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呼中國戰勝特大洪水

歡呼中國戰勝特大洪水 

今年夏天，由於氣候反常，中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降大雨，華南的西江，東北的嫩江和鬆花江，甚至西藏都發生洪水泛濫，特別是長江全流域，遭遇到特大的洪水襲擊。其來勢之凶，洪峰之多，曆時之長，超過了1931年和1954年的特大洪水。前兩次洪水，給沿江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然而這次在保衛長江大堤的戰鬥中，卻奇跡地、史無前例地高奏凱歌，最大限度地保衛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使人們情不自禁地歡呼：中國戰勝了特大洪水！ 

為什麽這次中國能戰勝特大的洪水？鄙人認為有如下幾點： 

首先是中央政府領導人的重視。洪水一發生，江澤民主席、朱鎔基總理等中央領導人就高度重視，十萬火急地指示全國軍民抗洪，把抗洪工作作為當前首要任務，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保衛長江大堤，誓與大堤共存亡。中央特派了溫家寶副總理到長江流域第一線協助指揮作戰；朱總理兩下江南視察災情，調撥抗洪物資，決定拿出20多億元人民幣投入抗洪。江主席在長江大堤最危急的時刻，站在最危險的荊州大堤上，不顧個人安危地發表長篇演說，呼籲全國軍民繼續戰鬥，奪取抗洪的勝利！為了抗洪，他決定推遲訪問俄、日。長江險情稍退，他再次來到湖南了解災情，指示防病及善後重建工作。比起1931年長江決堤災難，南京政府消極抗災，積極上井岡山“剿共”的舉動，真有天壤之別，不愧是“人民政府”的稱號。 

其次是軍民誓死保衛大堤。洪水一發生，沿江上百萬民眾為了保衛家園，決心與洪水奮戰到底；數十萬的人民解放軍及時奔赴抗洪前線，與人民並肩作戰。他們提出堤在人在，決心與大堤共存亡的誓言。從軍區司令、將軍們到普通戰士，個個奮不顧身地守衛在大堤最險處，用身軀抵擋住洪水的衝擊，還動用了特種工程部隊抗洪。其規模之巨，人員之眾，物資之多，時間之長，是世所罕見，無異是打了一場大仗，充分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色。依愚見，如果沒有解放軍的助陣，要戰勝這樣特大的洪水，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如果沒有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並肩戰鬥與支援，單靠軍人的力量，亦是孤掌難鳴的。從而證明了“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個口號的正確性。 

第三是有豐厚的物質基礎。在這次抗洪鬥爭中，全體抗洪人員都穿上了救生衣，還調動飛機、船隻、汽車和一切急需品進行搶險救急。裝泥土的袋子從以往的稻草袋、麻袋改換成編織袋，這些都歸功於有豐厚的物質基礎。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帶來國力的增強，我相信要戰勝這樣大的洪水，是非常困難的。1954年之所以不能戰勝類似的特大洪水，我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當時國力薄弱分不開的。 

第四是有海外華僑華人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援。炎黃華胄雖然分布在五湖四海，且大部分已入了當地國籍，但他們始終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自己的根是在中國。每當祖國有困難時，他們都鼎力支援，表現出血濃於水的親情。就拿這次抗洪來說，全球的炎黃子孫都動員起來了，他們有錢出錢，有物出物，盡最大的能力支援災區。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共籌集到善款有十九億多人民幣。這項巨大的善款，對支援災區抗洪是起著重要作用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是符合實情的，它充分反映出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性。“華僑華人本一家”，因此，我建議大陸當權者，從廣義上不要再劃分華僑、華人，還是用回以前的模糊觀念，一律稱為“華僑”的好。無事時把華人當作“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到有事要捐錢時才稱華人為“同胞”，這種“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的做法，會傷害華人感情的。 

最後，順便一提的是壞事變好事。古有“黃帝劃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之語。說明洪水自古以來，始終是中國的隱患。故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主席就發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號召。解放以來，中央政府確實對治水下了很大力氣的，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把中國幾條主要河流治好。對“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計劃研究了三十餘年，還未定案，直到1991年長江中下遊洪水泛濫，中央才下決心修建長江三峽大壩。今年長江全流域的洪災，使中央又認識到治水的重要性。可喜的是中央已下決心，調撥更多的財力物力，加強治水的力度。竊想，要根治長江水患。單靠築堤截水的方法是不夠的，還要疏通河道才是徹底解決辦法。這次用了大禹之父鯀的攔塞方法僥幸戰勝了洪水，但在根本上還是要采用禹的疏通河道辦法才是。報載，洞庭湖再過幾十年將有消失之虞。如果真的是這樣，將是極大的不幸。曾記否？“氣蒸雲夢澤”的詩句，今天隻有“雲”和“夢”，這個“澤”已無影無蹤了。新疆的羅布泊於1979年後也完全幹涸了。如果洞庭湖和鄱陽湖也變成“雲”和“夢”，那“兩湖熟，天下足”就會變成一句空話，也將給後代帶來無窮的災難。所以，除了把長江大堤加固，還要把長江流域全程和湖泊疏通才是根本辦法。這項工作是極其艱巨的。但隻要有決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堅持治理下去，最終會把水患清除，後代子孫將會過著幸福生活的。  

                                1998年9月19日原載《歐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