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了卅年大學才拿到畢業證書

我讀了卅年大學才拿到畢業證書

文/陳湃

    數月前，我在《歐洲時報》上讀到一則新聞，說台灣有一個人讀了四十九年大學才拿到畢業證書，名字被編入健力士大全第一；而我讀了卅年大學才拿到畢業證書，可能是健力士大全第二了。

那位居住台灣的先生，隔了這麽長時間才拿到畢業證書，是因為一九四九年他畢業時，剛好國內形勢突變而去了台灣；而我事隔卅年後才拿到大學畢業證書，不是連年留級，而是一些人不按國家政策辦事造成。

    一九六四年，我從上海“控江中學”以第一誌願考入地處福建泉州的“華僑大學”中文係，學製五年。一九六六年春，文革一來，學校以備戰為名，把文科遷到閩北山區建寧縣去辦分校。正當整裝待發時，學校突然把我留下，叫我“投筆從戎”，到部隊去參加“援越抗美”戰爭，並宣讀了由國防部長林彪親自簽發的中央軍委文件，說戰爭結束後會妥當排工作，如欲重新學習的，工齡等於學齡。學校裏越、棉、寮的學生有數百人，但隻選了連我在內的八位到部隊，證明挑選之嚴格。

從一九六六年秋天起，我先後隨沈陽軍區空軍高炮第一師和廣州軍區陸軍高炮第六十師先後兩度秘密入越參戰，保衛諒山省與太原市，直至一九六八年底，勝利完成任務後回國，才轉業回地方工作。

在廣西柳州離開部隊前，一位首長在與我閑談時，問我回地方後有何打算？我說無任何打算，現在文革亂哄哄的，回到原單位再說吧，我在國內無直屬親人，分配到哪裏都可以，如有可能回廣州工作亦不錯，起碼回國觀光的親友容易會麵。後一句話，我隻是隨便說說的，想不到這位首長竟然認真起來，馬上以師部的名義，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信中說我在部隊努力學毛著，能活學活用，工作表現出色，建議福州軍區把我分配回廣州工作。他說我是福州軍區的人，廣州軍區不便分配工作，故寫了這封介紹信給我。

當時，全國因文革而使地方政權幾乎全部癱瘓，解放軍具有無尚的權威，可想而知，這封介紹信具有何等的威力！而且在一百多名戰友中，隻有我一人得到它，使大家非常羨慕，說我行運行到腳趾尾。可是，正因為這封介紹信，間接使我長久地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九年初春，我到福建省委報到，接待我的卻是軍人，原來省委已癱瘓，由軍管會接管。隻見要求辦理調動工作的許多群眾排長龍，弄到那些不熟悉業務的軍人手忙腳亂。在接見我時，起初態度亦粗暴。可是，當他見到介紹信後，態度就和藹起來，馬上打電話與廣州方麵聯係。對方答複可安排我到機關當幹部，但要看了我的檔案後才具體落實。那軍人愉快地叫我兩星期後再來聽消息，可是一等再等仍無下文。為了生活，我隻好將戶口遷回華僑大學等待。當時我班的同學經過數年的文革打鬥，也已全部回校等待畢業分配，實現大聯合，隻是貌合神離。那時進駐華大的軍宣隊，亦是剛從越南戰場回來不久，對我的遭遇很同情，表示如到七月份畢業分配時，若仍無消息，就由學校特別照顧，把我分配回廣州。三月底，好消息來了，廣州方麵說：由於情況變化，機關幹部都要下放到農村勞動，隻能安排我當教師，並說要評級後才來。原來拖了這麽長時間，是因為找不到我的檔案，後來才在晉江地區找到。我離開華大時，軍宣負責人對我說，等到七月份一齊發畢業證書時，再把證書寄到廣州給我。

真想不到我到福州後，由於沒有畢業證書，省委軍管人員說我離校到部隊時未畢業，硬要把我評為大專，連降兩級。我提醒他當時有軍委文件規定：工齡當學齡，是林彪簽發的，而此時林彪正如日中天，由國防部長升為毛的接班人。但此君一於不聽，反問我文件在哪裏？並說如果你認為不合理，到廣州後再反映情況吧。“真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

廣州市委對我的到來甚表歡迎，安排我到廣東名校廣雅中學任教，並把在湖南湘雅醫學院畢業的內子，調回廣州與我團聚。但提到我不合理的評級時，各級負責人卻打太極，不予理會，而華大工宣隊負責人也不守諾言，沒有把我的畢業證書寄來。

中國部隊入越作戰，一般六個月，最長八個月就凱旋回國成光榮部隊了，而我卻要一而再地冒著生命危險入越作戰，如果不是美越巴黎談取得結果，我不知還要入越次作戰多少次？連越南政府都發兩枚勳章給我了，但我們偉大的祖國，到頭來卻翻臉不認人，不但沒有給我功勞和苦勞，還降了兩級，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好在我當時回國的目的明確，是為了參加祖國建設，不是為了錢。如果為了工資，我在海外工作一個月，比在中國一年工資還多，還要回國做什麽？所以降不降級，沒有影響我的情緒，工作一樣幹得很開心。

八十年代初期，我定居巴黎，欲進法國高等學府攻讀，但沒有大學文憑，想要求華大補發一張畢業證書。當時中國駐法使館領事部主任範中武先生得知此事後，叫我寫一封信，由他證明發出。後來範主任對我說，華大始終沒有回音。

    一九九九年春，泉州有個代表團到我餐館用膳，說是認識華大校長莊善裕博士。我寫了一封信給莊校長，報告我和在巴黎的華大同學近況，信中夾有我寫的紀念華大的幾篇文章。莊校長在百忙中親筆複信給我。當讀到信中讚我熱愛母校，為母校爭取了榮譽時，真使人百感交集：想起當時同班同學在文革中沒有上課，到處打鬥而全部得到畢業證書；而我那三年在越南戰場上學到戰爭、外交、外語、中文等知識，可說是文革的得益者，到巴黎後，還進行了十餘年的文學與詩詞創作，在各種中外刊物上發表了千餘首詩、文，還出了幾本書，但到頭來還拿不到一張華大的畢業證書。因此在複給莊校長的信中發了幾句“牢騷”，表示要繼續努力學習與寫作，做個有真才實學，不愧於母校的，沒有畢業證書的華大的畢業生。

    想不到這“牢騷”，發生奇效。距離我在華大畢業整整三十年的1999年七月，意外地收到華大補發給我的一本畢業證書。蓋的竟然是我當時在學的我所崇敬的廖承誌校長的印。並發來請柬，邀請我參加即將於華大舉行的“世界華文作家研討會”。

當我接到此畢業證書時，除了感謝華大辦事認真外，還浮想聯翩：如果當時我有了它，肯定不至於連降兩級；如果我到巴黎後有了它，可能已是個博士……而今天得到它，除了證明我是真正的華大畢業生外，還有什麽用呢，人已進入老年了！隻能證實《三國演義》開篇的詞句所說：“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正確。         

[yao1979]

噯呀!真是好事多磨,也給先生留下一個特別的人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