少當年援越的中國軍人再次進入越南，戰場從邊界一直越過了曾經犧牲並埋葬著那些中國軍人的地方；中國軍隊撤走後，飽受了戰爭痛苦的越南人又回到了那些土地上生活，那麽，他們會怎樣對待那些中國軍人的墳墓呢？30多年後的今天，我艱難地去到了越南萊州省封土縣境內。 每天，清新的山風不斷拂過險峻、高聳的山崖，在越南這片秀美的河穀中穿梭，沐浴著峽穀裏所有的生靈。一條彎彎曲曲的公路若隱若現地從巴索河穀中穿過，兩岸無數的野芭蕉樹永遠伸著翠綠的手臂，加上更高處保護完好的原始森林，總讓人覺得這裏一個用不著誇張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穀中的一堆水泥墳墓旁，看著上麵熟悉的方塊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裏忽然有了一種揮不去的憂傷。放眼向四周望去，可以看到若幹竹樓，幾頭水牛在悠閑地吃草，雞兒也正自個覓食，山溝裏散綴著一片片割掉穗的稻田。 “30多年了，你是第一個專程來看他們的中國人。”2000年8月3日，一位越南老人話語幽幽地對我說。“不過，他們以後不會再孤獨了。”“他們”是指長眠在越南國土上的中國人，犧牲於20世紀60年代末。
30多年了，他們一直孤獨地躺在這裏，因為他們可能已經被自己祖國的親人們遺忘。於是我相信，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前，從中國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進入越南萊州省封土縣30餘公裏的路途中，有一個綠樹環繞，名字叫做“王窩”（音譯），僅有60多戶人家的傣族村莊不會引人注意。
說吧，10號公路
鋤去墓旁的雜草，洗淨墓碑上的名字，這是王窩村裏的人們每年都要做好幾次的事，這樣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為它是越南的“國家英雄紀念日”。
“因為他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村民們簡單地告訴我他們的理由。“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門前的這條公路。”
汽車輪下30多年沒有任何改變的崎嶇公路是越南當地人熟悉的“10號公路”，它從王窩村前橫穿而過，連接著老街、沙巴、封土、萊州和奠邊府。下了昆明市至金平縣金水河鎮的汽車，跨過“中越友誼橋”便進入了越南，再乘汽車繼續前進約20公裏就上了10號公路，一路上坎坷不已，老掉牙的蘇聯吉普車總在拚命搖晃，讓人很難穩穩地坐定幾秒鍾。每一輛車後黃灰總是揚起很高，隨著汽車的激烈搖擺經常看不清情況，這樣的土路麵在中國已不多見，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省際通道。
10號公路的建成是一段段故事和曆史所組成的：關於中國支援部隊、關於越南抗美......關於公路旁那個中國烈士陵園。
我發現這裏有寂靜的山野，秀麗的叢林，而當我走上10號公路旁那條1米寬、50米長的水泥小道時，一股肅然之氣便迎麵撲來，先前的秀美風光已從我眼中逝去，隻剩下麵前高大的紀念碑上用中文和越文分別鐫刻的兩行黃色的字：“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 的的確確，這是一座建在越南土地上的中國烈士陵園，一座有大門也有圍牆的陵園。踏上幾級石梯邁進大門，眼前出現了一個莊嚴肅穆的場麵，約30米高的紀念碑的左右的地板上分別鑲嵌著一個巨大的五角星，在紀念碑的後麵，一排水泥鑄成、碑幕相銜的烈士棺整齊地排列著，水泥棺久經風雨已經泛出青色，在一些熱帶藤條的纏繞和覆蓋下，與四周的青山翠綠早已經融為一體。這樣的情形實在讓我有種心慟，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國古人的著名詩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兮一去不複返。”
據有關曆史資料顯示，這樣的中國烈士陵園在越南有百餘座，分別位於越南北方與中國雲南省到廣西自治區接壤的許多地方，在他們的幕碑上都刻著：“中國後勤部隊......” 在這座烈士陵園裏的16座墳墓，墓與墓之間的距離大約在80公分左右，烈士墓由水泥棺和墓碑兩部分組成。水泥棺約1米寬、2米長，棺體分三層，由下往上逐漸縮小；墓碑是削了角的長方形，寬約50公分、長約1米，上麵刻著烈士的姓名和生平。在當地幾位村民的陪同下，我默默地走在墳墓前的通道上，仔細地瀏覽著每一個名字和每一段生平。我剛從我們共同的祖國中國來到這裏，而他們已經來了30多年。我了解到許多烈士犧牲的時候都不過20歲左右，於是我眼前開始不斷幻化出許多年輕的英雄軍人麵孔，仿佛和我在許多電影裏看見的解放軍戰士一樣。我想，倘若他們有在天之靈，此時會不會想對我說些什麽呢？
“你們中國的軍隊是1965年來我們這裏的，盡管他們全部都穿著我們越南人民軍的服裝或者藍色工作裝，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中國後勤部隊’，是來幫助我們修路的，總共要修12條，我們門前的這一條是第10號公路。”王窩村的李阿林老人回憶說。
在翻譯的解釋下，這位74歲的老人還說：“這輩子我先後見過法國兵、日本兵、美國兵和中國的解放軍，但解放軍是最好的了！”
從1965年6月起，不斷有身著沒有軍銜的越南軍裝，頭戴越南盔形軍帽的中國軍人來到王窩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來。他們剛來時是住帳篷，後來砍了一些木頭蓋了木板房。他們要在崇山峻嶺中，沿流入北部灣的巴索河修出一條公路來。
“中國後勤部隊太辛苦太偉大了，當時他們沒有什麽大型機械，他們幾乎隻有一些鋤頭、錘子、鏟子和手推車，所以都是用雙手、用肩膀、用身體在與大山搏鬥。”村民們回憶說。“他們這樣進行施工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曾經懷疑在這樣的大山中他們能不能修出公路來。”
中國後勤部隊修公路的時候，不斷有人死掉。關於烈士陵園的修建，由於當時中國軍隊的軍營管理很嚴，不讓越南老百姓隨便靠近，有什麽事情隻找政府領導，也不找他們幫什麽忙，而且當時它的四周都有軍隊嚴嚴實實地住著，所以村民們都不詳細知道這些水泥墳墓是怎麽一個個修建起來的。
村民們也經常看見有受傷的士兵被從勞動工地上抬下來，後來有些人就永遠見不到了。有人清楚記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別來自黑龍江省的王義明和安徽省的蔣家堂同時在施工中悲慘犧牲。
“他們死得很慘，都是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的。”有一位老人還記得當時他在路上親眼目睹的慘狀。“他們都還是年輕的孩子，就這樣死在了越南，埋在了越南，也不知他們的父母知不知道？”這樣問我的時候，老人偷偷抹了抹眼睛。
在艱苦施工的同時，偶爾還有美國飛機到來，投下串串血腥的炸彈，把辛辛苦苦修出的公路炸得彈坑累累，百孔千瘡，也在給修路的士兵們不斷造成傷亡，而由於戰爭的緊張需要，戰士們經常要冒著美機的殘酷轟炸抓緊施工。總之，到1968年底10號公路徹底修通，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決定撤走時，就留下了這座烈士陵園——一座高大的分別用中、越文字鐫刻著“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和15座烈士墳墓。
在紀念碑的左側還醒目地鐫刻著中國人曾經是那樣熟悉的語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它的右側也用越文刻著同樣的內容。據後來一些援越老戰士告訴我，他們到了越南第一件事情就是為自己挖墳坑，目的是為表示一定要完成修路任務，並誓與美帝國主義血戰到底，情形悲慘而壯烈。
六支隊犧牲的人當然遠不止這15人，而其他還有許多人都被埋到萊州去了，與在萊州和奠邊府犧牲的人埋在一起——那裏埋葬著的中國軍人烈士更多，據說有幾百人，可惜目前中國人還不能隨便去那些地方。幾十年過去了，那場戰爭雖然已經遠去，但由於眾所周知的許多原因，許多曆史的真實麵目還有待像我這樣好奇的中國人自己去發現和尋找。
留下的故事和留下的人
中國後勤部隊的修路工作就這樣緊張地進行著，生活非常單調和艱苦，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處在越南村民們熱心的關注中。
“平時在路上相遇，中國士兵們總是很友好地主動讓路，或者主動向我們打招呼，好象他們都會說幾句不標準的越南話。”63歲的王阿滿老人說。“有時看見我們挑水、抬東西等等事情時，他們總會上來幫一把，而從來都不要我們的什麽東西，就連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時，士兵們還不斷不請自來幫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溝、種田地等等。“開始我們很高興，但後來看到士兵們實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勞累他們，所以大家都約好盡量不要他們的幫助。”王阿滿老人回憶道。
盡管雙方語言不通，但士兵們的友好、勤勞和勇敢很快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愛戴，尤其一些年輕的越南姑娘們。
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裏，許多部隊的戰士們都成為了當地姑娘們傾慕的對象。於是每逢節假日，許多越南姑娘都會成群結隊送些水果、棕子之類的禮品到後勤部隊的軍營裏，借機會與戰士們接觸。如果政府要組織慰問後勤部隊的演出隊，姑娘們總是以能夠參加到裏麵唱歌、跳舞為光榮。
針對這樣的情況，當時部隊作出了許多嚴格規定，特別不許幹部戰士與姑娘們接觸。王窩村的許多村民至今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時軍隊中有三名與他們說同類語言的傣族戰士，而且家就在中越邊境的金平縣金水河鄉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戰士從來不能說自己的民族話，而必須說漢族話，為的是避免他們與當地越南傣族姑娘說些“大家都聽不懂的話”而鬧出什麽麻煩。
當時三名傣族戰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經55歲了，他當時是“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三十一分隊”的戰士，1971年退伍後他一直在家務農，現在他已經有三個子女和兩個孫女，與世無爭的日子很清貧也很幸福。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樓上，他抽著水煙筒告訴我：“說起來怕你不相信，在越南修了兩三年公路，我隻說過一次傣族話，而且還是在向部隊首長請示之後。”
1968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婦女突然發病，其家人慌亂中找到了軍隊的營地，請衛生員搶救，由於雙方語言不通，老說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時無法診斷、治療，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當“翻譯”，經過領導特殊批準後，他唯一一次說了傣族話，使越南婦女得到了及時、準確的治療。
“你們中國軍隊不但修通了公路，還讓我們永遠記住了他們。”王窩村的村民最記得那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烈士陵園裏唯一的女兵。王祥海是來自中國浙江省的一名醫務兵，村民們記得她對大家可好了，許多人都願意去找她看病，有時即使沒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點自己家的水果呀什麽的。
“我們村裏好幾個人一直最怕打針了，因為疼，而王醫生每次打針時態度非常和藹，我們都覺得她打的針不怎麽疼。”一位老人說。
由於當地氣候又熱又潮濕非常惡劣，軍隊在野地裏宿營條件很差，有一天王祥海突然病了，而且幾天後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時間是1968年8月31日。當時村裏許多人都傷心極了，尤其一些老人，大家至今也忘記不了她那美麗的笑容和溫柔的態度。
我相信這位中國女戰士的故事一定是真實的，因為故事講完的時候，不但是我，而且講故事的越南老人都傷感起來。
50歲的刁阿利老人回憶說：“中國士兵經常幫助我們做事，逢年過節會邀請我們去開聯歡會，還經常放電影給我們看，當然是和他們一起看。每次他們都整齊地坐著，而我們就隨便了，隻要高興，坐在銀幕前麵後麵看都行。”
村民說不清楚當時都看了些什麽電影，因為他們聽不懂中國的普通話，隻能聽一些雲南省金平縣的漢族地方話，不過他們知道電影放的都是中國人打日本人的。聽不懂當然也很難看懂，與其說村民們是看電影，不如說他們在看新鮮、看熱鬧。46歲的龍阿仔說：“我們當時看電影，如果看見上麵的人的帽子上有三個紐扣，就知道是八路軍是好人，如果帽子兩邊有兩塊布飄來飄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壞人。”
後來，這條大約200多公裏的公路終於修通了，按照越南政府的規劃，它被命名為“10號公路”。10號公路是沿中越邊界的一條橫向迂回路，東起老街，經沙巴跨黃連山到封土，東與7號路相連，西與11、12號路相連。既然這裏的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士兵就該走了，因為還有許多工作和戰鬥在等待著他們。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壯的。現在沒有人記得住那是幾月幾日了，但許多上點年紀的村民都還記得那天的哭聲和眼淚，在河穀中久久不絕。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軍軍服，排列整齊的中國士兵莊嚴地向留在這裏的戰友們告別：他們要走了，也許永遠不再回來。而他們的15位戰友將永遠長眠在這裏。
15座水泥墳墓整齊地排列著，前麵是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築成的10號公路，他們將永遠陪伴著它。今後，永遠與他們為鄰的將是他們曾經幫助、並為此而獻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政府方麵來了許多領導幹部，表示將永遠守護這座烈士陵園——猶如保護自己的烈士，愛護自己的家園。後來，政府把這項工作交給了萊州省封土縣，交給了猛梭鄉，交給了王窩村。
而30多年的漫長歲月就這樣過去了，當中國的曆史走進一個新時代的時候，人們的目光才偶然注意到這些永遠存在於異國他鄉的英雄孤魂。
第16位烈士是楊醫生
“楊醫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為了讓我們越南人醫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後一位犧牲的是醫生，在15位中國戰士之後，這裏麵唯一隻有他不是現役軍人。在越南采訪的日子裏，無數位上了年紀的人都這樣告訴我。
楊醫生在越南和許多中國醫療專家一起，沒日沒夜地為越南人民看病、治療，由於條件艱苦，很多藥配不齊，很多病治不了。為了能夠解除病人們的痛苦，大家決定自行去山中采來草藥，然後實驗製造一些藥品。當然，這樣的藥品效果在當時隻能用人體來做實驗，而楊醫生每次都要搶先自己品嚐藥效，用自己的身體作實驗。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楊醫生因為冒險嚐試一種新製造的藥品，卻不幸中毒，在異國他鄉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歲。
2000年8月20日，經過10多天的越南采訪之後，我來到了雲南省省會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員的熱情幫助下，我查找到了這位醫生以前的單位和住址，當時我也有種隱隱的猶豫，因為我不知道他原來的單位和子女會怎麽樣看待我的這次采訪。幾經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區南壩製藥廠”，它現在已經改名為“昆明市中藥廠”。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廠領導說：“楊潤是醫生，也是我們廠以前的黨支部書記，他是應國家的號召參加醫療專家組去支援越南抗美犧牲的。”
楊潤醫生的三女兒楊惠英也在廠裏工作。看見我的時候她有些詫異，當我默默的遞給她楊醫生在越南墳墓的照片，一看見上麵的名字這位人到中年的婦女眼圈就紅了：“30多年了，我們全家從來沒有看見過自己父親的墳墓是什麽樣子的，也不知道它具體的位置。昨天晚上我還燒了許多紙錢給他老人家......”
楊惠英說：“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看見’父親，我們曾經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墳，但每次去與政府有關部門聯係，他們都表示這樣手續太複雜，反正每次都沒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們國家辦起來都很難。而1979年兩國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後我們也死心了，絕望了，隻好每年到‘7月半’的時候多給他燒些紙錢，寄托我們的哀思。”
我還得知楊醫生的老伴許鳳英依然健在，由於不喜歡住在城裏，84歲高齡的她獨自住在官渡區六甲鄉小河咀辦事處（村）老家。8月21日下午，我在離昆明市區10多公裏的村裏看到了步履蹣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為什麽會專程去看她。我對她說：“我剛從越南回來，我見到楊醫生的墳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飄著小雨的風中。我突然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麽要去把塵封了30多年的悲傷再次揭開呢？也許我自己的確崇拜英雄，但我卻無法抹去他們死去後給親人留下的種種悲傷。
於是我隻能無奈地看著老人不停抹去臉上的淚水。當時我甚至暗暗發誓以後不再來看這位老人，畢竟，我沒有太多的理由，也沒有很好的安慰話語，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喚醒老人那些永遠痛苦的回憶。
“我家楊老倌是個好人。”在許鳳英老人所有的記憶裏，他的丈夫楊潤永遠是那麽的優秀和正直。“他很聽黨的話，一心一意隻有工作，派他去支援越南打美帝，他毫不猶豫就走了，留下五個兒女讓我一個人帶著。”
在1967年，和全國許多城市一樣，昆明市也不斷暗暗舉行著各種各樣的歡送活動。“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為了盡國際主義義務”，大批各種專家都先後被派往越南，“與越南人民並肩戰鬥”。身為醫生的楊潤就是在那時候去的越南，而他的妻子許鳳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每天靠在田地裏辛勤勞動養育著五個不成年的孩子。
老人告訴我：她的丈夫先後兩次去到越南，第一次去了一個多月就回來了，當時他說是先去了解情況，而沒有多久後就正式出去了，然後永遠沒有再回來。
“他第二次走的時候沒有任何不高興的話，隻是不斷告訴我要帶好孩子們，說即使有困難也不要過多麻煩組織，並且說由於不方便，讓我和孩子們不要送他出發了，我當時也沒有什麽怨言，我們那時候的人都是這樣的。”許鳳英老人回憶說。“臨出發前那一天他特意穿上了他最喜歡的那件灰哢嘰衣裳，那也是他最好的一件衣裳了。”
去越南後，楊醫生偶爾才寫封信回家來，每次都是簡單幾句話，都說自己在10號公路的工地、在萊州省封土縣的工作很忙，但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掛念。一直到後來有人回國了，家裏人才知道其實那裏的生活條件是那麽差，環境是那麽艱苦，美國的飛機轟炸是那麽危險，經常有人受傷、犧牲...... 大約在1969年10月，家裏人收到了楊醫生的最後一封來信，讓家人不要再寫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完成任務回國了。但他後來就沒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後有關部門送來了分別由越南和中國政府發給的《烈士證明書》。
在越南采訪的日子裏，我聽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楊醫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10號公路上，我總在想：30多年後的今天，那時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也許令現在的人有些難以理解，但我卻願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為它與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命都有關，是中國人曆史的一個部分。以楊醫生這樣的經曆和曆史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為什麽30多年來越南人一直尊重、愛護他們的墳墓的原因，為什麽越南人一直把楊醫生說成是“中國的白求恩”。
從楊醫生女兒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於（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過境到（越南）萊州（省）封土衛生廳原工作住地，想起我親密的戰友楊潤同誌的友愛、互助、和藹形象，使我感到無法控製內心的悲慟。24日中午乘車到烈士陵園，將你們交給（工作）組長帶來的蘋果敬獻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淚水奪眶而出，組長勸我人總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的死是為實行國際主義光榮犧牲的，他的死比泰山還重。（越南的）紮同誌介紹楊（潤）同誌犧牲後，（越南）萊州省委、衛生廳以及工作組許多同誌、河內大使館、專家局的領導都派員到萊州敬獻花圈、挽詞......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國外賓的葬禮儀式於11月20日舉行。早晨8時，封土全縣各機關、萊州省委、大使館都來人參加，追悼會儀式非常隆重，送殯的各族各界機關人數六百多人，小車七部，救護靈車兩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處理得很好.......萊州藥材組 王仁康 70年2月3日夜”
當我仔細閱讀30年前楊醫生的同事寫的信，發黃的信箋令我思絮萬千......從此，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位中國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實，在每一個人的生活道路上，總有一些難忘的選擇，有時是幸福的選擇，有時卻是災難的選擇，也有人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名留千古。有人說過：“生活與曆史的神秘性，總是通過某些個體和群體的特異遭遇，得到不可思議的凸現和表述，無論幸運還是災難，都要選中一些人，都要由這些被選擇者代表人類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為中國人的援外史，楊潤醫生正是這樣的承受者中的一員。
楊醫生的二兒子楊光葆現在是昆明市某國營公司的一位副總經理，他告訴我：“父親在越南萊州省犧牲後不久的1970年4月，我的大兒子就出世了，為了紀念我的父親，我將他取名為‘楊萊州’......”
除了越南政府的隆重葬禮外，幾天後雲南省政府也在昆明舉行了各界重要人士都出席了的盛大追悼會，當時的《雲南日報》以“國際主義戰士，中國的‘白求恩’”為題作了大量專題報道。那一天，一直堅強的許鳳英老人卻哭得死去活來——最親愛的人匆匆走了，卻留下了這麽多孩子給她一個人。
“當時我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把孩子們帶大，但是自從他死後，政府很關心我們全家，由於他活著的時候人很好，也有許多親戚朋友來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生活沒有想象中的困難，但是沒有了男人的家庭畢竟總是缺點什麽的。”許鳳英老人說。“我們作為烈士家屬也很少向組織主動提過什麽要求，但當時的組織總是什麽都想到了，對我們五個孩子的讀書、工作都很關心......以前一直都好，但是現在很少有人來過問我了，除了每個月發100多元的撫恤金，有時連過年時的春聯也不來貼了。”
“也不能全怪他們，也許是他們的工作太忙。”老人後來又對我解釋說。
許鳳英老人一直住在以前的老房子裏，牆上掛著楊潤的照片，這樣令她經常會回憶以前的日子，思念起她的丈夫，而這樣的回憶隨著年齡的增加越加強烈。為了給母親一個寄托，前兩年孩子們在村邊為父親造了一個“衣冠墓”，讓母親逢年過節的時候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去祭拜的地方。當然，我特意加洗了一份楊潤醫生在越南墳墓的照片送給了老人，對於她而言，這應該是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隻是它遲到了30年。
如今，隻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老醫生，我心裏就會有一種莫名的的無邊無際的觸動。自從對楊醫生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與死亡，喜怒與哀樂有了一些了解，接觸到他們已經已經衰老的親人對他們的思念，這種感覺已經不是從我所處的生活環境中呈現出來，而是穿過一種曆史的空間，從我的內心滲透出來。
去看看他們吧
曾經，那些如同楊醫生一樣的烈士、前輩們居住過、奮鬥過，奉獻過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無論今天是離離衰草，還是綠樹成蔭，都不該讓人們忘記那些日子，忘記那些善良、無私的麵容。
有許多次，總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麵前，等待山風沐浴在我的臉上，然後在心裏讀一讀他們陌生的名字。看著他們身後寂靜的森林和麵前蜿蜒的公路，我總有些悲傷的心情：森林作證，公路作證，他們曾經是那麽勤勞、那麽勇敢、那麽善良......那麽青春如花。為什麽就沒有再記得他們，或者來看看他們呢？這不是平凡的曆史，不該讓它往事如煙。中國人可以不停紀念那些在自己國土上被敵人殺死的人，卻似乎很難想起在異國他鄉捐軀的正義英雄。
在越南采訪的日子裏，這裏的山清水秀、翠野綠竹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真正給我心靈以強烈震撼的還是越南王窩村的老百姓對中國軍人墳墓的尊敬和愛護，在我看來，30年來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無法用詞語來說明的。
由於弄不清楚越南人對1979年中越戰爭的看法，所以在采訪中我總是有意回避這段曆史，但越南人卻不回避，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向我提起它，因為它與烈士陵園產生了一些關係。
王窩村的村長名叫羅阿金，今年40歲的他在5年前接到縣政府的通知：今後他必須帶領全村群眾一起照顧好烈士陵園。
1969年中國軍隊完全離開王窩村後，烈士陵園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塊聖地，隨時有人主動義務去打掃、看護，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認真。盡管當地氣候炎熱，雜草長得飛快，但陵園總是幹幹淨淨的。後來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園四周住了下來，把它緊緊圍在了村中間。
“但1979年2月你們中國軍隊再次打到我們這裏，就讓我們既害怕又奇怪，當時我們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們後來回家時，發現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爛了，烈士陵園的圍牆也炸倒了一些......中國軍隊當時沒有從10號公路上走，因為上麵埋了許多地雷，他們是從對麵的山上過去的，但我們相信他們在山上一定能看見、知道這個烈士陵園。”
1979年的戰爭曾經成為越南政府對烈士陵園態度轉變的分水嶺——以前一直十分關心，而後很少過問，隻是提醒村民們不許去破壞。這樣的情況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為這一年越南政府與中國政府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我們村裏一直都在保護著烈士陵園，盡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們自己要管，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家門前的公路，我們的生活完全離不開這條公路，這樣的恩情誰也不會忘記。”村長說。“對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們這裏來的中國軍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無論如何，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於是，盡管1979年後越南政府曾經不再管烈士陵園，但王窩犄村民們明裏暗裏卻在管理著，他們不但修好了圍牆，還不斷地修補著每一年風雨侵蝕過的痕跡。
關於維護的經費來源，村長說：“以前政府幾乎沒有什麽錢給我們，我們隻好通過讓村裏的民兵出去外麵勞動等等辦法籌些錢，實在沒有錢時就在村裏號召讓大家湊。” 在烈士陵園前麵，有一間異常破爛的茅草房，我看見裏麵有幾張破舊的課桌和一塊黑板，村長說那是村裏的學校，由於越南國家太窮，沒有錢也沒有能力將它蓋好一些。
“這幾年，村裏有點錢都用在烈士陵園上了。”一位退休老師告訴我。當然，村裏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講了，而每天粗糙的飯菜和簡陋的衣服更證明著他們的貧窮。
2000年8月5日，因為我的到來和采訪，村長和村裏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興，他們全村人聽說我要給烈士陵園照相，並且要帶回中國去給烈士們的家屬看，所以他們都一大早就起來集中到了陵園裏打掃衛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盡管裏麵並不是很髒很亂。
當我在村裏經過潮濕、悶熱的一夜煎熬起床後，上百人在粉紅色的朝陽中已經開始的辛勤勞動立刻感動了我。
“村長讓我們再打掃幹淨點，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讓他們在中國的親人不放心，那樣我們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對我說。 每次都是她為烈士們清洗碑上的汙垢，讓烈士們名字清楚地表現出來，這樣的事她已經堅持了好些年，據說現年21歲的刀提遠是村裏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見戴著越南圓形草帽的刀提遠先用水從上至下淋濕墓碑，然後蹲著用刷子刷去上麵的青苔和泥塵，再用清水衝洗幹淨，一個接一個墳墓地洗著，後來李提多和刀提海也來幫助她。
我相信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國，刊登在報刊上，主人公無怨無悔的行為會令許多人感動，也會令許多人慚愧。
村裏有許多孩子，在我剛到達的時候，他們都成天圍著我十分頑皮，和我在中國見到的孩子沒有什麽區別。而今天在烈士陵園裏，當父母兄姐在打掃衛生時，他們都不再頑皮，或者幫助著幹一些輕鬆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靜地看著——父母們或多或少一定都會告訴他們烈士陵園的故事和來曆。我看到一名安靜的越南小女孩在觀看父母勞動的時候，眼睛裏閃爍著一種善良而且激動的東西，那樣的眼神令我久久難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夠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沒有感受過的，於是我的心在猛然間激烈跳動。我知道在她長大一些之後，一定會毫無怨言地繼承父母們今天的工作，為這些中國軍人守墳掃墓。
端著照相機穿梭在忙碌勞動的越南村民中間，我漸漸覺出一種特別神聖的感受，那是什麽樣的感受呢？我覺得我無法描述，也許隻有身臨其境，而且要有一點性格的人才能體會到。每個洗幹淨的墓碑上都有一個名字，我知道每一個名字都會埋藏著一段故事，或者說是一段曆史，比如中越友誼、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號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國後，如果見到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訴他們請他們放心，我們會像對待10號公路一樣好好對待他們的兒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們有空的時候像你一樣專程來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請我的翻譯告訴我。
2000年8月16日，在采訪結束後，心情萬分矛盾的我回到與封土縣接壤的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看見中國和越南的許多人在“中越友誼橋”兩岸自由地來往和貿易，我開始有了一種舒心的感覺。我當然永遠不會忘記那座烈士陵園，不會忘記10號公路，特別是王窩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