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華大

我 與華僑大學扯上關係，可說是曆史的誤會。

一九六四年，我就讀於上海市楊浦區“控江中學”高中三年級。當時，上海的任務是動員知識青年支援新疆建設。我是班主席，當然要起帶頭作用。於是約同班中的五、六位僑生和個別國內生，學習董加耕，放棄高考，要到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鍛煉。當時我是真心實意去的，並已征得海外家長的同意，單等高中畢業後起程。可是我們的這一“偉大舉動”卻遭到校方的阻攔，一定要我們參加完高考後再說。我們認為學校這樣決定是出於私心作祟，因為“控江中學”當時是楊浦區的重點中學，正在不惜一切地提高教學質量，爭取高考取得較高錄取率，而躍居全市重點中學，而我們班中不參加高考的同學，成績都是出類拔萃的。我們不參加高考，對學校爭取較高的錄取率自然不利。於是我們聯合起來變相抗議：不複習功課，天天去遊玩、打球，希望高考考不上。我還在報考誌願表上，把當時誰都不願意去的台灣海峽軍事前線、質量排在高校之末的泉州華僑大學，填上我的第一誌願，而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一流學府排在末位。我這個帶有搗蛋性質的破天荒“創舉”，使校方瞠目結舌，急忙叫班主任與我談話，我還是堅持“原則”。班主任素知我是個不苟言笑之人，亦不敢多加規勸，就這樣將這表格上報了。

高考之日，“控江中學”的老師們比學生還緊張，守在考場門口詢問學生的考試結果。我記得我的作文考試是沒有起草的，隨便寫他一千個字左右就交卷，時間還不到一小時，是第一個先出考場的，把守候在外邊的老師嚇得非同小可，以為我是在考場內犯規，被趕出來的。

當時全國困難剛過，高考錄取的名額壓縮，考不上大學的人很多，可是我們這幾個不願考大學的人，幾乎全部考上重點大學，我還“得償所願”“光榮”地以第一誌願考進華大，還把我安排在中文係（我是報考政治係的），實屬可笑。

為了不願上大學，我們曾到上海團市委請求取消我們進高校，批準我們到新疆去。結果反而給團市委批評了一頓，說我們不服從分配。沒有辦法，我隻好無可奈何地到福建前線的華大去。到了華大不久，在一次聽鄧小平的錄音報告中，才知道不高考就到邊境去是個陰謀，說工農子弟不參加高考，正好把名額讓給五類份子的子弟去上大學。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幾乎上當，還錯怪控江中學和上海團市委的領導呢。在感謝國家把我當工農子弟看待之餘，唯有“死心踏地”留在華大學習。

當我胸前掛著“華僑大學”的校徽時，不但沒有光榮感，反而覺得有點恥辱。原因是我懷疑自己高考的成績不及格而被保送進來的。直至有一次我以班主席的身份，協助班主任整理同學們的學曆時，偶然發現全班同學的高考成績表。六十分以下不及格的大有人在，而我的高考總分竟得六十八分之高，隻有英文不及格得 25分，其他科目的成績都很好，特別是作文。我自從知道自己不是胡惠乾，從陰溝裏偷出，而是洪熙官，是靠真材實料打出銅人陣而入華大的，心情才踏實下來。

我們六四級一班是個團結、堅強的集體，是個親密無間的大家庭。我們曾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搞得熱火朝天。

可是，“文革”浩劫，把我們這個團結、堅強的集體打得粉碎。一九六六年春，有人藉備戰為名，把我校的文科學生趕到閩北建寧縣山區搞分校。我就是在這時被調離班級到部隊去參加“援越抗美”戰爭的。在三年長的浴血奮戰中，我不但能繼續學到寫作、學到越文、學到戰爭本領、學到外交藝術，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在“文革”中浪費青春，可說是“文革”的得益者。

一九六九年完成任務轉業回來後，我還被分配回“廣州廣雅”中學工作。比起在國內因搞“文革”而荒廢學業、虛度年華、畢業後還被分配到農村或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的班中同學們幸運得多。

（ 1989年5月11日 載《歐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