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份新近開始傳達的中共政策文件承認，大陸各地頻繁發生的社會騷亂正在動搖共產黨的統治。這份政策文件的擬就旨在回答和解決中國社會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
據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2006年12月9日報道：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第一次十分嚴肅地論及大陸社會不斷下降的公眾滿意度及其極端的嚴重性。
在中國大陸，於激進的市場改革過程中失意的民眾被迫采取示威和抗議活動並試圖以此來發泄他們的強烈不滿。據中國政府當局的統計，2005年全國平均每六分鍾就發生一起抗議活動----按照大陸公安和安全部門的說法是“政治事件”。官方統計還顯示，2004年全國各地一共發生過七萬四千起抗議事件，參與的民眾多達三百八十萬。而在十年前的1994年，隻發生過一萬起，參與的民眾也隻有七十三萬。
日前，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披露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會上做出決定試圖尋找某些恰當的方式以“積極預防社會騷亂和政治事件的發生”。據傳這個決定已經下發到中共各級黨委，成為它們特別是中共各級官員處理社會危機的一個指導性政策文件。
素有“中共喉舌”之稱的新華通訊社在其一篇罕見的政治述評中不得不承認，大規模的民眾騷亂已經發展成為嚴重影響社會和諧與安定的突出症結。
有一個細節十分耐人尋味。就在這份中共政策文件正式向全黨傳達之前不久，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曾經發表統計數字說，2006年的頭九個月中國大陸的群眾騷亂事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一”，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大約一萬七千九百起。而中共政策文件卻毫不客氣地強調指出，即使如此也沒有任何理由自滿自足。
廣大農民失去土地、各級政府官員腐敗墮落、農村環境汙染不斷惡化、強製拆遷和驅趕住戶以及國有企業職工大量失業 ……等等，都可能刺激中國民眾采取極端的抗議方式，比如鬥毆、謀殺、綁架、縱火、投毒、自殘甚至自焚。
新華社的述評特別提到，“由於處置不當，許多經濟糾紛被擴大化甚至被政治化”；在社會矛盾處理上存在“些許偏差”就有可能引發“震蕩性的流血事件”。
造成社會動蕩和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改革進程嚴重地擴大了貧富差距。社會中的各個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者，企業家，城市白領雇員，工人和下崗工人，農民，民工，老年人，退伍轉業軍人 ……幾乎所有的人群在這個激變的社會中都感到無所適從。
對中國社會的下層民眾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失去較多的人們的憤怒不做正麵的疏通和引導，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關於這一點， 新華社的述評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口吻警告說，能否積極預防和處理社會騷亂，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力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考驗”。“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黨的地方領導必須盡最大努力關心和幫助下崗工人、無土地農民、移民勞工、農業工人和城鄉地區的貧困居民。”
盡管如此，新華社述評仍然沒有忘記對所謂的“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一番訓誡。在大陸，一些律師和人權活動家正遭到監控、折磨和羈押，而他們卻被中共視為社會騷亂的代言人。述評說，“國內外敵對勢力試圖介入和利用群眾的抗議活動，進而引發更大的社會動蕩”。
中國大陸著名的維權律師李柏光(Li Baiguang)認為，中國共產黨目前的處境已經“十分危急”。他對泰晤士報記者進一步解釋說，抗議民眾中的許多人已經瀕臨破產，“既然一無所有，那他們也就不會善罷甘休”。
李先生強烈譴責許多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中共官員為了所謂“振興經濟”而勞民傷財興建的“麵子工程”。貪官們心裏十分清楚，這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不僅能給他們帶來貪汙腐敗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在幾年之後還會“振興”其官運。“他們可以一走了之，為下一任留下一個爛攤子；當然到頭來倒黴的還是老百姓。”
新華社的述評還特別強調地方政府謹慎行使警力的重要意義。它承認不適當的武力鎮壓“有可能激化矛盾與衝突”。早些時候，中國政府已經證實去年年底廣東曾有三名農民在抗議示威活動中遭到警方槍殺，此事最終導致當地一名高級警官被革職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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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2006年12月9日報道：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第一次十分嚴肅地論及大陸社會不斷下降的公眾滿意度及其極端的嚴重性。
在中國大陸，於激進的市場改革過程中失意的民眾被迫采取示威和抗議活動並試圖以此來發泄他們的強烈不滿。據中國政府當局的統計，2005年全國平均每六分鍾就發生一起抗議活動----按照大陸公安和安全部門的說法是“政治事件”。官方統計還顯示，2004年全國各地一共發生過七萬四千起抗議事件，參與的民眾多達三百八十萬。而在十年前的1994年，隻發生過一萬起，參與的民眾也隻有七十三萬。
日前，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披露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會上做出決定試圖尋找某些恰當的方式以“積極預防社會騷亂和政治事件的發生”。據傳這個決定已經下發到中共各級黨委，成為它們特別是中共各級官員處理社會危機的一個指導性政策文件。
素有“中共喉舌”之稱的新華通訊社在其一篇罕見的政治述評中不得不承認，大規模的民眾騷亂已經發展成為嚴重影響社會和諧與安定的突出症結。
有一個細節十分耐人尋味。就在這份中共政策文件正式向全黨傳達之前不久，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曾經發表統計數字說，2006年的頭九個月中國大陸的群眾騷亂事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一”，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大約一萬七千九百起。而中共政策文件卻毫不客氣地強調指出，即使如此也沒有任何理由自滿自足。
廣大農民失去土地、各級政府官員腐敗墮落、農村環境汙染不斷惡化、強製拆遷和驅趕住戶以及國有企業職工大量失業 ……等等，都可能刺激中國民眾采取極端的抗議方式，比如鬥毆、謀殺、綁架、縱火、投毒、自殘甚至自焚。
新華社的述評特別提到，“由於處置不當，許多經濟糾紛被擴大化甚至被政治化”；在社會矛盾處理上存在“些許偏差”就有可能引發“震蕩性的流血事件”。
造成社會動蕩和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改革進程嚴重地擴大了貧富差距。社會中的各個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者，企業家，城市白領雇員，工人和下崗工人，農民，民工，老年人，退伍轉業軍人 ……幾乎所有的人群在這個激變的社會中都感到無所適從。
對中國社會的下層民眾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失去較多的人們的憤怒不做正麵的疏通和引導，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關於這一點， 新華社的述評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口吻警告說，能否積極預防和處理社會騷亂，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力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考驗”。“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黨的地方領導必須盡最大努力關心和幫助下崗工人、無土地農民、移民勞工、農業工人和城鄉地區的貧困居民。”
盡管如此，新華社述評仍然沒有忘記對所謂的“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一番訓誡。在大陸，一些律師和人權活動家正遭到監控、折磨和羈押，而他們卻被中共視為社會騷亂的代言人。述評說，“國內外敵對勢力試圖介入和利用群眾的抗議活動，進而引發更大的社會動蕩”。
中國大陸著名的維權律師李柏光(Li Baiguang)認為，中國共產黨目前的處境已經“十分危急”。他對泰晤士報記者進一步解釋說，抗議民眾中的許多人已經瀕臨破產，“既然一無所有，那他們也就不會善罷甘休”。
李先生強烈譴責許多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中共官員為了所謂“振興經濟”而勞民傷財興建的“麵子工程”。貪官們心裏十分清楚，這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不僅能給他們帶來貪汙腐敗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在幾年之後還會“振興”其官運。“他們可以一走了之，為下一任留下一個爛攤子；當然到頭來倒黴的還是老百姓。”
新華社的述評還特別強調地方政府謹慎行使警力的重要意義。它承認不適當的武力鎮壓“有可能激化矛盾與衝突”。早些時候，中國政府已經證實去年年底廣東曾有三名農民在抗議示威活動中遭到警方槍殺，此事最終導致當地一名高級警官被革職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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