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色搞”泛濫的中國(ZT)

“搞”，漢語詞典的解釋為“做,幹,辦,弄，”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國，“搞”字卻莫名其妙的男女關係連在一起，最著名的詞匯有“搞對象”和“搞破鞋”。前者指合德的正常戀愛，後者指缺德的不正常偷情。 ( )





六四後的中國，“搞”字與強作狂歡的大眾文化搞到一起，先是“搞笑”變成常用詞，接著是“酷搞”、“色搞”、“惡搞”的流行。最近，草民胡戈惡搞名導陳凱歌引發出網絡惡搞狂潮。其實，在網民們“惡搞”中國之前，“色搞”中國的情色狂歡早已是商業文化中最流行的主題。

與物欲橫流的權貴私有化相適應的商業文化消費，也像富貴攀比的物質消費一樣，日趨享樂化、淺薄化、平庸化，其社會功能也越來越成為現政權維持獨裁秩序的幫閑工具。小品化調笑的精神按摩，發揮著麻痹靈魂和癱瘓記憶的功能；親民化宣傳的強製灌輸，強化著救主－臣民意識。而現實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戀、一夜情等性混亂，與商業文化產品中的色搞狂歡相對應，變成縱欲主義的工具。

當年的政治革命狂熱變成財富崇拜和性放蕩；最高道德楷模毛澤東也在價值觀的非毛化和毛遺產的商品化的過程中，神的光環逐漸褪去，而暴君的本來麵目日漸顯現，其私生活的糜爛也漸次爆光。在民間的地下話語中，毛澤東等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不僅成為民間笑話的素材，也成為今日的大小官員們包二奶的榜樣。毛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譽資源，不僅為左派們煽動民粹主義提供思想資源，更為商人們提供發財致富的賣點。

一夜暴富的黃金夢中包含著夜夜風流的渴望，壓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釋放，必然變成現實中的“包二奶”和 “泡小姐”，再包裝成文化產品中的婚外戀矯情和床上尖叫。看不完的肥皂劇和賀歲片，再也離不開“肉彈”的四處開花；文學作品也進入“肉體寫作”的時代， “美女作家”之後又有“美男作家”，白領們的酒吧情色之後，又有妓女的賣淫自白，接下來又有完全紀實的“下半身日記”，是自稱碩士的知識女性將自己的裸體照貼到網上。網絡文學的熱點之一就是“情色文學”的興盛。作品中的男女，也越來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變態行為，甚至到了沒有羞澀表情而隻有色欲饑渴和肉彈發射的地步。

一 八十年代衝破政治禁區的情色


在思想解放和啟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業文化對大陸的衝擊主要來自港台，形成對獨裁文化的兩個層次的反叛：一是對黨文化壟斷的反叛，促成了中國人背離官方的革命意識形態，而開始轉向人性人情的覺醒。二是對所謂文化精英主義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話語霸權，文化市場和受眾趣味開始出現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俠和瓊瑤言情為代表的通俗文化風靡大陸，不僅使官方說教越來越失去市場，也使《人民文學》、《詩刊》、《收獲》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響力急遽衰落，所謂的嚴肅文學的讀者群迅速縮小而通俗文學的讀者急遽膨脹。也就是說，通俗文化對文化大一統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陸的文化市場開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業（大眾）文化的多元並存。在黨文化強製推銷的主旋律和精英們的說教文化之外，民眾在文化消費上有了選擇新的文化產品的餘地。

商業文化的反叛當然也涉及到愛情和性欲領域。在八十年代，情色的解放首先來自港台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日本影片，其中，尤以鄧麗君的情歌和日本電影的影響最大。鄧麗君特有的軟綿綿氣嗓，傾訴著如泣如訴的情愛悲歡，對於聽慣了“鋼鐵旋律”的國人來說，無異於瓦解革命意誌的靡靡之音，但她的聲音確實聽醉了文革結束後的一代青年，即便在“清汙”的打壓下，她的歌聲仍然風靡全國，也影響到大陸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日本電影《追捕》中女主人公的飄逸長發，《生死戀》中男女之戀的刻骨銘心，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據。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國人宣泄性饑渴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閱讀外來的翻譯文學，如勞倫斯等人情色小說；二是偷看黃色錄相，聚在某一有錄像機的朋友家偷看“毛片”，已經成為朋友交往的最親密方式之一。三是有幸出國的人，把資本主義世界的“紅燈區”當作旅遊景點，出國歸來的國人，也樂於在親朋好友間講述西方的紅燈區和性自由。

在文學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作家的情色解放還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體，而隻能以政治禁忌下的“愛情”來包裝。張潔的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是愛情主題突破政治禁區的代表作，第一次控訴了極權政治對人性之愛的蹂躪。即便是純民間的地下文學如《今天》上的作品，也是以抒發愛情為主，舒婷的《致橡樹》便是代表作。

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學中的男女戀情開始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內容，張賢亮的中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轟動一時，就在於作品描寫了在流放中的右派男主人公與村姑之間的性愛。但張賢亮的性描寫，還隻是其意識形態批判的附屬部分，一方麵服務於衝破寫作禁區和追去創作自由的啟蒙目標，另一方麵服務於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的表現。這部中篇小說賦予了性行為以過於誇張而沉重的意義，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的傾訴，也是知識分子的“人民上帝觀”的另類表達——底層村姑用豐潤的肉體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陽痿，用樸素的性愛拯救了知識分子已經沉淪的靈魂，最終把男主人公送進了鋪著紅地毯的人民大會堂。電影《芙蓉鎮》也是對反右迫害的控訴，落魄文人與潑辣村姑的情色故事，贏得了中國最高電影獎項。這就意味著，政治禁忌下的右派與“破鞋”之間的偷情，既被大眾視為美好人性的展現，也已經得到了官方頒獎的正式肯定。

與此同時，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論風靡大陸，潛意識理論影響著許多作家對性問題的處理，可以說，觀念化先行是當時文藝的普遍特征。比如，王安憶寫出的性欲係列小說“三戀”，重在表現極權政治之下的性壓抑和性扭曲，給我的閱讀感受是：她一手捧讀《性學三論》，一手寫出了潛意識中的性衝動。張藝謀導演的影片《紅高粱》之所以風靡一時，從選材的角度講，就在於影片講述了一個充滿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對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張揚。以荒涼大西北的火紅高梁為背景，在開闊的藍天和大太陽的俯視下，土匪對村姑的強力劫持，高梁地裏的野合狂潮，土匪們為爭奪女人的相互廝殺，女主人釀酒的大缸裏射入男雇工的尿騷，居然神奇地釀出了遠近聞名好酒“十八裏紅”……這一係列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不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營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視覺幻想。《紅高粱》的獲獎象征著國人性觀念的轉變：把“情色張揚”作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來。

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在王小波的長篇小說《黃金時代》中，得到了更為藝術也更為深刻的表達。其中，最為精彩的章節是對主人公“王二”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另一麵，是城市青年在農村得到了最現實、也最粗俗的性啟蒙。那是一種樸素粗俗、酣暢淋漓而又充滿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啟蒙，而全沒有花前月下的纏綿和音樂詩歌相伴的浪漫。當城市中學生變成了響應偉大領袖號召的知青之後，兵團和集體戶的特殊環境，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間的距離，曾經連男女生拉手都不敢的城市學生變成了敢於在鄉村野地裏偷情的知青。是的，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歡女愛來填充，也消除了性的羞澀和罪惡感。於是，“廣闊天地”中的“大有作為”，被王小波描述為“大有‘性’為”。農村那空曠的無人田野，為大城市中倍受性壓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飛地。

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中，小資情調的戀愛是必須清除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別是“私通”中的女人，要被扣上一頂極具誣蔑性的帽子—— “破鞋”。男主人公王二與女主人公陳清揚進行田野交媾的前奏，不是談論詩歌和音樂，也不是交流革命心得和接受再教育的感受，而是兩人討論“破鞋”問題。王小波筆下的女主人公陳清揚，被當地人視為“破鞋”，而她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破鞋”。她以前確實不是“破鞋”，隻是在王二的性攻擊下才真的變成了“破鞋”。盡管，在文革期間，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視造成的偷情風險令人恐懼，但其驚險恰與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在王小波筆下，偷情時的“呻吟就像泛濫的洪水”，射精後的“陣陣震顫就像從地心傳來”。而性交時的緊張如同受驚嚇的脫兔：“可是她說，快，渾蛋，還擰我的腿。”

文革前，相信沒人敢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侮蔑為“破鞋”，而文革中，王光美的脖子上卻被紅衛兵掛著上了“破鞋”。文革結束後，當劉少奇及其遺孀獲得平反之時，以前的 “破鞋”也逐漸褪去罪惡色彩，而變成小說中的正麵人物並被賦予道德正當性，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為“性”重新命名的縱欲時代，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破鞋”，變成了人人追逐的時尚“新鞋”。君不見，在當下大陸的電視劇中，有一段被各類劇中人重複的台詞：“婚姻如同一雙鞋，隻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合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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