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
一、
一九七Ｏ年代，我聽說許多人在全國各地草棚裏、油燈下，一肚子理想，滿腦門子深刻。在寫著、畫著、唱著，做著文藝夢。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層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義者。玩文學的差不多都是這種人。他們琢磨、創作，試圖活出個模樣，尋找意義。
也許他們就這樣歪打正著，一不留神為中國文學藝術傳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個年代，大麵兒上看來是個文化貧瘠的時光，他們這些活動漸漸形成了文化潛流，在地下交匯著、湧動著。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會有那樣一次劃時代的文化群體勃發。
我也許是由於喜歡寫東西，曾經組織過一個文學沙龍，還在酒後茶餘口無遮攔，於是，在那個年代蹲進了監獄。也算是那個年代裏間接對文化傳承“有所貢獻”。大概，正如魯迅老頭兒說的：咱萌不了芽，還當不了供天才們生長的泥土嗎？那些年頭，的確我當的就是最底層泥土。
一九七Ｏ年代開始的那個午夜，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在油燈下守歲。不過，大多數人在農村、在農場。而我卻在牢房。
平時屋裏再冷，今夜爐子一定要火旺。也許，這意味著來年沒準兒會轉轉運。我們這兒的爐子，你一定沒見過。這是當地名為“掃地風”的全泥爐子。“掃地風”沒有爐膛，沒有爐箅子，沒有任何其他爐子必備的金屬附件。整個爐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當地人憑多年經驗，知道如何利用爐子內部特別的結構形成空間，還有爐子底部有別樣通風口。不用風箱，自來就有風，所以得此名。“掃地風”是當地窮苦人專利。除夕那晚，“掃地風”威風八麵，爐火通紅。
那是在河北省饒陽縣大獄裏。
此前，我從沒到過這個地方。這是衡水專區的一個縣，這兒屬於一個革命老區，曾經是抗日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老鄉至今還記得呂正操、程子華這些當年在這裏亮劍的英雄好漢。我們這群北京政治犯，被下放到這裏，這是當時副統帥一號命令所決定的。那時全國、全民都在準備打仗。
是得準備，於是我們這些北京犯人被準備成了饒陽犯人。
當時我黨應付局勢的架勢與心態和保衛延安時候一模一樣。“要有準備”是多方麵的。必然包括對腦瓜子裏有問題的文化人進行必要準備。保衛延安時候，給王實味準備一把斧子就行了。這會兒王實味們實在太多了，全準備斧子也不行。
於是，一批批我們這種人從北京被押送出來。這些腦瓜子裏不對味兒的人中，包括“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歌唱家劉秉義、鄭佐成、王鵬等等。當然，也包括我和老七這些無名鼠輩。把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夥放在老根據地，有利於戰時管理。這個地區有革命傳統經驗。
後來，我聽當地的一個老幹部告訴我，在打日本那會兒，他們晚上經常的任務是“掏窩子”，就是清除異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幾個縣大隊的小年輕，就去什麽人家把目標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後為了省子彈，就手工處理了。有一次，他們去某村去掏一個漢奸嫌疑，沒掏著，就把他老婆掏出來了。為了打擊漢奸，這老婆扔進枯井也能滅他們的威風。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輕們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視眼，也搶著去摸。別的隊員笑了，說：“瞎子，看清楚嘍，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親戚關係。小王說：我不管，我摸的是漢奸婆！眾人齊聲喝止：我們都行，就你不行，漢奸歸漢奸，也不能亂了輩份。
聽到這兒，我明白了。人家這兒管我們這類人有經驗著呢。
我前麵說這是縣大獄，其實是傳統習慣說法。確切地說，我們由於還是未決犯，所以關的地方還不是監獄，而是公安局下屬的看守所。
這縣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長，也姓張。他還是老區傳統做派：不穿官衣。就愛穿著對襟黑棉襖，一條絻襠褲，手裏提著個抗戰時期的鏡麵盒子炮，和當年鬧日本那會兒的捯飭還一個模樣。估計那是他一生中最閃光的年頭兒，那年代絕不能忘。
饒陽這地方到處都是鹽堿地，還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兒上了——苦得厲害”。周邊的幾個縣，從來都不怎麽富裕。有些縣農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窮”，去討飯，把自家的糧食省下來。饒陽縣的人，很要麵子，丟不起那人。他們也到全國各地去“混窮”，可絕不要飯，他們耍的是本鄉絕門手藝——劁豬。就拿著一個劁豬刀子，走遍全國，吃萬家飯，和古代俠客有幾分神似。
除夕之夜，這個窮鄉僻壤老鄉們劈裏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這兒炮仗不要錢似的。原來，這塊大鹽堿地產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這兒的重要副業之一。今兒晚上人們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產的，才能可勁兒地造。
我們這夥人，是1969年底從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樓和王八樓）押解到這兒來的。其實不過才三個月左右，已經把我們給徹底餓廢了。
現象是，這夥人裏連大小夥子們都不會跑馬了，的確也沒馬可跑了。甚至連生病都不會發燒了。人們開玩笑說，咱們都成人幹兒了，細菌也全餓死了。
人們坐在炕上閑聊，有人發現我們這些人（甚至包括我們中間最胖的李友鈿先生在內）緊並著的兩條大腿之間都出現了一個橫拳那麽寬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當然地消耗殆盡。
北京公安局規定看守所裏一人一天八兩糧食。每個窩頭二兩，正好四個窩頭，一天兩頓。在北京，人們已經覺得餓得前心貼後心。據說，當年批這個定量指標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長馮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關到這兒來了。人們傳說，他為此後悔不已。誰會想到，八兩糧食怎麽這麽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這窩頭之外，就一碗菜湯。什麽菜便宜，就是什麽湯。偶爾有點兒肉末兒，那就屬於上上佳肴了。當然，逢年過節如果“形勢大好”，我們還會有點兒改善。那陣子，我們已經被改造成了這種人——天天想的就是一個“吃”字。除了睡覺時間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較勁。
到了饒陽，每天倒是三頓，定量也是八兩。早晚各喝二兩粥，中午有兩個號稱二兩的“餅子”。就連當地的農民進來以後，第一次開飯的時候驚訝得眼睛都直了，絕沒想到夥食這麽淒涼。有人當場就掉淚，也有人用腦袋去撞牆，剛進來的人，胃酸都勁兒大。
我們喝的稀飯可以當鏡子照，身體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餓得快透明了。可是當地人，比我們招兒多，他們很快就找到“抗饑”的竅門，那就是，越餓越得有存糧，中午那兩個高粱麵的餅子，最多吃一個。一定得咬牙留下來一個，到後半夜餓得無法睡眠的時候，一點兒一點兒，慢慢品。那就可以減弱胃酸對你的折磨。為了防止犯人自殺，每晚牢房裏的犯人都得輪流值班，每個人兩個小時。房上值班的解放軍也是每兩小時一班，他們在房頂上踱來踱去，隨時都可能點名。
這個縣城，竟然沒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碼兒的平頂黃色土房。機關或有錢人家才是磚房。我們監獄因為重要，是磚房，但也還是平頂房。房頂可以當場院用，可以曬糧食，還可以放哨。
這樣的款式讓值班解放軍看守方便，來回踱步。他們在房上叫到幾號，那個號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門前大聲喊道：“二號五個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這時候要不是有存糧釘著，你怎麽熬過那漫長黑夜裏的兩小時？
我們這屋“掃地風”比別的屋子也大一號，給的煤餃子也比別的屋子多一倍。這兒的煤球不是用篩子搖出來的，所以不是圓的，這兒是把煤末子和黃土和成了煤泥之後，就用我們的飯碗當工具做煤餃子，擓出一個個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齊活了。一開始，這活兒都把我們這夥人看呆了，那煤泥絕對是煤少土多，那顏色一點兒都不黑，快和新四軍的軍裝顏色差不離，灰不拉唧的。我們想，這成色的煤餃子，有法兒著嗎？沒想到，這兒的煤還挺好燒，就這種灰色煤球著得旺著呢。
為了節約，我們屋一個星期才分給100個煤餃子，平均每天隻能燒14個，而其他小號每天隻能燒七個。二十四小時都燒，絕對不夠。所以一到傍晚我們就必須封爐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才打開火。封火的時候，把半塊煤餃子研成細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爐口以後，再用一根磨細了的筷子紮一個隱約可見的小洞。從那洞口，隱約見到煤火的紅色這樣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來，我們碗裏的剩水都結了冰，被口嘴邊那兒，都有一塊由我們整晚哈氣形成的白霜。每個值夜班的，都凍得隻能坐在爐台上。所以，每個犯人棉襖的背後都有一綹如屋漏痕般的焦黃——那是封火後的微小火眼升騰出來的熱氣所為。
那時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楊秉蓀正好在一個房間。我們那個房間是個把角兒的大屋子，住了十來個人。別的小號才有五六個人。我們屋連炕都沒有，在地上鋪了些麥秸算是我們的鋪位。所長對我們說：這些麥秸在這裏也是“稀罕物”，麥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鋪的上好材料。話是這麽說，對我這個風濕性心髒病患者來說，這地鋪再“高級”，在這不見陽光房間裏地氣陰潮，照樣讓我忐忑不安。
當然，這兒也有這兒的好處。北京倒是住樓，還有電燈，還有夠分量的窩頭，還幹燥爽朗。但那兒管的太嚴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鬥別人，其餘時間都得坐在那兒學習，還得坐得筆管條直。你連找個人聊個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樣機警，才能偶爾進行。
這裏物質條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沒人搭理你。你愛看書就看書，愛聊天就聊天，愛幹嘛就幹嘛，隻要你別打架鬧事，他們隻要求你老實呆著就行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楊秉蓀萬萬沒想到，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饒陽縣，見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見到過的老朋友李友鈿。你想想那年頭兒，有幾個人出過國？老楊人家是蘇聯、匈牙利雙料留學生，在那兒學的是小提琴。老楊和我屬於一個大案子進來的，都是因為傳說了文化旗手的笑話。
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的一位名廚，陰錯陽差被外交部選中，派往國外常駐，在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呆過。在文革中，有人在國外揭發他買菜中間可能有貓膩，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聽臉就白了，那個火紅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溫順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館，企圖“叛國投敵”，結果，還是被抓了回來。
當年，老楊是使館請來的藝術家，給國際政要獻藝。老李則負責演出後給大家準備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時候他們是什麽架勢，什麽派頭？吃什麽？喝什麽？
在饒陽這裏，他們大眼瞪小眼，喝著白開水，等著下頓的黑李逵餅子。這兒的餅子剛下鍋的時候是黑紅黑紅的，近似巧克力顏色，等涼了下來就黑得像鐵疙瘩一樣。這是全高粱麵的餅子，所謂全麵就是在磨麵的時候，把能磨的東西都磨進去。不出麩子不出糠。這樣的糧食實惠，所以才那麽黑。
老楊和幾個同屋的人，每個人都拿著各式各樣的本子，各種各樣的筆，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的周圍。老李用他無錫口音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來菜譜，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以錄入最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我這人雖然也喜歡吃好的，但絕不是一個美食家，所以向來對飲食文化就興趣不大，這會兒又餓得要命，他們還一本正經坐在那兒進行精神會餐，那胃髒一定更加難受。所以，我不去聽。老楊說：不會，精神會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就減輕胃髒的痛苦。再說，你學好了這些手藝，出去以後一定大顯身手，自己徹底伺候自己一把。
當時我們屋子裏大概有十二、三個人，七、八個人都參加了那個精神宴會。
我呢，正給幾個小年輕侃故事。當我侃完一個故事，他們正七嘴八舌爭辯的時候，一位叫段鐸的小夥兒突然說：“你別就光給我們窮侃了，幹脆教教我們，也玩玩文學、寫寫詩。”
段鐸那時候大概還不到二十歲，餓瘦了更顯年輕。原來，他發現我在牢房裏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據一席之地。在這兒，這也算一種本事，要練別的本事，這裏邊兒沒條件。要練文學，就是練嘴、練筆，在饒陽絕對有這條件。不練白不練。
他話這麽一說，其他幾個年輕人都同聲附和，齊齊嚷嚷要拜我為師。段鐸學習的根底很好，因為出身問題，沒被大學錄取，隻好上了一個中專。雖然他一直喜歡文學，可沒機會玩文學。另一個同號叫王濤，是青龍橋的一個著名玩主，那片兒住的都是正兒巴經的八旗子弟。於是，他們就開始聽我侃詩。
年底之前監獄進行調號，把老楊和老李他們都調走了。
我和這些北京來的小夥子們還留在這個大號裏，就開始一起寫詩、評詩。段鐸是個非常聰明的青年，他本來是在中專學電機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詩、舊詩，讓他體會詩的意境是什麽，優美在什麽地方，如何在文字裏寄托筆者的情愫。
從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大江東去》到柳永的《雨霖鈴》，從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到艾呂雅的《你好，早晨》等等，我給他瞎背一氣，他就瞎記一堆。
別人聊天的時候，他就在那裏瞎背。為了記得清楚，他就把剛躉來的貨都抖摟給王濤。不用幾個月，他和王濤，還有景山東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從我這裏躉去的二手詩作。
後來，以小段為首的這夥孩子，一人釘了一個本子用來抄詩。後來，把我搜腸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隻好一起命題自己來寫詩，每個人都寫。他們各有千秋，全都進步神速。你想想那個王濤，本來是玩主，現在居然和我們一起寫詩。小亓喜歡寫古詩，寫完後也和我們切磋一番。小段兩樣都試試，雖然他是淺嚐輒止，寫的詩味還是很濃的，對一個學理工的孩子來說，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們都沒睡覺。除了留下來中午的一個餅子以外，我們還把晚飯稀飯裏的胡蘿卜，也留了下來當年夜飯。我們把胡蘿卜圍放在“掃地風”的火口邊，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蘿卜。吃起來有點咬勁兒，還香甜無比。後來，看到莫言的小說裏描寫的透明胡蘿卜，似曾相識。那天晚上，我們約定在一小時內各自寫一首詩。
王濤寫了一首自由體的新詩，題目就叫我們大為驚歎——《我是流氓！》他生動熱情地標榜自己就是一個流氓，談到流氓的快樂，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們紛紛叫好，每個人還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個流氓！》、《我心裏就是個流氓！》、《我也想當個真正的流氓！》
我們輪流朗誦，笑得滿地打滾。那時我們非常快樂。我們把這幾首詩釘在一起，封麵上我用美術字寫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樂的流氓》。我看大家越來越上癮了，寫作熱情高漲，就說：幹脆咱們辦個報紙，當年在渣滓洞人家陳然還辦了個《挺進報》，咱們也在這裏辦個解悶兒的文藝報，怎麽樣？
他們三個齊齊喝彩，我就開始主辦這個報紙了。其實，每次隻是一張大紙，那是我們用粥把幾張紙粘在一起。這張報紙隻有正反兩麵，一共兩版。我本來就是學美術的，所以我先畫好了版樣，他們的稿子，也都由他們自己抄寫在預留給他們的版麵上。我還給每首詩都畫了插圖。用了兩個下午，我們第一期就出版了。
當然，我們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後，大家悄悄傳閱。當然，隻是在我們這幾個人中間，多一個人看了，我們被發現的機會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別近的朋友，決不傳閱。我們本來商定，看完就毀掉，可是，每次大家還是舍不得，於是就分別保存著。我們說好了，誰的萬一被發現了，就說是自己寫著玩的，別人就盡快銷毀。
陰曆大年初二，又調號了。這次我分到一個隻住五個人的小號，和楊秉蓀分在一個房間，我很高興。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時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報給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樂，拚命忍住笑聲。不過，他抹抹眼睛，歎口氣，說：“別舍不得，快點兒銷毀了吧。這地方，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說得對，我就是為這種罪折進來的。於是，立刻把它塞進了火爐，眨眼間，這張報紙就化為一縷青煙。這也是在縣大獄的好處，這裏沒有暖氣。冬天隻好生爐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銷毀點兒什麽就沒這麽容易了。這裏銷毀一篇文章之類的東西實在太方便了，原始環境有原始環境的好處。
二、
我本來想過兩天找個機會告訴他們仨，都銷毀了才保險。可計劃不如變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Ｏ年二月九日），監獄裏人們前兩天遇上了難得的改善，肚子裏終於有了點兒寶貴油水。混了個肚兒圓，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來。
剛喝完早飯的粥，張所長就提了鏡麵盒子炮上了房，解放軍也在房上架起了機槍。這裏的犯人們，非但不會為此而緊張——對他們來說這早就是家常便飯了——反而都興奮起來。人們嘀嘀咕咕：“有戲！今兒肯定有戲！”哪出戲並不重要，有戲就得看。
老張頭看各路人馬都布置齊了，在房上開始發話：“田壽鵬，出來！打開庫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來，再到庫房把自己東西都拿出來，在當院打好鋪蓋卷，然後都就地咕嘚著等叫名字。叫誰誰出來。”人們都興奮無比，人挪活、樹挪死。再不挪，我們耳朵後頭該長青苔了。
“索家麟，王濤，宋惠民，朱章濤，田樹雲，張郎郎……”老張頭兒這麽挨個點名，接著他還點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對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賀，說：好啊，你小子發了，別忘了我們哥兒幾個。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發什麽發？純粹是騎驢啃燒雞——這把骨頭指不定扔哪兒呢！”人們紛紛說：挪就好，挪就好。
幹淨麻利快，沒過幾分鍾，被點名的這七八個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裏。然後，老張頭一個一個往外叫，間隔大約五分鍾。
輪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兒一看，頭皮頓時就麻了。先出來的那幾位都已經加工過了——被砸上了死銬、死鐐，傻大黑粗還都帶著鐵鏈子，和電影裏見過的那些死囚的行頭差不離。我被命令坐在地上，兩個警察叮哐幾下給我砸上了死鐐，又給我帶上了死銬。我想：也許這是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這麽大的陣仗。
然後，我們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門外。大年初二的饒陽縣城響起一片清脆的腳鐐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沒想到我這寧靜的七十年代剛拉開幕，就鬧這麽大一個響動。我們走到監獄大門口，這條街已經被封鎖了，遠處街口堵滿了翹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們自己提著行李，走到車邊交給警察，他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一起，把我們的行李綁在汽車頂上。我們這些叮叮鐺鐺的人，陸續上車坐在指定的位子上。過去聽老獄底們說過，這種捯飭的犯人被戲稱為“嘩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開車前宣讀了一篇什麽文件，那文件並沒說為什麽要挪動，去哪兒，幹什麽，隻是警告我們在押送途中，必須老老實實，否則“勿謂言之不預”。他們從來不說要緊的，光說萬一的。
我們路過冀縣，那裏也有一批犯人上來，上來的也全是“嘩啦棒槌”。打頭兒的是位名叫孫秀珍的女犯，在監獄學習班的時候，我就和她認識了。她可是這兒的第一大美女。後來，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樹雲大夫關在一起，可以說，我和他們倆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對視的時候，微微一笑，看來，她在冀縣也關煩了，也覺得隻要挪動就好。
你別聽她這個名字簡直俗不可耐，可她那個人，絕對清純出眾。我們進了監獄學習班，第一次集合的時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時候，我在監獄裏已經關了一年了。人們說：這時候男犯眼裏“母豬都賽貂嬋”了。可我到底還是美術科班的，別看她一點兒不張揚，一點兒不打眼，低眉順眼，因說不出的溫柔而迷人。在鐵窗水泥塊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會兒，多數男犯的目光都被外號叫“餡兒餅周”那位女士給吸引住了。她的確是北京著名老字號餡兒餅周家的嫡孫女。可能因為是回民，所以皮膚白裏透紅，濃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眾人眼球。
當時，孫秀珍風度與眾不同，是典型的知禮小女子。我誤以為她是個日本女孩兒。在聽別人叫她的時候，聽錯了，以為她叫“庫裏”或者“庫裏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國際關係學院日語係學生，他悄悄告訴我：“如果發音是庫裏的話，那就是黃昏的意思。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麽迷茫，那麽優雅。”原來，他也和我一樣為她暈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筆寫了類似“暮紮”兩個漢字行書，這在日語裏讀作庫裏，意思是黃昏。每次開會，他就故意亮著板凳上的字樣經過孫秀珍的身旁，可她視而不見，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小薛以為，這是她應有的矜持。
後來，我和老七膽子大，就建立起來和女犯之間信件傳遞的秘密通道（我後來在小說《烤肉周》裏講過這個故事。在小說裏講我自己和周姑娘通信，而實際上和她通信的是別人），我和孫秀珍真的開始通信。過了不久，在監獄學習班裏，幾乎所有犯人都知道了這個浪漫故事，而我們倆以為這僅僅是我們四個人知道的秘密。
在學習班認罪階段，孫秀珍做了發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樣都有“裏通外國”的罪名，而且她案子裏還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響我給她寫情書的熱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對那個主犯一個字也沒提。
那時候，在監獄裏，我們已經告別了社會的生活，也告別了社會上的身份。交換這柏拉圖式的情書，我們都很愉悅，讀得臉紅心跳。那是我們黑暗慘淡日子裏，最豔麗的一道晨光。顯示著生命力的活潑和頑強。
可惜，在一號通令下，我們並沒被分配到一個地方。
我們是鄰縣，她和英若誠、吳世良兩口子、學生李世佺等人都被發配到了冀縣。她從冀縣上車來，即便她變成了“嘩啦棒槌”，可舉手頭足還那麽風韻萬般，她見到我的時候還有些害羞，臉微微一紅，低頭笑了。依然那麽天真，那麽動人心魄。
然後這車就撒開了往北開，路邊的城鎮飛速後退。深州、安平、獻縣、河間……我知道了，這車離北京越來越近了。我興奮了起來，本以為在這備戰時期，一時半會兒絕回不了北京呢，這一大挪動還真不賴，心裏就湧現出小學課本裏的詩句：
“車過鴨綠江，好像飛一樣。祖國，我回來啦！祖國，我的親娘。”在我心裏改成了：“北京，我回來啦！北京，我的親娘。”可惜，那時候的汽車可沒現在的那麽快，還沒飛起來。
一直到淩晨兩點，我們的車才開到北京。輕車熟路，又開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橋四十四號。
幾輛大轎車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場上，操場四周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麵，還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那時候的警察也都穿著軍服，不過他們沒槍。在這地方，我們管警察都叫隊長，管軍人都叫班長。從這些大轎車裏湧出了幾十個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嘩啦棒槌”，在隊長們的指揮下，我們稀裏嘩啦地走向操場的西北角的小門。
我頓時明白了：今天的“戲”是要命的戲！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這個大院裏，關押犯人的建築一共分為二十四個筒。所謂筒，就是建築物裏的筒道。分屬於三個部分。K字樓，三層，每層四個筒，從一筒到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五角樓，兩層，每層五個筒，從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第二十三筒，官稱死刑號。就在西北角的這個小院兒裏。二十四筒，是後來新蓋的也在這個小院兒裏。這兩個筒是死刑號，也被犯人稱為“槍號”。
我關押在看守所裏學習班的時候，有機會出去勞動，也來過這個小院裏幹活。一次是打掃新蓋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裏有幾間牢房“設備先進”，那就是所謂的橡皮監獄，四麵的牆都釘滿了泡沫塑料，和沙發差不多，關押一些特殊犯人，讓他們沒法自殺。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間，就是拉一個小車把剛剛騰空的槍號裏所有東西都堆到小車上，推到庫房那個院子裏。據說，事後會有犯屬來這裏領取遺物。當我看到那雙皮鞋，心裏就感到非常別扭，因為我知道昨天這雙鞋的主人還活著，而現在，說沒就沒了。
還有一次，是幫這兒的警察衝洗死銬、死鐐。上麵確實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跡。衝洗幹淨後，幫警察裝箱，留給後人用。幹這些活兒的時候，我萬萬沒想，竟然會輪到自己。
我們這些人一字排開，麵對小院兒的高牆蹲在地下。這裏的強光燈明如白晝，連我對麵老牆上的青苔一絲一毫都曆曆在目。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這個現代化的大院兒裏竟然還保留著這麽一堵曆史性的老牆。那些磚縫都磨凸出來了，每塊磚的風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風姿。我聽說過，這裏曾經關押過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的汪精衛，還關押過著名的川島芳子——金璧輝，據說她就是在這個小院裏被處決的。
我們身後的警察開始叫名字，叫到誰，誰就到院子中間的桌子那裏去登記，然後拿著自己的東西進入筒內。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經一年半了，被提審了幾十次了。一會兒說要寬大，一會兒說要從嚴。時間長了，人也就皮實了。後來知道了，無論他們和顏悅色還是橫眉豎眼，無非是要我交待背後“長胡子的人”。邏輯很簡單，我講的那些笑話和“反動謠言”，如果交待出“謠源”，我的罪過不過是個傳謠者。如果交待不出來，我就是個造謠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個傳謠者，也許隻判個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謠者，就可能判個無期，最少也得二十年。這年頭兒數字，對我說來都差不多。要是為了從寬，交待出來別人，我關了三、五年出去，照樣還是個現行反革命，還得內疚一輩子。再說，在裏麵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麵難過，何況，二十年後指不定怎麽樣呢。所以，無論他們來軟的還是來硬的，我還是那樣，我心裏有底。每次，我都會自問：最壞又能怎麽樣？自己觸觸底，心裏反而踏實了。
這次，我蹲在那裏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樣來思考，最壞又怎麽樣？突然發現，心裏沒底了。最壞？那就是玩兒完了。“雜耍要收場了——沒戲啦！”正這麽想著，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們把我的名字登記在冊，然後讓我打開行李。隻讓我拿了一條被子，一個臉盆，一條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個飯碗，還有一本毛選。其他衣物，連褥子都不許帶，就揮手讓你進號。前麵一個警察領路，自己稀裏嘩啦跟在後麵。我心裏想，進去以後趕緊問問同屋老犯人。進屋以後才知道，每屋隻有一個犯人。心裏沒底，照樣沒商量。
我像一個麻包一樣，“咕噔”一聲坐在炕箱上。也好，終於可以自己安靜一會兒，放鬆下來。讓繃緊了一整天的神經，稍微緩一把。
三、
死刑號裏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還是封死的。犯人無法鑽到床下去，也無法把東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個屋子的四分之三，隻是在靠門那邊留出了一條水泥地，那裏還有一個抽水馬桶。在普通牢房裏，絕沒有這個設備。在馬桶後麵的牆上有一個觀察孔，上麵嵌了玻璃。另一個觀察孔則在牢門上。這和其他牢房一樣，那觀察的小窗戶旁邊有個按鈕，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這個按鈕。和醫院一樣，你房號的那牌子就會翻下去。這裏的牢門有兩道。裏門是動物園那種鐵柵欄，外門則是厚厚的鐵皮木門。在木門的底部有個貓洞，原來可以從這裏把飯遞進來。人們想得很周全，一個犯人鎖到這裏頭以後，不用打開門，吃、喝、拉、撒、睡全都解決了。
我心裏沒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絞盡腦汁的時候，聽見有人打牌兒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細聽來：“報告班長，和我一批進來的犯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因為我有重要的問題要交代，才留了下來。你們怎麽也不提審我呢？”一聽到這嗓音、這腔調，我就知道了：這是遇羅克，他是利用報告班長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來到這裏意味著什麽。一句話：每個人都要準備走上刑場。
這就是遇羅克，這就是他的風格。他在監獄裏無論什麽時候，都那麽主動，那麽從容不迫。從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大約在我進監獄半年左右的時候，官方安排調號，把我們倆調到六筒同一個房間。那時候，他在監獄裏已經非常有名，人們都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統論”籠罩下發生了八一八後的紅色恐怖，當時，全國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兒來。遇羅克借著形勢的變化，橫空出世——一篇《出身論》如彗星劃破漆黑夜空。而出版這篇文章的《中學文革報》，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全國。每天，遇羅克和這個報紙編輯部收到的讀者來信，得用麻袋來裝。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簡直形成了一個類似狂熱會道門似的旋風。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關方麵注意到了……最後，決定抓捕遇羅克。
遇羅克從進來那天起就沒有屈服過，他似乎就是個天生盜火者。他把入獄當成必然的結果，這裏是和當局智鬥的現成平台。他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人數眾多“被侮辱被損害”弱勢群體的精神領袖，先行者，也是個殉教者。
而當時，我的罪行中還有所謂“聯動思想後台”這麽一條，因為我當時的許多小哥們兒都是聯動的骨幹。其實，在他們最得意的時候，我卻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那個血統論對聯。我認為，這和德國法西斯的“人種優生”一說，沒什麽區別。
我是在他們被江阿姨耍了之後開始思索、最不得意時候，才和我成了哥們兒。他們還救過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這些老朋友相聚的時候，大家在笑談中，都認為當年當局這樣給我定這個罪實在荒唐。其實，當時他們真正的思想後台，應該是石油學院的老範，而我是他們文化藝術的啟蒙者。
我壓根兒就是一個說書人。當年，這夥老紅衛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靜地圍坐在我的周圍，從《基督山恩仇記》開始，一本本中外名著聽下去，給他們打開了一個從未接觸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樣能讓他們迷醉。他們不讓我休息，輪流給我倒茶，給我點煙，甚至給我買來飯。除了上廁所，或者最後累得睜不開眼的時候，我們才橫七豎八地胡亂睡去。醒來，再接著侃。
在這之後，這幫老紅衛兵看書，找書蔚然成風。
這些聽眾中後來也寫東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還有紅衛兵發軔者之一楊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勳，老謀深算的老範，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老賀，浪漫騎士哥兒倆老狗和小濤，後來老狗一度天下聞名。還有第一個在大會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別那麽狂”的蘇色（讀作曬，三聲），等等，那真是“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居然，這些人都被我一個說書人的書給拿住了。後來，聞聲趕來的彭小蒙，還撲了一個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講故事，還愛講笑話，當局正賊著誰在散布旗手的笑話呢。你想想，再不通緝我那就怪了！
貼著我兩寸照片的通緝令貼滿大街小巷，上麵有我兩寸照片。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嚴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給撕下去了。
當時北京公安局的軍管會，把我們倆——這兩路水火不容人馬的禍頭子，居然放在一個房間裏。也許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當局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竟會殊途同歸。兩個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樣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會不同的層麵，竟有同樣的價值係統。一個是出生延安的紅孩子，一個是“工廠主”的後代，居然會有類似的思維框架。
開始我們倆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後來我們爭論辯解，推心置腹，終於變成了朋友。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便如此，我們倆在監獄裏的生存方式，還是大不相同的。
遇羅克在獄中一直在和當局惡鬥，樂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當局不懈纏鬥，還自願充當宋士傑，幫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寫狀子，出主意，爭取最輕的判決。他真是一個天生鬥士，而我卻是一個魂不守舍的散漫學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後，認為我的案情太複雜了，靠我自己根本無法解脫。他告訴我，進來之前，他已經設法和陳毅老總建立了聯係。他相信陳毅先生是個明白事理的開國元勳，等他出去以後，一定會為我去斡旋。否則，我那罪行，弄不好讓人玩兒個底兒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當今的法。聽了這話，我心情沉重，但又覺得不至於吧。對他的好意，還是很感激。我心裏想：他不太了解我黨的高層運作，估計他的許諾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這句話，也就夠了。
後來，我被調到監獄學習班去學習，那時候，我以為自己的問題很快將得到解決。在那兒，見到了侃侃而談的老丁，原來他就是負責遇羅克案件的主審員——丁大個兒。犯人們小心地問他：遇羅克的問題會怎麽解決？丁大個咬牙切齒地說：“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認罪，以為我拿他沒辦法。好啊，我不信那個邪，咱們就耗吧！總有一天，他一定得趕上點兒。”
他和丁大個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進了死刑號。
我萬萬也沒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撓的他，竟然也折到了這兒。但，到了這兒，他還是值得佩服的。都什麽時候了，誰還能像他那樣—自信而主動，不亂半點方寸。
也許，明天早上我們就要走上刑場了。這晚誰還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著高高房頂上鐵絲網罩裏的電燈。走廊裏，還有人陸續“叮當”進來。看來，我們是新來的一批人。也就是說，我們是下批要被執行的人。許多人都曾問過我，那時候你害怕嗎？
用“害怕”這個詞都難以形容當時我的心情。我就像一個看見蛇的老鼠，被震懾住了。腦海裏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麽相連？整個不明白。我的“罪行”無非就是“胡說八道”，就至於非槍斃不可嗎？可是毋庸置疑，這兒可不是在群眾專政的時候，這不是嚇唬人的那種虛張聲勢。鍋是鐵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號，這就是事實。遇羅克僅僅是為一篇文章進來的，他也沒想到會進死刑號。何況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腦子以極快的速度，把自己這輩子的經曆，像過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我在審視自己，到底我做錯了什麽？多年來，理想主義的教育，讓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標準，必然有對錯之分。我嚴格地用當今法律來檢測自己，最後得出了結論，我沒錯，是他們錯了。這樣，我的心裏似乎踏實了一些。我想起來，在牢房裏玩寫詩遊戲的時候，我曾寫下過這樣的句子：
我們都是快樂的青年，
為自由被關進了牢監。
我們的道路是自己選定，
絕不後悔也永不改變！
我知道，寫這些句子的時候，就是認定自己沒有做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事。在一個曆史大潮中，在一個轉折點上，一定得有人被當成籌碼，當成犧牲品。而自己的最大過錯，不過就是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創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話語。
我明明知道，當時的社會是不允許這類所謂的獨立思考，我還是選擇了這樣的生存方式。現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為此殺你了。你的認定就出了問題。那，你還會認同這樣的詩句嗎？我知道：按照專政程序，無論現在你再說什麽，結果都一樣。即然如此，這幾句詩依然還可以蕩漾在我心中，讓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個立足之地。
這世界上，沒有賣後悔藥的地方。我曾經是一個非常喜歡女孩兒的文學青年，要寫詩、要畫畫，也有震震她們的潛意識。讓我最後悔的是，我居然沒有和她們其中任何一個人有過傷筋動骨的羅曼史。這時，我就和法國作家佐拉所寫的《盧貢家族的命運》那本書中所講的故事如此相似：一個青年軍官在告別未婚妻之後第二天就戰死疆場，沒有圓房，留下永恒的遺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龍井和定粵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號，也來個永恒的遺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時候，告訴過她：“別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來，我就知足了。”所以，這會兒，這世上我沒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為誰擔心，隻是為自己短暫的一生有些許惋惜。
那天晚上，我們這些死難臨頭的人，還舉辦了一場死刑前的晚會。因為，我們都是在倏忽間，突然人人都要麵對死亡。我們都在這強烈震撼的磁場中，每個人都希望走好這最後一步。好在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文化裏有濃厚的戲劇根底，於是中國人的骨子裏也染上了這種色彩（也許幾百年來昆曲繁盛，強化了這種色彩），人如戲子，人生如戲，遊戲人生，戲劇人生。最後這一出，咱們絕不能含糊。
我記得有一篇日本小說，叫《喬遷喜麵》。說一個犯人調到一個新的單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說，搬家就得請大家吃喜麵，在這兒就得給大家出個節目。於是，他伸手穿過鐵窗摘了一片綠葉，用那樹葉給大家吹奏了一支兒歌。
那晚，我們也如法炮製，人人都躺在炕箱上，開了這個晚會。每當隊長或班長們聽到了什麽響動，就打開辦公室跑來查看各個牢房。一看，死囚們都在安靜的酣睡中。他們查完號後，再回到辦公室關上房門繼續暖和暖和，而我們則躺在炕箱上又開始小聲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經教給過遇羅克的蘇聯歌曲《光榮犧牲》，據說，那是列寧最喜歡的歌：“忍受不自由莫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唱到這兒，我覺得這隻歌就是為我們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熱血衝到我的胸前，一時不能自己。
突然，我不再小聲哼哼，而是開始放聲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聲唱道：
“哦，我的太陽，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號裏，我還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這還是在老七家學的呢，我估計這也是前無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還沒聽說過汪精衛、金璧輝他們學過意大利文。猶如石破驚天，一時間，隊長、班長跑出來一走廊，腳步雜遝、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們依然那麽安寧，似乎還都在睡夢中。他們小聲七嘴八舌嘀咕著：“肯定是做怕夢了。”“準時撒囈症。”“到這兒來能不作怕夢嗎？”然後，腳步漸杳，又都走了。我笑出聲來，天哪，我居然還笑得出來。那晚，我們繼續唱歌，用不著再低聲吟唱了，也犯不著縱情怒唱了，我們隻是在唱人間熟悉的歌。他們也不再出來折騰了。
我開始吟唱起在外麵最喜歡唱的意大利歌曲《來到海上》，別人都靜了下來，聽我的歌。那時候，會這首歌的人還不怎麽多。我唱完了。他們就小聲說：唱得好啊。聽見這話音兒，我就知道，他們這會兒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門前，趴在觀察孔的小窗戶旁邊呢。嘿，我都沒聽見任何動靜，他們就都下地了。頓時我就明白該幹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雙腿，然後繃直兩條腿，把腳鐐的鐵鏈繃成一條直線。然後坐了起來，再轉動180度，整個過程中沒有鐵鏈碰撞的任何響聲。這時，我已經坐在麵對牢門炕箱上。我依然繃著雙腿，落在地上，然後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戶旁邊。這時候，我才聽見，人們早就起來聊天了。這會兒，誰都不會去睡覺。不久就會永睡不起了，夢醒時分變得無比珍貴。
我們來看看這些小聲聊天的人們。
索家麟和王濤都是旗人，索家麟說，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為他的祖先索三是內府的，就是今天說的大內高手的頭兒。在他們那個圈兒裏，內府的比八旗子弟還高一等。索家麟從小就習武，這些練家子供奉的是“達木蘇王”。而王濤屬於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這些團夥，在政府眼裏那會兒自然就是反動集團了，說他們要成立一個莫須有的“救國軍”。這會兒，他們聊得好著呢，沒一點兒肝兒顫的意思。
宋惠民據說是曆史反革命，在運動中逃命，越過了黑龍江。據說，讓“蘇修”裝到麻袋裏，又扔回了國境。他也興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這田樹雲可不是個等閑之輩。他告訴孫秀珍，為了未來的幸福，她必須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蘇聯大使館的小轎車裏。孫秀珍從小就沒關心過政治。即便如此，也沒過過幸福的生活。為了自己愛的人，她鋌而走險，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將田某寫的書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車裏，一次都沒被抓到過。最後一次，也許是她看花了眼，也許是公安局下了套兒。總之，那次投信後，很快他們就被捕了。
至於我和老七，除了“惡毒攻擊中央首長”的罪行之外，還有裏通外國的“罪行”。我的專案組組長說：事實上，我已經是法國間諜了。我的上線就是留學生馬麗雅娜。正好在審問我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法國紅衛兵走上街頭，而其中的一個學生領袖就是瑪麗亞娜，嘿，還有照片。在巴黎他們緊跟打倒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思想，人們把他們稱為毛派紅衛兵。
我反問這專案組長：我的上線怎麽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靜地回答我：“也許她在巴黎是個革命者，是個毛派紅衛兵。在這兒，她的身份就是法國間諜。”
“你說我是間諜，出賣情報。她一分錢也沒給過我呀。”
“你主動提供，說明你更反動。”
我們之中，除了遇羅克之外，還有個不同凡響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還在北大曆史係三年級時就被打成右派而開除。後來，困難時期後政策緩和。他居然被當時近代史所的領導劉導生和院領導黎澍破格錄用。然而，到了文革，他們倆為此挨鬥無數次。沈元處境之悲慘則可想而知。他最後也化妝成黑人，逃向蘇聯大使館（一說馬裏使館），自然成了長期蓄謀，叛國投敵。
還有，還有，還有。我們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條生死地平在線上。
沒什麽奇怪，幾千年來就是這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我們平靜地聊著彼此的案情，發現個個都頂著那麽大的帽子，如今我們都是最合適不過的對號入座者。我們聊著，聊著，估計過不了幾天，就要一起共赴黃泉了。還互相開玩笑，最後，咱誰都不許當場就尿了，都硬氣點兒。誰先到上帝跟前兒，別跟惡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兒，就沒定量了。全悠著點兒，等大夥到齊了再一塊兒唱歌。我們在那個磁場中，似乎找到了最後自尊的支點。這時候還照樣瀟灑依然，我們對自己就有點兒小小的自得。
聊著，聊著，有人說：“真的，家裏人這會兒不知道會怎麽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們知道我們最後，還開了晚會，還都樂嗬嗬的，那就好了。”“我說，咱們這裏頭，誰還有可能活著出去？”
我們公認，隻有那個小不點兒——他是個小佛爺，那不至於上刑場。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金豆兒。
我不禁笑了起來，說：“誰會想到，咱們這會兒還開晚會，還唱歌，還聊天。” “是啊，這就叫：望鄉橋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兒啊！” “你們心裏都和明鏡兒似的，還有什麽放不下的？”那小佛爺問道：“萬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話給你們帶到。” “我們就想讓家裏知道，最後的時刻，我們沒瘋、沒傻，沒哆嗦，我們平靜、輕鬆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幾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帶話給我們家，告訴他們，我們最後都樂和著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時候我一定把話帶到。”
別看人家金豆兒一個小佛爺，照樣仗義。
第二天開始，本來以為這就拉去盧溝橋了。沒承想，哪兒那麽便宜啊。政府給我們這幫人每個人準備了一份罪行資料，並且都已經分發給全北京市的各個單位，直至街道，要求傳達到每個人。一不留神，我們也爆得大名了。
實際上，我們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給人民當反麵教員。很簡單，這不過就是傳統的殺雞儆猴把戲而已。
第一場批鬥，我就大概清楚了當局的目的。
我們除了原有的手銬腳鐐之外，還在脖子上勒了根兒麻繩。倆警察一左一右，中間的警察用膝蓋頂著我的後腰。同時，手裏攥著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繩。人家就還算客氣，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兒，就立馬給我來個鎖咽喉。會場前麵多少排，全坐著民兵，手裏還拿著半自動。
人們批判我們的台詞，都是當局事先印發下來的。而高喊的口號，那就是實話實說。什麽“萬裏江山萬裏營，八億人民八億兵”，什麽“備戰備荒，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什麽“保衛鐵打江山，開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麽什麽的。敢情拿我們開刀，還不就是為了打仗麽。
戰前用另類來祭刀，那是曆來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記得《戰爭與和平》那本書裏，描寫過庫圖佐夫放棄莫斯科最後時刻，也和北京一樣把監牢裏某些“莫須有罪”的叛國者，拉到大街上遊鬥，最後被活活打死。
雖然在小說看見過這種連獸類都臉紅的暴行，對受難者無比同情。誰想到：有一天竟輪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場回來，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麵。原來他就關在我的隔壁。進號之後，趁著隊長們正為死囚入倉而忙亂的當兒，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對老七說：“看毛選。”然後，我就開始輕輕敲牆。我試圖用毛選當密碼本，用分節的敲擊聲分別代表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以此傳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開始明白了我密碼的意思，準備有所回應時，我卻忽略了再輕的敲牆聲，照樣可以傳到隊長的耳朵裏去。正當我全神貫注敲牆的時候，突然，牢門洞開。兩個隊長抓我一個正著。沒話可講，我被立刻調了房間，同時，把我的手銬改成了背銬。
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麽機密可言，無非來日無多，隻是想最後的交流和訴說。
人，是有預感的。在饒陽縣的時候，有一天半夜我從噩夢中驚醒。醒來以後，夢中的畫麵還在眼前，揮之不去。我夢見和許多朋友，坐著大卡車在黑霧行進。感覺還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見不到警察。那卡車就走到一條奇怪的街道上。街道兩旁有無數的小巷，我們的卡車路過每個小巷前都停一下。為了看清看小巷口懸掛著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許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裏明白，這些都是即將執行死刑的人們。怎麽會這樣呢？突然，我明白了，我們這輛卡車裏的人，現在還都五彩繽紛，我們也將進入某個同樣的小巷，我們也將化為鬼魅似的照片。這時候，我一身冷汗醒來了。當時還慶幸，還好不過是個噩夢而已。
如今，這個噩夢幾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現了出來，我想：那一個個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執行的人。而我們就是急匆匆的後來者，而當局印發討論判處我們死刑的資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進了死刑號以後，每天即使入睡也絕不香甜。每時每刻一種尖銳的肉體痛苦無法停止，如刀割心頭。那時的噩夢已經沒有了以前的那種複雜情節和過程。老是夢見自己漂浮在一個漆黑的地鐵裏，地鐵裏似乎發生過地震，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鋼鐵框架、水泥碎塊、石柱木梁，我就被擠在一個狹小的夾縫中。冰冷的地下水一點點漫上來，自己的鼻子緊貼在地鐵的穹頂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會窒息，沒有任何逃脫的可能性。隻在等那冰水最後淹沒。
每天在醒來前一秒鍾，似乎心裏快樂了一下：哦，原來是夢。可是，立刻又在尖銳的痛苦中醒來。原來，我還沒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數時間都是非常單調和無趣，隻是在無邊苦海中掙紮而已。沒有什麽值得你去回憶，隻有兩種狀態，讓你難忘：要麽你在苦海裏急速下降，隨時會被溺斃。要麽你從海底迅速上升，將吸到新鮮空氣，會看到藍天白雲和陽光，還有你苦海的地平線。
在死刑號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壓在鉛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終極前的苟延殘喘。
每天，在兩場批鬥之間，我們在分局吃午飯、喘喘氣兒。田樹雲大夫小聲告訴我：“別灰心，馬隊長告訴我了：對咱們是批判從嚴，以後處理從寬。”他那雙眼睛裏居然還充滿著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見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問我：你說會怎麽判？我說：死刑。他微微一笑，說：“沒那麽便宜吧？多半兒得去長年苦役。”我說：“不可能，遇羅克說了，上一批都挺了。對咱們這批就特別寬大？別做夢了。”他默默看著我，什麽都沒說。回號以後，他就開始發瘋了，有人說是裝瘋賣傻，有人說是真瘋。反正最後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這個角色，也是一種選擇。
有一次，在重型機械廠禮堂的後台等候出場的時候。孫秀珍進來了，和我打了個照麵。她已然不像在學習班那樣——儀態萬千，甚至還不如在冀縣上車的時候，她那會兒還那麽精神，那麽從容。這時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樣，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兒頓時就紅了。
在隊長的命令之下，我們倆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開始抽搐，哭了。
一個女隊長輕輕踢了踢她，說：“哭什麽哭？今兒怎麽了？你不是挺豪橫的嗎？”她似乎無知無覺，自己繼續啜泣。
多年以後，我遇見了她當年的同屋——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李世佺。她告訴我，孫秀珍家裏是個小康人家，姐妹三個。1949年前父親是個小業主，很早就過世了，三個姑娘都心靈手巧，特別能幹。
老二孫秀珍骨子裏是個愛情至上的弱女子，卻也是個典型“紅顏薄命”。她溫柔多情，從骨縫裏透出來嫵媚秀麗，可她命苦，先嫁給了一個每天下班後先到母親和大姐那兒去報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著，過著乏味的日子。她是從北京醫士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挑花廠當廠醫，那是一個集體所有製的小廠。沒想到在那兒遇見了複原回來的廠醫田樹雲，老田頓時就展開了瘋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後來對小李說：女人一輩子就是在等一個人全身心的愛。
為了老田，在那個時代，她毅然決然和丈夫提出離婚，整個就轟動了，從裏到外罵聲四起，不言而喻。最後，居然被她離成了。可是，老田這時候卻沒接她這個茬兒，和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婚了。孫秀珍這時候才知道：愛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現實的分量。
文革爆發了，田樹雲在廠裏的日子也不好過，也許家裏的日子漸漸沒意思了，他又卷土重來，告訴小孫自己發現真正愛的人還是她。在中國現實社會中，他沒錢沒勢，也沒有前途。他們的愛情是沒有結果的。他還說，他已經和蘇聯聯係好了，隻要孫秀珍幫他一把，定期把他寫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車裏，建功樹業以後，他們可以比翼齊飛，一起到蘇聯去過神仙日子。
孫秀珍壓根對政治一無所知，也從來不關心。這時候，她對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臉真誠，就決定賭一把，萬一是真的呢？就這樣，變成了這個案件的協從犯。
進了監獄以後，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學同屋，也和吳世良女士同屋。經過多少次提訊，她才知道田樹雲講故事，不過是天方夜譚，還是在利用她對愛的向往。在監號裏，她心灰意冷，萬念俱灰。所以，平時溫柔可愛的她麵對刁難她的女隊長，頓時橫眉立目、異常勇猛。難怪吳世良女士說：小孫，天生一個美人坯子，漆黑的頭發，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沒想到，麵對強勢從不低頭。她外表是貂蟬，骨子裏卻是猛張飛。
李世佺告訴我，其實聽老吳這樣說，她也不以為然。那時她隻是被逼到那份兒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當一個小女人，等待有人來疼愛。可是命運作弄了她，讓她麵對鐵窗，她隻能剛烈。
在學習班裏，我們之間交換的書信，我寫的那些類似波特萊爾的憂傷情書，給了她瞬間的喜悅和安慰。或許，那隻是她暗夜中的一縷微光。我寫的那些信，她隻給小李一個人看過。
一次她們嬉笑著看完以後，小李說：“他這麽動心動肺地喜歡你，將來，出去以後，沒準你們倆還真有戲。”她苦笑著說：“我已經是殘花敗柳了，而他不過是個學生，是個孩子。他哪兒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還有什麽戲？我們隻有此時此刻，哪兒有什麽將來。”
她說的也對，在那個時刻，外麵的世界和我們無關，我們已經屬於了另類的人群。以前喜歡我或者我喜歡的女孩子，我那時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將來絕對不會有什麽舊夢重溫。孫秀珍——庫裏娃，就是我黑獄中嬌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邊，幾天的批鬥之後，我們都已經是蓬頭垢麵，手腕腳踝全都血絲乎拉。她嚶嚶地哭著，似乎是在回答隊長們，其實我知道她是在對我說：“我這輩子，過得太不值了。來都不知道為什麽來，走也不知道為什麽走。剛想好好活下去，才發現再沒有這個機會了。”
幾個女隊長厲聲嗬斥她：“別胡說八道，宣判你了嗎？你隻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嗚咽，說：“什麽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們過去不去，隻是為自己的一生傷心。”
這場會我們倆是主角。起立準備上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對視了一下，我努力對她微笑了一下，微微點了點頭。她透過淚眼望著我，依然那麽楚楚動人。我想，她也是在為我傷心，她讀懂了我。
那時候，我們每天至少出去批鬥兩場。幾十場裏有兩場，我永生難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把我拉回那個熟悉的舞台。我曾經在這個舞台上扮演過古希臘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劇結束的時候，我曾站在這個舞台上，這樣高呼過：“人們啊，聽聽伊索最後的一個寓言：狼問狗：是誰把你喂得這麽肥胖？狗說：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與其餓死，也不戴上那條鎖鏈。人們啊，讓我作為一個自由人而死去吧！”沒想到，今天，我居然會回到這裏，重複這千年前同樣的故事。
那天，激動發言要求政府槍斃我的老師、同學，並沒讓我傷心。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們隻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們在生死這個關口，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想，作為演員，我比他們演得更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親任教的學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把我父親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鬥。那天，我看到老父的頭發全都白了，他為我如此擔憂，更讓我難過。很久以後才知道，當他得知我被判處死刑後，一夜白發。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樣。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長高了，他那麽無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這晦氣的陰影。我期望他們能理解我，可是我卻無法說出一個字。
為了讓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會場的時候，放穩了自己的腳步，鏗鏘有力地趟著我的重鐐。這道具很質樸，你趟好了，那聲響相當沉著。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們和我一樣平靜地麵對群眾的瘋狂。淡然處之就是把持一種心態。
當批鬥者第一次喊“現行反革命分子張郎郎”的時候，中間的警察扯住我的頭發，往後一拉。讓我在群眾麵前亮相。從第一次批鬥開始，我就知道了這個程序。從第二次開始，每當我將被動亮相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平和、友善的麵孔。讓人們知道，我沒有被粉碎，也沒有被打垮。我不是你們心中的假想敵。這次，我給這場戲，準備了一個微笑的亮相。參加過這個批鬥會的人，應該是記得的。
同一天，我家的居委會主任和兩個警察趕到我們家，他們要找我媽媽談談。他們知道我們家孩子多，萬一有人想不開，會有更惡劣的後果，所以我媽媽得首先得想得開。媽媽一個人坐在陽台上望著遠方。警察走上前來，說：“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趕上點兒了，你可得想開了。這會兒誰都沒辦法，你們家的人，可別胡思亂想，別出了岔子。”媽媽平靜地說：“我小時聽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因為寫東西被判處死刑，那時候他們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沒想到我兒子也成了這樣的人，我沒什麽想不開的，我為他感到驕傲。”主任連忙對警察說，老太太瘋了，快走，快走。
有時候，批鬥回來我想：過去常聽見“生不如死”的說法，覺得那是矯情。現在，我們每天幾場示眾，這些演出遠不如阿Q那麽幸運,壓根沒我們表現自己內心感受的機會。連唱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悲壯場麵。
警察為了趕場，往往就幹脆把我們像生豬一樣，直接扔到卡車的車廂裏。我們的臉就被車廂底的鐵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腳踝都被鐐銬磨得鮮血淋漓，隻得撕開自己的襯衣，嘬著牙花子，慢慢綁裹自己的傷口。這哪兒是要處死頂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讓你像一條癩皮狗一樣被悄悄處死。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什麽是“隻求速死”的心態。
當然，什麽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們被拉出死牢，沒想到天氣居然開始轉暖。天也晴了。也許是天氣的關係，隊長們的脾氣也見好轉，也有點兒耐心煩兒了。這天，他們沒把我們挨個扔到車廂裏，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車的旁邊。兩個警察把我一舉，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車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著鐐輕輕一躍，就上了車。卡車兩邊坐滿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間的地下。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車來，那就是我心中的庫裏娃——孫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狀態好多了，大概她也想開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學習班的時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來這輛大卡車，隻拉我們兩個人。我想，大概今兒就是我們的大限了。最後的日子，還有一個心儀的伴侶，還不錯嘛。
隊長叫她和我背對背坐下，臨坐下來，她假裝看落座地方的時候，和我在百分隻一秒中交換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電擊了我。我心裏一個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點燃。
我穿著一個藍色的棉大衣，她穿著一件碎花小棉襖。我們溫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麵的警察互相打招呼，開著玩笑。他們和我們是兩類人。這會兒，他們眼裏沒有我們，我們也對他們視而不見。此刻，整個世界上我心裏隻有她，優雅的庫裏娃。車開動起來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緊緊地靠著她。她也在盡量在靠近我，我們的生物電和熱量通過後背在無形中濃度交換。在那段時間裏，我心裏慨歎不已，沒想到在死刑號，我還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離接觸。兩個死囚，這樣緊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裏，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來，我們是被拉到官園體育場去參加批判大會，我們倆是唱頭牌的。同場有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醫的學生李世佺是一樣的案子，她們都是“反動日記犯”。後來，聽說她們倆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們強點兒，我們都已經是死囚了。大概那幾批死囚中，也就我們倆，還在堅持著最後的浪漫。
晚上，我們在回死牢的路上，倆人還是背靠背坐在車廂裏地麵上。我們運氣不錯，回來的車是個大轎車。穿過長安街的時候，燈火輝煌，燈光穿過車窗閃爍在車廂裏。投下斑斑光影，給我們最後的浪漫，抹上幾道光彩。我們一會兒輕柔、一會兒緊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這樣天天出來批鬥，也就值了。我心裏也明白，沒那麽多時間了，也就這幾天了。
四、
也就是過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們出去挨鬥了。
一早開始，陸續開門，把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審。一個外號叫背兒背兒的預審員，叫我出去。他遞給了我一根繩子，讓我提著腳鐐跟著他走。讓我低著頭，不要和其它犯人打照麵。我知道這是去預審樓，就低著頭走出了死刑號的小院兒。即使低著頭我也能看見，和我一個方向的大操場上每隔若幹米就有一個和我一樣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後麵，還有一個接一個的死囚陸續跟我而來，我的對麵，也是每隔若幹米就有一個從預審樓回來的犯人。我們像是一條巨大無比的傳送帶上的產品。我頓時就明白了，巨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啟動了，開始運轉了。那麽，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它的程序。我們就是這部機器傳送帶上待宰的豬羊。這幾個快樂青年的血肉之軀，和這碩大無比的鋼鐵機器抗衡。這就是天真，其實我們從來沒想過什麽對抗，但趕上了這一步也沒辦法。我不知道，無辜的熱血是否可以澆鈍機器上的屠刀。
這次審訊簡單、迅速，隻有幾個問題：你叫什麽，多大歲數，哪兒人？最後問你犯的什麽罪？就完了。我明白了，這是驗明正身的最後審問。
我回到槍號以後，就聽到走廊裏開始人聲鼎沸，進來了一批別樣的警察。他們挨個打開門，問我們的姓名、年齡。他們都穿著嶄新的軍衣，還戴著白手套。看看牢門上的號碼，他們議論著哪個號碼不太清楚就叫人來，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們是法警，是死刑的執行者。
第二天（1970年3月5日）早上大約四點多鍾，就聽見許多卡車開到我們牆外。五點鍾就讓我們全都起床，每個人發了兩個窩頭、一塊鹹菜，沒有菜湯，也不給水。我知道，去刑場前還得參加一次公判大會——最後的審判，所以不讓我們飲用任何液體。六點鍾左右開始叫人，也是隔幾分鍾叫一個人，我們安靜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後的點名。我聽見，他們叫了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王文滿、宋惠德、索家麟、王濤、沈元等等，最後，連金豆兒也被叫走了。我們還指著他帶口信呢！
這些都是我認識的，還有我不太認識的北大畢業生顧文選等等。我聽得見，每個人都是趟著腳鐐走到小院裏，然後“轟隆”一聲就被撂倒。隨著就聽見囚犯短暫的掙紮聲，口中嗚嗚地哼幾聲，就安靜了下來，然後被架上汽車，一輛車開始緩緩開動。
我明白，一個人一輛車，死囚在去公判大會之前都得進行一次必要處理——-讓他們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說在他們嘴裏塞了一個木球，有人說是警察用掌側砍擊了犯人的喉頭。我在等著，心想：我最後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們是練家子，戴著鐐走起來照樣瀟灑。他們會表現出俠士之風，我也會亮出書生之格。
我等著，等著，等到最後，聽見他們竟然把死刑號的筒道大門都給關上了。這次沒有我？是的，沒有我，也沒有老七。
筒道裏死一樣的寂靜。那天，他們都沒有回來。孫秀珍，庫裏娃，她真的就這麽走了？我不知道。雖然，我還在苟活著，卻從此見不到她了。心頭滴血。
我知道，和遇羅克一樣；所有的死囚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看來，我還要趕下一播兒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機器運轉如常。
當新的一批死囚又去遊鬥的時候，居然沒叫我。我難得清閑。我仔細看著麵對的水泥牆，牆上曾經有人在上麵寫過字，也有人刻過字。但都被用銳器鏟去了。所以，那牆上隻有斑斑駁駁的表麵，和一些筆劃的殘餘。我明白，那些人最後還是要留幾個字，誰都明白，也許隻有以後來掃除的犯人才能看見。也許，隻是想留下一句話，哪怕給一個任何活人看到，沒準就留下來了。也許哪怕隻給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這樣，我還能寫幾個什麽字呢？我來到這個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這麽莫名其妙地走了，隨風而去。別人呢，他們也是一樣。一輩子，很快地隨風而去，也許重於泰山，也許輕如鴻毛。然而，這不過是後人評說而已。對自己來說，這有什麽區別？又有什麽意義？
活一百歲，還是活二十六歲，在大自然來看又有什麽區別？想到這裏，我心裏就踏實了點兒。我想起來，聖經裏媽媽要我看的兩句話，很符合我這時的想法。略略改過，我用手銬的彎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兩個鍾頭，在水泥牆上刻下了八個大字：
從宇宙來，回宇宙去。
早年我寫過幾天《張騫碑》，這八個字似乎還有點兒金石意思。
雖然我不是個基督徒，寫完這幾個字心裏就平實了。最後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後時刻那一幕，自認還算得上心靜如水。
五、
我在死刑號關了近一百天，在這生死一線的剃頭刀刃上滾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還在水淹的地鐵裏。死亡的冰水一點點沒上來了，即將把我吞沒了。我又瀕臨死亡，幾乎窒息。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股強勁的清風吹入了地鐵，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張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鮮的空氣。轟隆隆地鳴響，從地底傳來，那些堵在地鐵裏巨大的框架、石塊、柱梁都隨著巨大轟鳴聲，被激蕩的水流給裹挾而去。我知道，這風是生命之風。我在巨大喜悅之中醒來，三個月來，我從來沒這樣醒來過，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許是孫秀珍還沒走，我們還有見麵的機會？但願。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來。又走向預審樓。
我關進死刑號的那幾天，天天風雪交加。如今，久違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紅柳綠。我眯縫著眼，望著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著鐐，進了預審室。預審室裏坐了十幾個官員。心想，臨了臨了，還來這麽一出，什麽意思？
坐在正中間的是一位老軍官，看來，不是個一般的人物。他和顏悅色地問我：
“張郎郎，最近學習得怎麽樣？”
一個臨死的人，哪還有心思學習。既然他這麽問我，也許有轉機，咱們也可以順坡下驢。隻要他不逼我再咬別人，說什麽都行。
“反正，也沒別的事兒，就看看《毛選》學習唄。”他們也知道，我們隻有那一本書。
“學了哪篇了？說說，說說。”說話聽聲，打鑼聽音。我在這裏邊兒關了這麽久，還不明白？這是給我鋪台階呢。我也不能牽著不走、拉著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說：“最近，我反複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還看了《別了，司徒雷登》，還有……”
“你看了這幾篇，有什麽體會呢？”
“我明白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都被共產黨消滅了，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還能怎麽樣呢？”
“看來，經過學習，你還是有一定進步的。”這要擱在過去，我這麽回答，預審員決不會這麽回話。他打算說你有理，你怎麽說都有理。打算說你沒理，你說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個時期，你在批鬥中，態度還是老實的。學習呢，也有些收獲。所以，今天決定把你從死刑號轉回普通號去。”
天哪！太陽從西邊出來啦？我連忙真心真意地說：
“太謝謝您了，太謝謝您了。”
“不要感謝我，要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我個人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又趕緊感謝該謝的人。
老軍官說：“從前，去死刑號的路是單程路，沒人從那兒回來過。關於死刑號的任何事情都是國家機密。今天，我們會把你的鐐銬卸下來，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鐐銬還在我們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隨時都可以再給你帶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那天，他說什麽話，都不能改變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陽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從水底掙紮浮起，飛出水麵。看見了太陽，苦海有邊，那邊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線。
出來後，聽老七說：有關方麵兩次都決定槍斃我們了，最後還是周恩來寫了“留下活口”四個字才救了我們。平均倆字一條命。而那位把我從死刑號提出來的人，就是當時的公安部長李震。可惜，等我出獄的時候，周恩來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來的我都不知道該去謝誰。
六、
一年以後，又把我押回饒陽。這時候，小段、楊秉蓀都已經分別判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勞改隊去服刑了。小亓告訴我，我們走以後，還真來人調查過我們那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們這些當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頭的那份報紙早就銷毀了。
回到饒陽縣，這裏已經不同往年了。張所長認為，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裏呆著、憋著、餓著，早晚會出事。說：閑饑難忍，幹點兒活兒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則，這夥人指不定琢磨出什麽呢。於是，這裏開始擰麻猴。
所謂“麻猴”在北京叫軸毛，就是一條五彩的麻毛。當年人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把這軸毛拴在車軸上。隨著車輪旋轉，顯出騎車人的風采。這是當年自行車的裝飾物。
估計這“麻猴”零售也沒幾個錢，附加值極低。幸虧我們這些犯人都是免費勞動力。別看這個小小的“麻猴”，製作也不那麽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運到看守所中間的空場，然後由勞動號（有特許勞動權的犯人，一般都是當地犯人。）用大鍘刀，把那些長麻鍘成一尺長左右的短麻。然後，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術的犯人，把這些麻染成紅、黃、藍、綠四種顏色。下一個工序是：把這些色麻分發下去給老弱病殘的犯人，讓他們用梳子把這些麻梳成像蠶絲那樣通透柔軟，發出緞子般的光澤。
我和老七算是青壯勞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車間。三年多來，由於我們是同案，所以一直關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號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車間，我們倆的車床就可以挨著，就可以暢聊一通了。這裏所謂的車床就是木製的土車床，我們就用這種車床依次把不同顏色的麻毛，用一根鉛絲把它們擰在一起。生產出我們這個工廠的唯一產品——麻猴。監獄長為了刺激生產力發展，把我們的產量和我們夥食的定量綁在一起。
一開始，當地的青年農民手頭都比我們利索多了。他們認定我們肯定玩兒完了。他們吃最高的定量，我們吃最少的定量。這還不算，一不留神，我還把自己的手掌給剪了個大口子。這又讓那些青年笑得喘不過氣兒。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樣，三個月以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漸漸地我們就開始吃最高定量，而新來的農民隻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術的老農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們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們還進行了技術革新，不但把那個車床進行了徹底改造，還把當地多少年來擰“麻猴”的標準程序和姿勢都進行了改革。這些改變，地位的轉化，並沒有引起饒陽當地人和我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很樸實，能麵對現實。笑話我們的時候很真誠，佩服我們時也很真誠。
我們把這裏的“麻猴”產量翻上去不隻一番，這裏環境因此就變得更加寬鬆。一天，張所長高高興興地把我們集合起來發表講演，說我們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果，現在產量上去了，超額完成了任務。可是，質量也要嚴格把關。質量過關以後，下次改善，一定有豬肉燉粉條。雖然，他的講演時肯定剛喝了酒，但就算就這麽說說，我們也高興。在饒陽我們一年標準改善夥食隻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舊年。他老人家什麽時候給我們吃豬肉燉粉條，那就不知道了。
最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產標兵，所以吃的比過去多多了。暫時不再被饑餓煎熬。其實張所長也沒有給我們增加定量，他隻是把新進來犯人的部分口糧挪給我們吃了而已。新來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產指標。我們也沒有因此良心不安，因為當地犯人都在這裏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勞改隊去服刑。在勞改隊他們成了合法勞動力，到了那兒他們就不會挨餓了。而我們等於是死緩犯人，不知在這裏還要等多久，所以自保為先。在這裏開展生產之前，和我們一塊兒來饒陽的北京氣象學校學生鄒宗誌，就餓死在這裏了。我們不想重蹈他的覆轍。
開展生產對我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車間裏天天一邊擰麻猴，一邊聊天。有時候，我們也一起唱歌。當地的青年也不時唱點樣板戲，或語錄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來《倫敦德裏小調》。也許，那憂傷的情調很符合那時大家的心情，所以，我們倆就一遍遍小聲唱著，不願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覺中，其他北京青年和當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個車間都寧靜下來，除了車床的嗡嗡聲外，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倆的歌聲。
這時，我們倆才發現大家都在聽這首歌，唱完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來。人們都沒說話，大概還沉靜在那個曲調中。過了一會兒，休息開飯了，幾個青年走過來，有北京的，也有當地的，都向我們要歌篇，我和老七答應晚上值班的時候，幫他們回憶回憶，寫出歌譜。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兩個人的回憶加在一起，謄寫出了一張歌篇。他們就拿去抄寫了。此後，每天一上班他們就要求我們唱這支蘇格蘭的老歌，他們就小聲和我們合唱。幾天之後，差不多整個車間的青年都學會了這支歌。以後每天，我們都必唱幾遍這支歌曲，《倫敦德裏小調》似乎成了這裏的廠歌了。誰會想到，這首蘇格蘭旋律會繚繞在饒陽白花花的鹽堿地上。
後來，我們也教給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鄉》。其實這支歌的歌詞我都記不確了，隻好自己根據大概那意思來填寫，就這樣以訛傳訛教給了大家。後來還教給了大家許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機寫了幾首歌，也教給了大家。不過，那三年中，人們最喜歡唱的還是他們學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懷著美好的願望……”
後來，人們覺得還不夠過癮，就開始自己寫詩、寫小說。我的程序就是這樣，每晚在兩個小時的值班時，自己寫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給老七，他一邊兒看一邊兒幫我編輯、改錯。第三天，在工餘休息的時候，我讀給大家聽。
我們用辛勤的勞動換來了這珍貴的自由。
那一段時間裏，漸漸地，這樣的寫作就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每天萬籟俱寂的牢房深夜裏，我都要寫上一千來字。對同一個車間的犯人來說，等於多了一個說書人。也許，每個寫作的人都需要讀者或者聽眾。而這裏的犯人，在這裏除了物質方麵的饑餓以外，也有精神的饑渴。所以，我寫作就有了動力。
在那個階段，我和老七在幹活的時候，最多的是聊社會上的風花雪月，自然會聊到許多遺憾的浪漫故事，就會有許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也有晴雯那種“早知枉擔了虛名，也沒了遠限”的那種遺憾。這些深聊讓我決定寫一個這樣的愛情故事。因為從一個房子開始，又以同一所房子為結，所以小說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講的是我小時候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我們院兒的後門是小雅寶胡同六十六號。而六十五號是一座北京胡同裏難見的童話般的兩層小樓，裏麵住著一個姓黃的老頭。在樓上，還住著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因為她的穿著，和我周圍的孩子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動畫片裏的打扮，舉手投足也都是儀態萬方。今天明白，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時在我眼裏，她就是童話中的公主。
反右的時候，黃老頭自殺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見救護車如何來把老頭拉走，也看見那個小公主麵色蒼白，嘴唇微微發抖，站在院子裏。不久，我們搬走了，那一切就漸漸淡忘了。那就是我們童年的相遇。
我大學時代，一個聚會中偶然遇見她。一聊，發現很談得來，又好像在哪兒見過。她告訴我她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家住在小雅寶胡同六十五號。我恍然大悟。這時候我才知道小時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誰。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黃老頭的養女。而黃老頭那次自殺並沒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調健在。
那時候，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氣盛，還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們正在鬧別扭、鬧分手。
也許，生活的際遇不同，黃姑娘則非常低調、通情達理也非常善解人意。於是，就覺得她才是最適合我的人。
然後，我們開始來往。但是，在那個時代我們的交往，必然遭到我們學校，我的同學，以至於我們家庭的堅決反對。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衝擊，這次黃老頭就沒有再次躲過，終於乘黃鶴而去，她家也被某個紅衛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當時還是學生，作為支持紅衛兵運動的醫療隊，被派駐到清華大學。
我穿過風雨硝煙，在清華校園裏的帳篷中找到了她。相顧無言，也無淚一行。最後，她送我出來，說：“你回去，做你同學的好同學，你朋友們的好朋友，做你媽媽的好孩子。離開我吧。”我的自行車消失在夜霧中。
過了幾個月以後，被幾個老兵拉去他們司令部喝酒，沒想到去的地方就是當年黃姑娘家。我們就坐在以前她的閨房裏，這裏已經被這幫孩子糟蹋得不像樣子了。滿地啤酒瓶子，杯盤狼藉，到處垃圾。萬幸的是，還這裏居然還剩下來一個完好的電唱機。我放上一張，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陸》，這張唱片的第二樂章開始的旋律，就是當年我們倆最喜歡的一段。
我正在一邊兒悶頭喝酒，一邊兒在回想中玩味這旋律的時候，外麵一個孩子大叫：快來，快來！這裏有一個上鎖的地下室，還沒被抄過呢！說著，就掄起磚頭開始砸那個鎖。幾個孩子都竄了出去，隻有我還留在這裏喝酒。
外麵傳來咚咚地砸鎖聲，留聲機裏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響……
這就是我在饒陽所寫的《房子的故事》的結尾。既然是小說，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繹和八卦。每天在我們勞動休息的時候，我們這些禿瓢光著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滿了各種顏色的麻屑。他們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認真地讀著那故事，那些小夥子聽得直眉瞪眼。
隻有一個在饒陽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為然。
他叫柳陸森。他說：我打小兒在北京胡同裏開玩兒，就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講的這種事兒。我揣摩，你整個就是一個侃爺，別這兒蒙這幫傻孩子了。他們一聽就以為北京到處可以遇見公主，你這不是害人家孩子嗎？你以後再侃，得事先聲明，這不過是你自己瞎編的。
我的這些粉絲就轟他走，說：你不愛聽，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聽就得，誰像你這麽彎彎繞？於是他們就把當地“四大彎”順口溜改成：轆轤把，大彎針，豆芽菜，柳陸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後，人們坐在那兒玩味著，默不作聲。
柳陸森突然開始背誦起一首這樣的詩：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
他讀完以後，人們都七嘴八舌說：
行啊，大彎針，有兩下子，是你自己寫的嗎？
他慢吞吞地說：“在這裏邊兒，都把你們給關傻了。這是著名詩人郭路生寫的《相信未來》。你們真是井底之蛙，什麽都不懂，什麽都不知道。”
的確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邊兒寫了這首詩，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在外邊兒寫了小說《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更不知道白洋澱還出了一群文學好漢。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與世隔絕井底的一窪之水裏，和其他幾個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潛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學。對我們來說，算什麽都不重要。這些微小聒噪喜悅，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寧靜的地平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