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中國十大國家問題(ZT)

來稿／一百年前的今天，這個世界上遊蕩著一個問題：如何瓜分中國？不僅在歐美各列強的首都，甚至在殖民地地區，政客們也都在談論這個問題。人們心照不宣：中國的命運隻能是殖民地。 　　一百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上遊蕩著另一個問題：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人們公開承認：中國人在一百年的時間裏不僅竟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而且超過大多數前殖民地國家成爲了一個強國，成爲了世界新的一極。 　　一百年前，中國人甚至不僅被看作是一般意義的低等種族，中國人被認爲缺乏所有使西方人成爲現代人、成爲強國公民、建設起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基本素質。一百年後，中國人的理性能力、科學能力、組織能力、工業能力、軍事能力等這些西方人所賴以建設現代化強國所需要的能力都已被證明了。更重要的是，中國曆史傳統中一些獨有的因素正在與這些新獲得的能力發生著有機的結合，展現出一種全新的局麵。 　　一百年時間並不算什麽，它在發生過無數大小變局的中國曆史上實在是很短的一小段。中華文明五千年從未因外來文明的衝擊而中斷過，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衝擊算是最具有顛覆性和破壞性的一次，然而，中國人在經曆了最大的陣痛和最長的探索之後，也再次恢複過來了。 　　恢複了從容，恢複了元氣，恢複了常識智慧，中國人終於會明白，自己的事情隻能自己來做。今天，梳理出這百年曆史中的大思路、總結這一百年來的深刻教訓、歸納出當前的國家問題、看清未來的民族之路，這個重大的曆史任務也隻能由中國人自己來完成。 　　有必要說明，中國人這個概念本質上應是一個自由意誌主體，不同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都不過是這個主體的不同選擇。下麵這十個國家問題，不專屬於哪個政黨和哪個政府，而是中國人的問題。 問題之一：國體問題。 　　辛亥革命期間，關於中國的國體問題曾有過一番博弈。南方革命黨堅決要共和，以英日爲主的外國列強堅持要君主立憲，最後在袁世凱的“假共和”方案下達成了妥協。當時的“假共和”成功協調了各方的立場、避免了全麵內戰和南北分裂、最大限度地維護了諸列強的“在華利益”、保證了民國的順利誕生；而此後爲反對“假共和”而進行的“真共和”嚐試卻引發了空前的群氓運動災難。 　　這裏引出的問題是：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現階段的（鄧小平主政以後的）國體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第二、如果認爲現在仍是“假共和”，爲什麽中國人的國體反而是“假共和”比較穩定？第三、如果中國人現在的任務仍是要建立“真共和”，從近百年曆史中應當吸取的主要教訓是什麽？ 問題之二：統一問題。 　　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被瓜分幾乎已成必然。自1840年以來的短短半個多世紀，西方列強一直都在商量著“如何瓜分中國”這個問題。盡管十年後成立了中華民國，但直到二戰結束之前，中國作爲一個統一國家的地位仍然沒有任何保障，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自身國力才達到了可以維護自身統一的程度，從此宣告了“如何瓜分中國”這個問題的消亡。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任何一個國家的統一都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都是自身國力與國際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目前的統一狀態（大陸部分）和分裂狀態（台灣部分）本質上也就是中國自身的防禦性國力與國際列強的進攻性國力之間的一種動態均衡。自身國力越強，統一的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這裏引出的問題是：第一、中國最終完成統一是否一定要等到中國的國力從防禦型轉爲進攻型之後才可能得到解決？第二、在美日同盟這個強大的進攻性力量遏製下，中國國力從防禦型轉爲進攻型將意味著什麽？第三、如果認爲當今國際社會越來越依靠“軟國力”的對抗和均衡，那麽，中國的“軟國力”強在何處？弱在何處？ 問題之三：政製問題。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首創“五權憲法”說，即西方國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國特有的“考選權”和“糾察權”。孫中山的理想是：中國的政製應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它不僅能夠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甚至能夠克服英美等國政治體製中存在的“選舉不得其人”、“議會專製”等流弊。但是，建國之後，“五權憲法”轉瞬之間成了空中幻影，革命運動的連續失敗迫使孫中山一路退到了反憲政的專製集權道路上，並最終確定了“以黨治國”和“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爲日後的蔣介石軍事專製獨裁奠定了基礎。 　　力主民權主義的孫中山走向專製，完成國家統一的蔣介石走向專製，反獨裁爭民主起家的毛澤東走向更大的專製，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憲政之夢仍在空中飄蕩，專製主義的大樹仍根深葉茂、其命惟新。 　　這裏引出的問題是：第一、為什麽西方現代民主自由理念與中國的傳統政治實踐之間差距如此之大？第二、如果說分權憲政和民主法治占盡了天下所有的淺白道理，那麽一黨專製和集權人治所依據的隱秘道理和深層知識到底是什麽？第三、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了陰謀與民主並非不能夠共存，那麽這個實踐對中國意味著什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