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反思和變遷(ZT)

1989年5月，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宣誓；國際歌; 槍聲；喊救護車；救護車聲

4月15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而引發的、以“打擊腐敗”，“爭取民主”為主要訴求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在6月4號這天遭到中共政權的鎮壓。“人民子弟兵”們手持機關槍，對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掃射……全世界為之震驚！直到如今，中國政府仍不曾公布在那次事件中死難者的確切人數。外界估計在數百到數千人之間。

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大家絕望。原來對這個黨還有些信心。但是，對人民開槍就導致了信心的崩潰。

李大同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很多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製裁，中國政府在國際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在國內，中共政權也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大家絕望。原來對這個黨還有些信心。但是，對人民開槍就導致了信心的崩潰。”

這是《中國青年報》前資深編輯，1989年5月上千名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的公開信的組織者和起草人李大同。

“六四這一槍就把共產黨這合法性呢，打的差不多了。”

這是“六四”絕食四君子之一，被中國政府稱為“幕後黑手”的劉曉波。 盡管“六四”的槍聲使得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崩潰，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喪失殆盡，但是共產黨政權並沒有發生動搖。在“六四”發生後的幾年內，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穩定局勢，重新獲取人心。劉曉波說，1992年，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南巡，掀起第二次經濟改革的浪潮。另外，劉曉波認為，中國政府還采取措施壓製黨內的不同政見：

“因為它覺得“六四”的興起主要是來自黨內開明派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想搞政治改革，那麽呢，他們就對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進行了清洗，同時它又杜絕黨內出現任何關於推進政治民主改革的聲音。”

“六四”後知識分子的變化
劉曉波還表示，中國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是八九民運的啟蒙者和動員者，因此，“六四”之後，政府逐步向幾個知識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資源，使得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獲得實惠，收買他們的人心。這一策略的後果就是“犬儒主義”的盛行。中國研究思想史的學者丁東如此解釋“犬儒主義”：

“現在知識界有相當一批人是屬於腦子裏並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體行為上呢，他是隻計厲害，不問是非。”

“隻計厲害，不問是非”的犬儒主義的代表就是最近幾年興起的“新左派”、民族主義和國學。在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看來，與1980年代充滿理想、具有批判精神並熱心關注國家前途的知識精英相比，受這些社會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們背後都是為了迎合執政者的趣味，為了謀得一己私利。程曉農說，犬儒主義盛行的原因除了政府軟的收買外，還因為政府用硬的一手對付自由知識分子：

“……已經開始在學生當中全麵發展特務係統。這個係統現在在國內叫信息員。然後這些信息員就以學生的身份在教室裏監控老師。在這種壓力下很多教師也是沒有辦法再在教室裏講自己的見解。”

因此，程曉農說，現在體製內知識分子的言路越來越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體製外，在民間社會，仍然存在著一批執著的自由知識分子。劉曉波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因為六四蹲過監獄，出獄後，仍然堅持不懈批評政府，針砭時弊，他因而受到警方長期監控，甚至騷擾。

“六四”後媒體的變遷
中國的新聞媒體在“六四”之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89年4、5月間，在一批堅信新聞自由的新聞工作者的爭取下，中國的媒體經曆過一段中共執政後最自由的時間，大量真實報道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但是，“六四”之後的幾年，按照《中國青年報》李大同的話說，“報紙、電視新聞簡直不能看！充斥黨的宣傳。”不過，1992年之後，媒體業也開始引進市場機製，增強可讀性，並出現了以南方報係為代表的新的報道模式，關心社會問題和民間疾苦。這一演變的後果就是傳統主流媒體的邊緣化。

李大同: “兩千年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概括，這就叫做主流媒體邊緣化，邊緣媒體主流化。無論是從發行量，從輿論的影響力，還是都市媒體的廣告金額和利潤，都遠遠超過了傳統的主流大報。”

李大同主編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是傳統主流媒體的一個亮點，時常刊登有深度的揭露性報道。但是，最近幾年，尤其是胡錦濤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媒體的言論空間已經緊縮，李大同也被撤職。

“六四”事件對新聞界的影響李大同是深有感觸：“在絕望的這種氛圍下，開始了普遍的這種功利化。象新華社記者都可以去拿別人的金元寶就把揭露性報道不報了。象這樣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議的。”

社會道德危機，貧富分化
其實，“六四”後知識分子的犬儒化以及新聞界的功利化隻是中國整個社會在信仰危機之後出現的道德危機的一部分。北京退休醫生尹敏對現在社會的墮落深惡痛絕：“人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社會的弊病、貪官汙吏、權錢交易、沒有法製，比較突出。現在都什麽年代了，還要提倡八榮八恥，就可想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低下到什麽程度。”

現在旅居加拿大的“不寐論壇”網站的主持人任不寐告訴本台說，“六四”後中國人信仰的崩潰，道德的淪喪，導致了宗教在全國的複興。據一些研究宗教的學者估計，1990年代初，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隻有數百萬，但是近幾年這個數字已達到五千萬，甚至有的說達到上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屬於官方教會的家庭教會的成員。

另外，任不寐還表示，“六四”後十七年來中國社會另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貧富差距的加大已經到了國際公認的危險水平：

經濟上的畸形發展導致了貧富分化，腐敗比1989年更為嚴重。由於貧富（分化）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抵達了一場革命的邊緣。

任不寐
“經濟上的畸形發展導致了貧富分化，腐敗比1989年更為嚴重。由於貧富（分化）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抵達了一場革命的邊緣。”

“天安門母親”不懈地堅持
其實，八九民運時，學生們的政治訴求就是懲治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尹敏不無惋惜地說，如果當時政府采納這些意見，不鎮壓學生，現在的中國也就不會有這麽多的社會問題。尹敏的兒子葉偉航“六四”那天被“子弟兵”的槍彈打死，當時隻有十九歲。

歌曲：《 曆史的傷口》

這是1989年5月，台灣的音樂界人士為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而專門創作的歌曲《曆史的傷口》。十七年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被政府的軍隊打死，沒有任何說法，尹敏心上的傷口時時作痛。她和一些同樣在“六四”事件中失去親人的難屬們組成了“天安門母親”群體，十多年以來，用理性、溫和的方式，呼籲政府平反“六四”，給難屬們以賠償。

今年早些時候，“六四”期間被警察抓去並被打死在派出所的四川少年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獲得政府七萬元的困難補助，政府的條件是唐德英不再向政府就此事提出訴訟。這是“六四”死難者在全國第一次獲得政府的補助。

“天安門母親”的發言人尹敏說，在“六四”十七周年的前夕他們發表的公開信中，多年來第一次改變了向政府討回公道的策略：

“根據這件事情呢，我們也考慮，因為這些難屬當中困難的很多，而且老弱病殘的也很多。所以我們也想假如政府真能夠給一些難屬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我們還是歡迎，但是不應該附加任何條件。”

“天安門母親”群體已經確定的“六四”死難者人數是186位，傷殘者有70多位。他們說，這個數字隻是整個事件中的極少一部分。

齊誌勇就是其中的一位傷殘者。他於“六四”這天遭到解放軍衝鋒槍掃射，左腿高位截肢。多年來，因為不能工作，每個月隻有三百多塊錢的補助，生活異常艱辛。從今年二月份起，因為聲援維權律師高智晟發起的絕食運動，他一直遭到警方軟禁。不過他要討回公道的決心非常堅定：

我們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來一直在尋找那些失蹤的人，受傷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們要討回這個公道，不光是為了個人，也是為了整個民族。

齊誌勇
“我們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來一直在尋找那些失蹤的人，受傷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們要討回這個公道，不光是為了個人，也是為了整個民族。”

雖然遭到政府不公正對待，但是齊誌勇說，來自民間，甚至是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懷令他深為感動。他說，一位唐山的老共產黨員每逢“六四”紀念日都要打電話給他，向他表示慰問。另外，齊誌勇透露說，一位當時戒嚴部隊的士兵，已經連續三年一到“六四”紀念日來臨，都要給他打電話，向他表示懺悔：

“他現在是團級還是副師級幹部了。他每當‘六四’他都跪地禱告。他每次都痛哭，他說首先向死去的亡靈默哀，行真正的人民的軍禮，然後再向我表示懺悔。”

八九民運參與者的反思和向維權運動的轉變
具懺悔之心的還不僅僅是這位曾經被迫拿起槍對準人民的士兵，還有當時的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吾爾開西曾是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最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向毛澤東畫像投灑顏料的“湖南三勇士”之一魯德成來到加拿大之後，吾爾開西和另一些當時的學生領袖集體向魯德成公開道歉，因為三勇士當時是被學生押送到公安局並被判處長期徒刑。吾爾開西說到道歉的初衷：“具體的責任也許不在我們身上，但畢竟我們作為學生的一份子，他們被學生扭送到公安局，而且使他們損失那麽多年的青春和自由，從道義上我們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現在旅居加拿大的任不寐當時是“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的常委之一。他現在已經開始在神學院的學習，今後要做一名牧師。他說，中國政府之所以對學生運動如此仇恨，不惜開槍，是因為他們沒有宗教信仰，太看重權力和利益。另外他對民主人士自身的缺陷也做了反省：“當我們這些人從舊世界出來的時候，如果不改變我們身上的缺陷，那些專製主義的毒素，自由和民主的時代不會到來的。當然我這樣說不是為專製主義辯護，我乃是說，怎樣改正我們自身的一些缺陷，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去更好的創建一個憲政的國家。”

現在已經有很多八九民運的參與者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省。但是，吾爾開西表示，他們的反省已經足夠了：“我們的反省已經足夠了。現在強調學生要反省的聲音甚至到了要淹沒事實的程度了，已經到了要扭曲現實的程度了。真正應該反省的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沒有任何的反省。”

從1989年直到現在一直都在中國堅持從事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趙昕的觀點似乎和吾爾開西不同。他對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進行了長期的思考並付諸行動。他當時是“外地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他因“六四”在監獄中呆了11個月。出來後，就積極開始組織成立反對黨。1998年，他參與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公開衝擊黨禁。但是這些努力在中國政府的鎮壓下都告失敗。在潛心思索後，他得出結論，在建立憲政民主製度之前，還要作很多的工作。他說，這包括改變人們的精神信仰文化，建立公民社會，完善平等市場經濟。

趙昕：“我們從當初要想一下子建立一個製度，從後來秘密組黨，衝擊黨禁，最後到現在我已經轉為，我是中國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也就是維權運動）的創立者和踐行者。我們就覺得要從公民的權利做起，從建設公民社會的角度做起，逐漸的達致中國憲政民主轉型。”

中國是一架被劫持的飛機，中國民眾就是乘客。隻有共產黨控製了所有的政治空間，隻有它能駕駛這架飛機。所以在大家沒有找到取代的駕駛員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所以這是一個劫機的狀態。

趙昕
趙昕的觀點和封從德的觀點不謀而合。封從德也是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當被問到為什麽“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政權還能存在至今，他打了一個比喻：“中國是一架被劫持的飛機，中國民眾就是乘客。隻有共產黨控製了所有的政治空間，隻有它能駕駛這架飛機。所以在大家沒有找到取代的駕駛員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所以這是一個劫機的狀態。”

封從德說，最近幾年開始在中國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就是要在民間培養新的駕駛員。在劉曉波看來，“六四”遺產的一個積極方麵就是，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共產黨官員的日益腐化，使得人們不得不站起來維護自身的權利。這期間湧現出來的“維權律師”和以趙昕為代表的維權人士從個案做起，實現從民主運動到維權運動的轉變。

十七年了，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已經成熟起來，而中國政府仍然沒有認錯，事件的很多真相仍不被人們所知。

“正確與不正確我覺得都應該展開一種討論。就像我們對文革一樣，文革四十年了。對文革研究到什麽程度了？研究到一個不讓人研究的程度。荒唐得很！對‘六四’更是諱莫如深。不是當時殺了人之後討還血債這個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從這樣一種社會衝突中間，從這樣一種人生悲劇、社會悲劇中間，去尋找避免它的辦法。”

這是八九民運中絕食學生之一，現在知名的維權律師浦誌強。 封從德和浦誌強一樣，也不主張向中國政府“討還血債”。封從德在設在美國的“中國人權”組織的支持下，建立了最大的“六四檔案”網站，搜集了一萬五千多條與“六四”相關的條目。他說，他建立這個網站的目的就是為了“真相與和解”：“但是在消除仇恨，達致和解之前，必須要有真相。死亡的名單，傷殘的名單，還有今天還有多少人仍在監獄裏麵，這些情況都遮遮掩掩的話，那以後是很難談得到和解的。隻有有了真相才能夠和解。”

“六四”何時才能平反？
要和解，沒有中國政府的配合，也隻是一廂情願。去年底，中國政府破例地公開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今年初，四川“六四”死難者周國聰的家人首次獲得政府“困難補助”。這兩起事件被一些人認為是中國政府準備解決“六四”問題的前奏。但是，李大同並不如此樂觀：“我們認為現在還不到時候。我們一致認為要看十七大的結果。由於胡錦濤先生的班底不是他自己選定的班底，我們想他的一些真實想法也無法得到真實地貫徹。我們希望十七大以後能有一個明顯的改變。但是‘六四’問題恐怕這一代人還是解決不了的。不是說他們不清楚。有沒有解決的魄力和能力，包括足夠的政治資源，我想他們還不具備。”

《 曆史的傷口》歌詞中寫道：“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六四”傷殘人士齊誌勇說，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他說他等著中國政府向他道歉的那一天。

自由亞洲電台申華采訪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