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圖片：異議人士萬潤南。（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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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輿論普遍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表示失望。中國著名政治異議人士萬潤南則批評三中全會與民眾期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馳，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等於建立了一個權力不受監督不受製衡的“軍機處”。他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景感到擔憂。
習近平一年前剛剛上台時，萬潤南和許多人一樣，認為胡錦濤裸退，給了習近平很大的發揮空間。由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習近平本人受其父親牽連，下過基層，吃過苦，了解民情，有可能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為。但一年來習近平令人失望，尤其是三中全會開過，讓人們更清楚的了解習近平宣稱要實現的“中國夢”，是什麽樣的夢。
談到“國家安全委員會”，萬潤南表示，這使人想起滿清雍正皇帝為加強其皇權，設立淩駕於內閣之上的“軍機處”，“國安委”的設立保證習近平實現皇帝夢，但卻完全與民眾期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馳。他說：“民主政治、政治改革，希望是能夠分權，使權力受製衡、權力受監督，不應該有不受監督、製衡的權力。現在我們看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是習近平集權的標記。這個事情當年江澤民想做，但是沒有做成，這一回習近平可以說如願了。‘安全委員會’是直接向習負責，那麽習就有了淩駕於其他常委之上的更大的權力，所以有人講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相當於皇帝的‘軍機處’。”
萬潤南指出：中共官員的貪汙腐敗已經世所罕有，杜絕貪腐的唯一辦法就是實行政治改革，實現憲政民主，但是三中全會傳出來的卻是中共將一步實行集權專製的信息。他說：“任何權力都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習近平一方麵要反腐，一方麵權力又這麽集中，最後的結果應該是權力腐敗更加不可收拾。”
不過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景感到擔憂的萬潤南，卻並不悲觀。他指出：網絡的出現，中國網絡社會的形成，已經使任何統治者想為所欲為的時代結束了，他說：“實際上，與其說現在形成了一個公民社會，不如說形成了一個網絡社會。中國共產黨員有八千萬，網民有好幾億，絕對的多數。在網絡上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上向往普世價值是主流，共產黨的那些網絡水軍‘五毛黨’在網上是真正的少數。我相信共產黨和網絡的戰爭，它是不可能戰勝的，習近平也看到了這個危險，共產黨在整個網絡大軍麵前，那就是螳臂擋車。”
話題又回到習近平的“中國夢”。萬潤南說：“當然他的夢是可以做的。但好夢都要符合曆史潮流、符合曆史進步的方向，做逆曆史潮流這種夢，怎麽可能美夢成真呢。”
目前居住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萬潤南，為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第一家民營高科技企業北京四通公司的創辦人，因支持89民運，在“六四”鎮壓後流亡海外。萬潤南曾參與組建海外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並當選第二任主席。
以上是特約記者CK發自舊金山的報道。
軍機處：破解集權命題
作者:雪珥
43歲的怡親王允祥、57歲的大學士張廷玉、60歲的大學士蔣廷錫，大概沒有想到，當他們三人走進隆宗門邊那幾所極為簡陋的小板屋時，將開啟中華帝國中樞機構大變革的帷幕。
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華帝國的龐大兵團，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進，討伐準噶爾部。作為最高領導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時時與他的重要大臣們商議，但內閣設在太和門的文華殿前，離雍正居住的養心殿有相當距離，很不方便。何況，密集的軍報要走公文途徑層層轉遞，不僅效率低，保密性也差。
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門外設立一個專門的辦公室，供允祥、張廷玉、蔣廷錫密辦軍事之用，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中央軍事領導小組”。
這個“中央軍事領導小組”，就叫“軍機處”，一個在今後的中國曆史中權力最大的機構。
從“三無機構”到“權力核心”
盡管在1732年軍機處成為正式機構，並且從未中斷（除了乾隆元年中斷1年），但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是“三無”機構——無編製、無定員、無預算，所有的幹部都是兼職，從法理上看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臨時谘詢機構。無獨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聯軍炮口下成立的“總理各國實務衙門”（總理衙門），也是一個自始自終都是“三無”的機構，所有幹部也都是兼職。
在中華帝國的行政序列中，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中的實質，相當於跨部門的臨時委員會，這種委員會即便在如今的歐美等國也並不罕見，但能夠如此長時期的存在，卻獨此一家。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為“三無”機構的軍機處，長期扮演實質上的最高行政當局角色，同樣的總理衙門，也長期扮演著外交部和發改委的角色。
在一個講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國度，這種顯然是“違憲”——如果將名正言順當做立國之“憲”的話——的“潛規則”行為，體現的或許正是大清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規的行政機器難以有效施政的情況下，隻能依靠這類臨時機構，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當局的行政效率；
二、這種“三無”臨時機構的設立和撤銷，繞開了複雜的流程，不涉及對整個行政架構的高難度調整，便於進退；
三、這種“三無”臨時機構不會過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這種“三無”臨時機構便於最高領導人繞開固有的行政流程、實現其在人事組織上的各種意圖。在需要的時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現有官僚體係的衝擊，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對現有官僚體係的打擊，攻防兼備，矛、盾並舉，相當趁手。
這種做法，在後世也頗有效仿者，比如蔣中正的侍從室及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類。
開端於雍正皇帝的“軍機處”，名義上隻是個處理軍務的機構，西方人也曾將此翻譯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軍事機密辦公室）。但如此趁手的工具，當然不能僅僅用於戰時。
西北戰事結束後，雍正皇帝不僅沒有撤銷這個臨時機構，反而進一步壯大，並迅速成為大清國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對大清國的觀察是與時俱進的，不再是直譯，而是譯為“The Grand Council”（大議會），法、意、德等西方語言中均是如此。軍機處的定位，迅速成為“威命所寄”的權力核心。
“威命所寄”與皇權強化
軍機處的管轄範圍，從政治到軍事、從政府到宮廷，無所不包。
“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隻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清史稿》）這段描寫的確十分準確：一、軍機處“名不師古”，的確是個獨創，名為軍機，實際上“罔不總攬”；二、“隱然執政之府”，是說其雖有執政之實，卻無執政之名，它本身作為一個非常設的“三無”機構，完全依附於皇帝。這恰恰是軍機處的生命力所在。
自從有了軍機處，皇帝的權威得到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強化。
清代獨有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幾任皇帝的持續努力下，在軍機處的襄助下，終於在雍正朝名存實亡，被剝奪了實際的任何權力，連橡皮圖章也不是，終於在1791年正式廢除。
中國傳統中對皇權最具製衡效果的相權，也在軍機處的設立後受到史無前例的壓製，內閣徹底演變為一個日常行政部門，而喪失了決策權——盡管它的重要成員往往是軍機處成員，但他們參與決策的身份僅僅是軍機大臣、皇帝的私人顧問。
台灣著名學者傅宗懋認為：“世宗(雍正)的集權很是巧妙的，並不是像以前的枝枝節節，他隻設了一個軍機處，於是就把以前內閣和八旗的權力，整個拿來。”（《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
曆史上困擾皇權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問題，終清一朝，都受到嚴格的控製。實際上，自從建立了軍機處，清帝國對於無序的權力鬥爭的唯一風險，就在於如何控製軍機處本身。
解決的辦法依然是對權力進行分解，防止出現無限的權力。內閣雖然蛻變為純粹的行政機構，但依然與軍機處形成了相互製衡的格局：軍機處有實無名，內閣有名無實，一個動口而不動手，另一個動手而不動口，口與手的分離，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權力壟斷。
此外，與軍機處相互製衡的，還有“禦前大臣”。禦前大臣掌管了相當的財力、物力乃至軍力，可算是真正的“內廷”，而軍機處則相當於連接內廷與外廷的“中廷”。根據清製，“軍機大臣及禦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專擅而防雍蔽”（慶桂《國朝宮史續編》）。這種大清特色的分權機製，確保了軍機處的權力不至於過度膨脹。
對軍機處本身的鉗製手段，還有其“三無”特性：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兼差，無論人事關係還是工資獎金，都不在軍機處，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和單位，相互之間也並無明確固定的上下級關係，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決，這導致其內部結黨的難度大大增加。
軍機處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擔任“領班”時期。之前，所有的奏折按規定都是直送皇帝拆閱，而後皇帝根據需要，將奏折發交軍機處處理。接收和發放奏折的，是“奏事處”，這個部門並不隸屬於軍機處，而歸禦前大臣管轄。這也是雍正皇帝在頂層設計時考慮到的權力製衡，防止參與決策的軍機處掌控信息通道。
但和珅掌權後，身兼軍機大臣和禦前大臣，打破了製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關會軍機處”。如此以來，在製度設計上，就令軍機處的地位大大提高，不僅參與決策，還實際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縱的風險大大增加。
嘉慶皇帝在翦除和珅後，立即廢除此條。此外，嘉慶皇帝還多次刻意地挫壓朝臣中尊崇軍機處的風氣，並否決了一位官員提出的在奏折內將軍機處抬寫以示尊重的建議。
嘉慶皇帝對於軍機處的一連串打壓，主要是基於對和珅專權的撥亂反正，他本人對於軍機處的作用並不否定。
嘉慶十年，有人提出取消軍機處的建議時，遭到嘉慶皇帝的斷然拒絕，他解釋說，軍機處並非僅僅辦理軍務，“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係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樞桓紀略》）。
在嘉慶的這段話中，軍機處被提高到了“平章軍國重事”的宰輔地位，這當然隻是口惠，軍機處畢竟始終隻是“三無”機構，可幹宰輔的活，卻無宰輔的權，在已有的製度製約下，斷無坐大的風險。
在製度的多方約束下，軍機處的確在成為一隻有力的臂膀的同時，並不傷及政權肌體。光緒朝倡立憲政時，禦史張瑞蔭對軍機處做出了相當中肯的總結：“自設軍機處，名臣賢相不勝指屈，類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過有庸臣，斷不至有權臣”。
勤、速、密
軍機處的高效，不僅來自於結構上的扁平，而且還來自於迥異於常規官場的工作作風，那就是“勤、速、密”。
中國曆朝曆代中，清代皇帝最為勤政，在其職業生涯中，幾乎每天都在上班，如雍正皇帝這般，還涉嫌死於“過勞死”。皇帝勤政，軍機處就隻好受苦，配合皇帝的作息時間，起早摸黑，經常兩頭見星星。
軍機處的工作要求，是當日事、當日畢，不管有多少公文，都必須在當天完成，頗有現代企業的嚴謹精神。有時，一天的奏折多達百餘件，也不能過夜，必須連夜處理完畢，當然，皇帝本人也在熬夜。至於發生了重大或突發事件，更必須徹夜值班，一日之內皇帝或許會數次召見，工作壓力和強度十分巨大。即便皇帝在出行途中，軍機大臣也必須隨伺，在路途之中也顧不上“看花”，工作不輟。
“勤”是工作強度，而“速”則是工作效率。除了“當日事當日畢”之外，軍機處要求時刻有人值班，軍機章京們分了班，三班倒上班。軍機處所擬的諭旨，除“明發”要走內閣、部院等層層下達程序外，直接密封發給各地督撫的“廷寄”，都要由兵部限時專遞。
這種“快遞”的時限要求，都由軍機章京們在公文信封上注明每日必須完成的裏程數，所謂“四百裏加急”“六百裏加急”乃至最高等級的“八百裏加急”之類。實行這樣嚴格的“數字化管理”，在中國曆史上前無古人，這既是對軍機處的效率要求，也是對整個國家機器政令暢通程度的嚴峻考驗。 “密”，則是軍機處工作的最大特點。軍機處的一切公文，都必須在辦公室內完成，不得帶回家。軍機處的辦公地點，戒備森嚴，外麵有專門的護軍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監宮女，都嚴禁私入，甚至連灑掃庭除、端茶送水等服務，都規定必須由15歲以下、且不識字的小太監擔任，稱為“小麽童”。一過15歲，“小麽童”就必須立即換崗，不得繼續留在軍機處。
軍機處的保密工作，在乾隆晚年倦勤時曾被破壞，儼然成了打探各種政治小道消息的集市。嘉慶整垮和珅後，立即重申了軍機處的保密紀律：軍機大臣不準在軍機處辦理部院稿案；各部司員不準至軍機處回事；自王以下文武滿漢大臣不準到軍機處找軍機大臣談話；軍機章京辦事之處不準閑人窺視；留京王大臣不準要軍機章京辦理陳奏事件；軍機章京不準將公事攜回私寓辦理等。他甚至派出禦史，進駐軍機處，這既是對軍機處的監督，也是對其他官員違反軍機處保密條例的監督，這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紀檢幹部上門辦公的先例。
軍機處的成立，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公文慣例。
皇帝對官員的批示，被分成了“明發”與“廷寄”兩大類。明發，依然走的是傳統的聖旨下達渠道，經內閣而各部，再發往相關地方。而“廷寄”，則由軍機處直接密封發給相關官員，不經由內閣，而從內廷直接發出。
“廷寄”又分“字寄”和“傳諭”兩種：“行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將軍、參讚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總督、巡撫、學政，曰軍機大臣字寄；其行監政、關差、藩臬，曰軍機大臣傳諭。”（《樞桓紀略》）廷寄等於是一對一的密旨，隻許本人拆閱，不許別人代拆。領旨以後，官員還必須將接旨的時間、辦理情況等，向皇帝一一匯報。
與此對應的，上行文件也得到了巨大的改革。
清初文書製度，沿襲明代，上行文件一律用“本”，其中，公事用“題本”，要加蓋公章，私事（涉及到任、升轉、謝恩及其他私事）則用“奏本”，不得加蓋公章哦。這些“題本”“奏本”按層級逐級上呈，層層登記，效率低，無法保密。
康熙年間，為了及時獲得第一手信息，準許部分親信大臣密折上奏，繞開行政機器，直送禦前，這就是“奏折”的開始。“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壬子，命內外大臣具折陳事，折奏自此始。”（《清史稿》）雖然，在《大清會典事例》中記載：“順治十三年諭，向來科道及滿漢各官奏折，俱先送內院，今後悉照部例，徑詣宮門陳奏。”
問題是，清宮檔案中並無順治年的奏折，因此，學界基本認為這可能是編撰《大清會典事例》時，“奏本”筆誤為“奏折”了。奏折與題本奏本不同，是大臣向皇帝的點對點直接書麵匯報，旁人不得查閱，也不需經過任何中間環節審核。 雍正皇帝建立了軍機處後，大大擴大了有權上奏的官員的範圍，奏折於是迅速成為機密文書的標準方式。非機密的日常政務，則依然通過“題本”和“奏本”上行，直到1784年明令廢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與題本兩種。
奏折必須直送皇帝親拆，即便軍機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閱，皇帝對奏折批示後，再發給軍機處進行處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筆，因此稱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軍機處就必須抄錄一份存檔。皇帝的批示，再以廷寄的方式送達官員，同樣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應的官員手上，但雍正一登基時就要求全部回繳： “所有皇考（即康熙）朱批諭旨，俱著敬謹封固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覺，斷不寬恕，定行從重治罪。”不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後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須在當年繳還軍機處，上奏人不得抄錄或留存。
這樣的目的，既是為了保密，也是為了防止大臣們留作某種證據，今後給皇帝帶來被動或難堪。收回的朱批，都按規定保存在軍機處檔案中。嚴格的文件管理製度，是軍機處檔案至今仍保管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奏折-朱批的文件上下行製度，令機密性大大加強，實際上解除了官員們在與皇帝單線溝通時的顧慮，成為一種相當有效的權力製衡、相互監督的手段。為了防止被人告發，官員們隻能謹慎從事，不敢過於妄為，清代的腐敗始終不及明代嚴峻，這個製度應該是發揮了相當的威懾作用的。而更為海量的日常政務信息，依然通過明發-題本的常規渠道上下行，由內閣負責篩選和處置。軍機處和內閣，分別成為處理機密、普通政務信息的CPU，這樣的雙CPU設置，提升了清帝國的行政處置能力。
對於軍機處的設立，無論中外，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其加強了清代皇帝的獨裁。對此，美國當代漢學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似乎並不認同。她在大量研讀分析了軍機處的檔案文獻後，在其名著《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中，對軍機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她認為，軍機處實現了從“君主專政”向“大臣行政”、從“直接的帝國個人專製”向“君臣聯合行政”的轉變，這種變化令清政權在“中年”時走向昌盛，並最終延長了其壽命。
在她看來，軍機處的設立並非加強了皇帝獨裁，相反倒是對皇權獨裁的 “和平演變”，她認為：大臣們融入了皇帝的最高決策過程，實際上削弱了這種獨裁，自雍正之後，皇帝獨裁的情況就比較少了。軍機處的功績，在於建立了一個高效運轉的政府。當時的清帝國，其國土和人口皆類似如今的美國，這產生了海量的信息，對信息進行篩選和處理，成為最高決策層的關鍵。軍機處協助皇帝抓大放小，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決策者對海量信息的有效應對。
這樣的評價，是中肯的。
不可否認，在5000年的中國曆史及自秦帝國以來的2000多年曆史中，清帝國的軍機處，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個管理大國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為權爭主角的曆史怪圈。這是近代政製上的一大創舉，其在權力製衡與監督方麵的諸多設計，迄今依然有著豐富的現實價值。
在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方麵，清代的軍機處或許創下了中國曆史之最，成為中國五千年來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隻有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層，有官無吏，“其製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甚至連辦公場所都不稱衙署，隻叫“值廬”或“公所”。
軍機大臣，通稱“大軍機”，正式稱謂“軍機處行走”或“軍機大臣上行走”，資格略淺者，稱“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基本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中特簡親任，為兼職，保留原職實缺，無定員，無固定任期。首席稱“領班”，末席則俗稱“打簾子軍機”——進出時給同僚們掀開簾子，待大家都進出後自己才跟在最後。軍機大臣人數很少，雍正剛建立軍機處時，隻有3~5人，後來多的時候也僅11人，成為一個精幹的小團隊。
領班軍機大臣，常被人看作是大清宰相。根據軍機處最初的工作流程，與皇帝商議政務、承旨起草諭旨等，一般都是領班軍機大臣單獨覲見，少數情況下才大家一起開會；從軍機處轉發出去的諭旨，也以“領班”個人署名，這的確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權大責也大。
到乾隆年間，名臣傅恒擔任“領班”，這位國舅爺憂讒畏譏，請求乾隆皇帝今後不再單獨召見“領班”，而改為召見全體軍機大臣，以便集思廣益，外發的諭旨也不再以“領班”個人署名，而用軍機處的集體名義。這的確削弱了“領班”的權力，也減輕了他的壓力，並發揮了軍機處的集體智慧，在最高層實現了軍機處“民主”、而後到皇帝那裏“集中”的“民主集中製”。
軍機大臣，一般不用親王。最初的例外是軍機處初創時的怡親王允祥，其次是嘉慶中期的成親王永 ，他入值軍機處的時間很短，不到10個月，即被喊停，為的就是防止親貴坐大。
鹹豐年間，這一禁令被破壞，恭親王奕忻被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這與奕忻的特殊地位有關。作為曾經比鹹豐皇帝更有優勢的皇位繼承人選，奕忻雖然最終未能即位，但也開創了一個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例外：在道光皇帝傳位鹹豐的遺詔中，同時提及奕忻，將其封為“恭親王”。這樣特殊的封爵方式，顯露道光對奕忻的愛重，鹹豐自然必須考慮這一因素。
不久，奕忻就被鹹豐打入政治冷宮，軍機大臣自然被廢，直到英法聯軍入侵才開始東山再起。鹹豐死後，奕忻聯手慈安、慈禧兩宮太後，發動“辛酉政變”，一舉掌握了國家的實際大權，出任議政王，領導軍機處。
自此直到1911年裁撤軍機處，由親王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便成為清帝國的慣例，這看上去與親王不兼軍機的祖製相違背，但實質上並不矛盾——在晚清的50年間，主導帝國政製的，是“親王輔政”與“垂簾聽政”相輔相成的“一國兩製”，親王與太後相互製衡和監督，避免對方成為新的多爾袞或者武則天，親王兼任軍機而擅權的機會和空間都很小。（參閱雪珥著作《帝國政改》）
軍機章京，通稱“小軍機”，即軍機處的秘書。最初多由內閣中書中選調，乾隆年間改為由內閣及各部院衙門保舉，軍機大臣考核合格後，由皇帝親自選用。
嘉慶四年(1799年)後，漢章京一律由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京官，進士、舉人出身者兼充；而滿章京則在內閣中書、六部及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貼士中選拔。在經過嚴格的政審和考試後，入選的軍機章京往往是中央部委中最為優秀的青年幹部，不僅思維敏銳、文字了得，並且具備相當的行政經驗，對業務十分熟悉，工作作風嚴謹紮實，方能應對高淘汰率的篩選及軍機處的高強度工作。
有意思的是，軍機章京最初就規定一概不用高幹子弟。應該說，軍機處對“官二代”的拒絕，一方麵有利於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在最高權力中樞結黨，另一方麵也給普通家庭子弟參與國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機會，這對政權的延年益壽是大有好處的。
軍機章京雖然品階並不高，但權力的大小很多時候與本身的職位並不一定相關，而與距離最高權力的遠近成正比。軍機章京有相當多的特殊待遇，即便隻是七品的內閣中書，入選軍機章京後就可以掛朝珠（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待遇）、穿貂褂（四品以上待遇）、戴全紅雨帽（三品以上待遇），地位尊崇。作為天子腳下的“大秘”，參與機密，服務中樞，實際權力並不小。
扁平化的機構、精幹的隊伍、簡捷的工作流程，這些都大大提高了軍機處的工作效率。
來源: 中國經營報 | 來源日期：2012-10-20 | 責任編輯：淩絕嶺
前兩天看到某磚家對十八戒三中全會第八藥店的“解釋”，差點噴飯：
要點八：減少非戰鬥人員和機構
【獨家點評】 嶽剛:此次部隊改革四大意義
“可適當減少軍區數量、增新型武器裝備；無需砍掉文工團；科研單位可推向社會、走軍民融合道路。”
鬧了半天，原來軍區和軍工科研單位，還不如文工團重要！無怪李將軍的犬子如此狗仗人勢---人家指望著文工團提高戰鬥力呢！
http://news.sina.com.cn/z/sbjszqh/
您說得好。關於那代知識分子，其實這些事情不是他們能掌控的---筆杆子擋不了槍杆子啊。而廣大民眾則時至今日仍然缺乏民主意識。這就決定了20世紀統治中國的，必定是政治強人，袁蔣毛鄧，莫不如此；有民主意識的領袖人物，都未能成功。這裏麵其實是有曆史的必然性的。魯迅對此看得很清楚，他的一段話至今也不過時，而且仿佛就是在說現在的事情：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即一天一天的墮落，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簡而言之，一句話，中共的統治依然固若金湯。"
真的是這樣感覺，可又搞不懂為什麽，更希望我的感覺是錯的。六四都二十多年了，難道就隻退步不進步了嗎？！習莫斯科無男兒一句話就讓我徹底明白他是怎樣一個人物了，心也就徹底涼了。
至今想不通反右、文革居然會在全國搞起來。我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改革開放前沒見識也沒聽說過真正的民主。可是我們的父代是親身嚐過民主的滋味的，為什麽就會讓毛得逞呢？用我舅舅（一位當初追隨國民黨的熱血青年，後又因國民黨太腐敗轉而追隨共產黨，但最終作結論說，共產黨比國民黨走的更遠。）的話說，國民黨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問題，而共產黨的民主是有和無的問題。難道我們父輩一代人都沒看出來嗎？我一直無法原諒這一代知識分子。
要取消勞動改造是好事。問題是我們隻能等共產黨自己決定改正錯誤，卻無力讓其改正民眾要它改正的錯誤，更不要提清算罪行了。這也就決定了民眾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必須等包青天（習青天？）來拯救。
中共確實是所有共產黨裏最“英明”的：不論北韓的話，中共是最固若金湯的。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給民主，特別是沒有新聞自由。改革開放到今日，國人中相當多的還同意推動民主的步伐不能太快，否則要亂的。有什麽好說的，確如'have_a_sense'君言，生活在民主環境中的海外華人又有多少是真正領悟了民主的精髓呢？不過我覺得第二代移民好像比較領悟得好，畢竟沒經過共產黨的洗腦。真希望國內的下一代也會勝過他們的父輩。
當初同情“六四”或許還是有一股熱血，但當過民陣主席，人就傻掉了。
一九七六年，是華國鋒等一小夥人而不是民眾衝進中南海抓的四人幫呀。民眾隻是事後跟著瞎起哄，傻樂，還真的以為民主的第二春終於來到了而自做多情罷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正值爭取民主運動在共產國家風起雲湧，東德共產黨主席昂納克訪中時問江，李二人中共還能控製中國民運幾年，他們答到，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可是，大大地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利用權力，關係和機會富了的人們，和高薪養起的黨，政，軍，公，檢，法，及文教等等政府機關及各界的中國民眾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富有和更富有。看來，中國統治者們實在是太高估了中國民眾，對他們一旦富有，會進而要民主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中國人要民主的目的是要發財的機會和權力。一旦有權發財，民主與我何幹呢?
成千上萬的海外華人生活在民主社會裏，有多少人真正領悟到了民主的精髓，有又多少人真正完全享受到了民主賦予他們的權力呢？在和雇主發生矛盾時，在文學城裏，一邊倒的建議還是盡快另找出路，千萬不可留下被炒魷魚的紀錄，而不是與老板在民主和法製的框架下擺事實，講道理。本人認識一位女士在和她的印度裔經理鬥了四年後被炒了，以至於兩年多經曆了無數的麵試也找不到工作，非常的被動。看來，
"忍得一時之氣，消得百年之災”，”退後一步，天地寬“ 還真是，而且，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古訓。
也難怪，一百五十年已經過去了，相當多的海外華人還在天真的幻想著隻有當中國"強大"了，隻有祖國繁榮昌盛了，他們的腰杆子才硬朗；自己在海外才可以揚眉吐氣。看來，海外華人還是始終忘不了紅樓夢裏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狐假虎威，仗勢欺人；凡是姓賈的，都是要到賈府去攀個親戚的。難道，黑人們也要等到非洲強大了，才在美國爭取人權平等嗎? 奧巴馬才參與競選總統嗎?
四人幫垮台以前的二，三十年裏，政治迫害擴大化，撐死了每一百人裏，殺二十好了(事實上，沒有那麽的多。)；剩下那八十，不是也每年春節照樣放鞭炮，賀新禧嗎？一線城市的人吃肉餡餃，二，三線城市的人菜餡餃，實在太窮的人吃野菜餡餃，不也過得開心嗎？中共再殘暴，也不至於每一百人裏，殺八十吧；否則，都沒人了，這統治者當了，還有個什麽勁呢？
可見，對中國民眾來說，有民主，固然好；沒有民主，也可以過。五千年的封建黑暗都熬過來了，不差這百八十年的。也就是說，讓中國人民過 ”無雞，鴨也可；無魚，肉也可；稀飯不可，少不得年奉錢。" 的生活當然好；但是，要他們過 ”無雞鴨也可，無魚肉也可；稀飯不可少，不得年奉錢。“ 的生活也行。
有人又說了，現在中國亂得很，到處貪汙腐敗，非法拆遷，各級官員胡作非為，等等；上麵已經失控，中共很快就會跨的了，民主很快就會來到的了。
文革武鬥，全國各地打死打傷多少人，死的都是些什麽人，每天都有報告送到中央文革組長周恩來的手裏。老毛等到目的達到後，武鬥就停止了，哪裏有失控之說?
中共有本事把特務都安插到國民黨的作戰總部，就沒有辦法解決毒牛奶的問題？中共不知道全國有幾家生產廠家嗎？就算這些廠家不合作，對質檢報告弄虛作假。派幾個特工進去，把牛奶樣品偷出來進行化驗不就知道有毒沒毒了嗎？
共產黨裏有的是高人。對每一個敏感詞都要審查的中宣部會不知道韓寒是個假貨？不要以為共產黨不作為。它是有意讓這些毒酒，毒米，毒牛奶，濫肆拆遷等貪汙腐敗和楊瀾，韓寒等作假現像存在，吵來吵去，老百姓就沒有精力去想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了。讓這些以前深受中共暴政之苦的人們五六十歲，就得癌症，成天跑醫院，趁早死了；免得他們都活到八九十歲，寫回憶錄，罵共產黨。不要以為這是
笑話，當人們知道中共現在幹的勾當時，三十年又已經過去了。
簡而言之，一句話，中共的統治依然固若金湯。和二三十年前有所不同的僅是，在赤裸裸的電網上現在插了幾朵小花而已；在高高的鐵牆下麵，開了幾個小洞，不願留在裏麵的老鼠可以跑出去，免得在裏麵到處拉屎，傳播精神汙染，搞得其他人成天敲著飯盒要自由。
國安委 和 深化改革都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
絕對支持習近平!
中共為了奪取政權和鞏固其統治，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毫無底線，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可是罄竹難書。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江山絕對不能變顏色，這可是個千萬人頭要落地的大是大非問題。除非習能找到一個既可以讓他們的紅二代，紅三代，紅無窮代玩西方的公平透明的民主與法製的遊戲，而又不被清算的製度。 但可能嗎？如果可能，鄧小平也就不會還要無可奈何地“摸著石頭過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