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北京的辛德勒名單(ZT)

約翰卡姆今年五十五歲。為了適應與中國人打交道，他改了一個既與原名音近，又頗有中文韻味的名字“康原”。他原先是一位美國化工企業雇員。當過香港美資企業聯合會的主席，有一輛工作用車,一座別墅，還請了一位管家。這一切對於他來說都太資產階級化，太物質享受了。他要改變自己，適應新的任務，就像美國人有時候喜歡這麽幹的那樣。從此他成了一個探索者和請願者，一個讓善心的同齡人匯寄捐款，首先是做好事的人。 康原從十六年前就開始在中國搜尋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為了幫助這些人，他和他的雇員們爬梳幾十種地方報刊，通過統計資料來摸索，研究專業刊物和公開可以接觸到的法院文件，運用這類方法找到了大約五千名政治犯。他們屬於不知去向的人，因為官方的說法是中國不存在政治犯。中國共產黨的反抗者，地下教會的成員或者自由工會的會員，在幕後高層的眼裏，跟平常的刑事犯沒有什麽區別。他們往往作為“煽動罪”、“破壞公共秩序罪”或者“擾亂公共安全罪”而判刑。 康原說，這類事情在中國可是尋常小事。其他比如，隻要監獄看守認為某罪犯不願意表示認罪，就可以延長他的刑期，也是尋常小事。把跟異議分子的交往推向公眾，是一種特殊情況。政治警察，法院也一樣，對能把違法者和他們的罪行在地方報刊或專業刊物上公布於眾很感興趣。這樣懲治“國家的敵人”一方麵促進了迫害者的升遷，另一方麵也可能震懾仿效者。一旦康原再次發現新的案件，他就打點他的隨身行李，帶上他的名單飛往中國。 在那裏近些年來他一直跟不少能提供幫助的人們保持著聯係。他認識許多外交官、檢察官和警方人士，憑他彬彬有禮的交際和博通中外的知識，儼然被視為一位中國的朋友。因此外交部接見了他。他提交了一份政治犯的名單，按照他的說辭，這些人有足夠的理由提前釋放。 例如，康原最新的名單上就是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的雇員趙岩，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就被警察拘捕，一直都沒有判決；另一個就是基督教牧師蔡灼華，2005年被判處三年徒刑，因為他曾經分發《聖經》給中國人。已經有四百名政治犯在兩年時間裏提前釋放了，隻因為他們的名字列上了康原的名單。 在一個星期四的晚上，康原在一家北京的餐廳裏，出現在各國記者的麵前，作總結講話，他的頭發灰白，看上去比他的年齡更老成持重。 他患有糖尿病，消耗體力甚多。他曾在幾個月的時間裏竟然瘦了十公斤。他的牙齒全部掉光了，新的全副假牙給他帶來了不適。但是沉重的病痛並不能妨礙他十足的熱情。“犯人名單肯定是有用的”。康原這樣說。 不言而喻，一切還要看那些幹部的心情和政治大氣候。美國總統要來訪問了，或者某位高官要前往華盛頓了，中國當局提前釋放若幹政治犯的機會就增加了。此外，如果政治犯名字上了康原的名單，還有其他的好處。或許獄卒會對待他好一點，或許他會忽然額外新添了一床被子，或者還會有醫生來為他檢查一下身體，或者他竟能跟家屬見上一麵。 康原估計，中國大約有一千名政治犯囚係在獄。公安一處和國安一處大約有三萬名員警專門監控張貼抗議傳單的人，打算遊行示威的人，書寫批評政府的信件的人，發表“發牢騷”詩歌的人，或者組織黨派和工會的人。另外還有大約三萬員警專門監視網路，搜尋博客和官方不喜歡的網站。 什麽人十分招惹注意，就會被送進監獄，或者叢林中的國營農場，要不就是送進精神病院，勞教所，或者勞改場。這些囚禁場所有時甚至竟然是隸屬於鐵道部門的機構。 康原是在他的香港經貿生涯中從事針對北京的院外活動時開始轉變成一位人權活動家的。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不久，他坐鎮華盛頓作為商會主席，力爭給與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以便繼續推動貿易。在一次與一名高幹聚餐的飯局中，他忽然突發奇想，要求一點回報：請求釋放一名剛剛被捕的大學生。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這聞所未聞的要求當然把宴會的氣氛搞得很僵。但是幾個星期之後，那個年輕人卻真的出獄了。從此康原找到了他的天職。當生意和良心不能協調的時候，他在舊金山創辦了對話基金會，並一門心思地關注那些囚犯們的希望去了。 他不無樂趣地陳述著一宗最為著名的案件。被監禁長達四十年的西藏僧人桑波從拉薩市陰森恐怖的德拉普契監獄，以醫療方麵的名義，被談判釋放了。桑波是北京所仇視的達賴喇嘛的追隨者。從1965年開被長期關押。有人曾對康原說，他本人根本不想要獲得自由。這時原終於被允許訪問拉薩，接著桑波竟以七十高齡恢複了自由。現在他生活在瑞士的一所喇嘛寺中。 調節協調，康原一直樂此不疲。也許這位已經變成人權活動家的美國生意人，此時此刻，他的二度生命如此度過，正覺得得其所哉。 原載《明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