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錢文軍：憲政與人民民主製度
從網上讀到黨刊《紅旗文稿》5月21日所載署名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製度之比較研究》，作者為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文章從幾個方麵論證憲政不合中國國情，核心論說是：“憲政的關鍵性製度元素和理念隻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製度。”“憲政作為完整的製度架構並沒有普適性”。接著又讀到官媒大戶《環球時報》次日跟進之社評：《“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道路》，隻需看標題就可知它比楊文所論更強勢。這就使人更清晰地看出：此乃官僚機構策劃好的新一波輿論攻勢，既然在理論上日益理屈辭窮，不如一舉置“憲政”一詞於異端邪說境地，借助權勢挽回頹勢。似乎這標題反過來讀更順口：“中國發展道路”是兜著圈子否定憲政。此外還有《解放軍報》跟進湊熱鬧：《中國夢的自信在哪裏》，大表不肯深入改革的決心，謂之“信仰宇宙真理”。
接下去在網上又讀到《習總最新精神：三個搞清楚，堅定開展清黨》，內有：“如果不確定馬克思理論為我們全黨的信仰，那麽，就有人會趁機試圖用憲政、普世價值這些來否定我們的黨的領導和路線。因此，我提到要要肯定兩個30年的問題，就是要統一到馬克思信仰上，這個馬克思理論，是考驗和驗證我們黨性原則的標杆。”看來媒體這一波宣傳攻勢仍是有來頭的。一個空泛的“中國夢”就能被詮釋成“新的理論高度”，遑論這個具備“憲政”、“普世價值”、“信仰”、“肯定兩個30年”等關鍵詞的說道，這幾篇文章顯然緊扣幾個關鍵詞而展開，由來有自。
這些論說渾話連篇：首先，所謂憲政乃是英國中世紀王室權力、教會權力、貴族權力舍棄暴力爭鬥達成妥協的結果，它們約定遊戲規則共同遵守以施行對國家的治理。本質上就是“依法治國”，不許任何高踞於法律之上的權力濫施淫威。把憲政描述得多複雜是學者們的伎倆，借以顯示他們的高深。其實憲政很簡單：各方約定遊戲規則，然後共同遵守不得違背。至於規則有多粗陋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製定了規則就要嚴格執行，不執行就應受法律懲處。有此態度憲政就會逐漸完善，民主也才能循序漸進，人民的法定權利亦隨之得到實現。
中國早就有憲政認識之萌芽，《孟子·離婁上》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能演繹到政治上就是憲政。隻可惜邏輯思維缺失，孟子論至法治邊沿話鋒一轉竟詭異地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了。繼而搬出“道”來：“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憲政也就失之交臂成了居高臨下的“仁政”，接下去更明確為人治：“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再往後以皇帝為代表的官僚統治從來不願守規矩，隻想裝聖人信口開河為所欲為，於是拱手將憲政版權讓與西方，我們自己則隻剩下木匠們還在踐行“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之古訓；而政治家們都在不擇手段爭權奪利。一直演繹到毛朝，煉成了舉世最悠久，經驗最豐富，規模最龐大的官僚集團。
經過鄧公睿智的取長補短，這個集團大致順利地渡過統治危機，如今膨脹到空前強大的地步：政治官僚除了掌控無孔不入的政府權力之外，還支配著每年十餘萬億的財政收入，尚有例如土地、礦產等資源帶來的隱性收入；經濟官僚則壟斷了金融、交通、能源、電訊等產業，控製著醫療、教育、傳媒等行業；軍事官僚集團駕馭武裝力量，為整個官僚集團權力擴張“保駕護航”。一句話，今日中國已是官僚集團的囊中之物，成為他們役使民眾叫板世界的資本。為維係統治，也支付些零碎銀子，一是層級似給付公務員群體以廉價房之類犒賞，令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安心效犬馬之勞；二是豢養馬屁文人圍著權力的糞堆嗡嗡叫：憲政“隻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應該推行者唯有遵循“先王之道”。
再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過是憲政體製下經濟自由的成果，說憲政是資本主義是因果倒置，如同說“沒有新中國就沒有共產黨”一樣荒誕；說憲政是“資產階級專政”則純係語言暴力，世上根本不曾存在過什麽“資產階級專政”，就如同從來沒有無產階級執掌權力一樣，資產階級也從未執掌過權力，何來“專政”？更何況，憲政與專政根本對立，憲政是超越階級、黨群、主義的依法治國體製，也是民主政治的不二法門；專政不過隻是中世紀及以前人類社會的統治模式，實乃由獸性延續而來的暴政。列寧直白地稱無產階級專政為：“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在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憲政層級之後，這種統治觀念不過隻是反文明的倒退罷了。
曆史應該這樣審視：絕對統治權力受到憲政致命衝擊後瀕臨崩潰，舊製度便換一身行頭比如“無產階級專政”向文明新進程反攻倒算，既是專製政體不甘退出曆史舞台的困獸之鬥，又是它修補漏洞苟延殘喘的合理發展。皇權至上化作黨權至上，新生的官僚階級取代老舊的官僚階級延續並發展為更絕對、更完善的專製甚至獨裁。已經得逞的所有案例，無一不比舊製度更偽善、更嚴苛、更殘忍、更腐敗，足以證明專政的齷齪本質。
至於憲政有沒有普適性，絕非幾隻嗡嗡叫的蒼蠅決定得了的。如今滿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走向憲政之路，歐洲、北美、大洋洲以及東亞的日韓台灣均屬於穩固的憲政民主體製，南美、非洲、亞洲大部分國家也正致力於構建和完善它們的憲政體製。說“沒有普適性”不過如同牛二說楊誌的刀不鋒利罷了。難道“中國特色”反倒有普適性？楊教授能否舉出哪怕一個國家來說事，證明它在學習中國搞“人民民主製度”？就連受到豢養才得以存活的北朝鮮都不買賬，普哪門子世？
楊曉青的文章一如既往還扛起“西方那一套”之舊刀槍可勁揮舞，但她刻意回避的是：且不說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等盡皆西方舶來品，絕非“中國特色”，就說她振振有詞的“人民民主製度”，其實也屬於“西方那一套”，亦非“中國特色”。
曆史的真實是：1930年代後期，斯大林覺察到正在崛起的法西斯勢力之威脅，為聯手英美而策略性地收斂其鼓噪革命的勁頭，由季米特洛夫首先提出“人民民主製度”的說道。季氏認為歐洲各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勝利後不必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必急於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是建立統一戰線政權，實行人民民主製度，將民主革命繼續引向深入，從而為將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必要條件。經過斯大林在二戰時期不斷修飾，這個說道逐漸成型。二戰即將結束時斯大林明確表示：“那種認為蘇維埃形式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惟一形式的觀點是錯誤的，還有其他形式，如民主共和國式的，在某些情況下，君主立憲製也能通向社會主義。”
秉承斯大林旨意，1946年波蘭工人黨總書記哥穆爾卡宣告：“我們把我們的民主稱之為人民民主，把我們的社會製度稱之為人民民主製度。”蘇占區其他東歐國家共產黨也接二連三宣布執行“人民民主製度”，它們紛紛表現出容納異黨的姿態，也允許施行普選，甚至放鬆對言論自由的鉗製。畢竟剛被打敗的希特勒所施行的國家社會主義惡名昭著，頒行與之大同小異的政策會失去民心，對於脆弱的初建權力不利。
及至冷戰開始後東歐各國共黨隨著斯大林的鼓點逐漸複蘇其劣根性，在蘇軍坦克及KGB的支持下迅速向一黨專製轉化，到1948年已經初見成效。而鐵托的南斯拉夫與蘇俄分庭抗禮，斯大林為加強對附庸國實施控製成立共產黨情報局，指令各國均須執行“人民民主製度”。隻是他還為“人民民主製度”添了些佐料，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還必須“發揮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職能”。把“民主”同“專政”這對冤家強行焊接起來，再披上“人民”之畫皮，所謂“人民民主製度”也就蛻變成一種語言暴力，盡顯馬列主義粗野、鄙俗的無賴稟性。
特別是對中國，鑒於老毛1947年11月30日致電斯大林：“在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階段，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當離開政治舞台，這將極大地加強中國革命。”斯大林於1948年4月20日複電：“我們並不同意這一看法。我們認為，代表中國人民中的中間階層、並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各種反對黨將要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為了反對中國的反動力量和帝國主義力量，中共將不得不加入到他們中間以尋求合作，但要對他們進行控製，比如要在其中起到領導作用。/中國人民民主政府非常可能不得不吸納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而且也不得不為了擴大該政府在人民中的基礎和孤立帝國主義者及其國民黨代理人而宣布自己是一個聯合政府。必須要記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全國勝利之後，在此勝利之後緊接的一段時期內，中國政府在其政策方麵必須是一個民族革命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一個共產黨政府。這一階段的長短現在還很難決定。”斯大林更詳盡地闡述道：“（這）意味著現在不實行對所有土地進行公有化、廢除土地私有權、沒收所有從小到大的工商資本家的財產、沒收不僅屬於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屬於臨時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這些改革隻能留待以後。”
毛“為了使我們的政治路線完全與蘇聯的路線相一致”，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4月26日即複電斯大林，承認有“左傾傾向”並願意承擔責任，還表示錯誤“已經被徹底地改正了”；為有所表現他扔掉原本說道的“新民主主義”，再寫《論人民民主專政》以顯示他對斯大林的忠心不二。“人民民主製度”乃是斯大林發明並賜予的，這段曆史中國的學者早就論述多多，難道楊教授會不知道？
曆史是無情的，在“人民民主製度”下不但人民大眾吃盡苦頭，國家遭遇“瀕臨崩潰”之險惡，就連共和國主席、元帥、將軍、高官、科學泰鬥、人文大師等也“被迫害致死”，遑論他人。如今諸多激昂反對憲政的“紅二代”，他們的父輩就曾經飽嚐黨在法上的苦頭，並不乏含冤九泉之下者，好了傷疤忘了疼？抑或既得利益衝昏了頭？盡管因為世界憲政大潮迫使“人民民主製度”不得不有所收斂，但其根本仍是人治，施“惡政”還是施“仁政”完全沒譜，全憑掌門人性之所致而飄移，製約之功僅限於鄧公所說“小圈子”裏，誰也不敢保證它飄向何方。說這種體製還有“優越性”，要麽居心叵測，要麽愚鈍不堪，沒有第三種可能。
最糟糕的事情是：中國的文人曆來如嚴複所說“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禍國殃民已經不是百十年而是數千年了！知識分子本應具有獨立的人格與尊嚴，對於權力，他們隻有批評、建議的責任，沒有溜須拍馬之義務，更不應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例如胡適，1929年春國民黨三大宣告開始訓政也即一黨專製，立孫中山五篇文章為“根本大法”也即禁止非議。胡適直言道：“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此乃真正的知識分子所為。遺憾的是，中國文人崇奉“學而優則仕”，到毛朝便發展為“入黨做官論”。顧準說：“統治階級愈善於自被統治階級中選拔人參加統治集團，它的統治愈是穩固。”在“公有製”旗號下斂天下之資源於權力囊中，斷絕其他任何生存之道。在此“大棒加胡蘿卜”政策的驅動之下，文人群起爭當禦用文人而比賽肉麻，溜須有術者飛黃騰達，稍有怠慢者便禍患無窮，甚至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幾十年來殃及子孫者無數，遭殺身之禍者亦眾，真正的知識分子猶如鳳毛麟角。知識分子本應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當這個群體主流墮落為權力的幫傭，這個民族想不退化都難。
從本質上說，盡管憲政本身並不具有統一的模式，但徹底的憲政必將導致一貫高踞於憲法之上的權力被“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這是既得利益者所不願見到的場景。當初大清國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來寫奏折稱其：“利國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百年過去結果一樣，越來越龐大的官僚隊伍及其豢養的禦用文人，為了捍衛既得利益或分一杯羹，他們終於按捺不住，從“繞了個彎”反對憲政跳到赤膊上陣直接攻擊憲政了。撇開憲政不憲政的話題不論，嚴格遵守自己製定的憲法和法律乃是負責任、敢擔當、有誠信的舉措，言而有信總該是合情合理的。若連自己製定頒布的憲法也不肯遵守，那就意味著最起碼的尊嚴也不管不顧了，誰還會相信他們在追求“宇宙真理”？說什麽“像鳥兒愛惜羽毛一樣珍惜自己的曆史”，騙得了自己嗎？
至於那個時髦的說法，即不能用“兩個三十年”互相否定，其實也就是強調“人民民主製度”的一貫性。據吳大江先生引用世界著名的《新聞周刊》用兩年時間征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中的著名政治家，曆史學家，社會學家等2000多人的投票評選，發表在2000年第一期的評選結果：20世紀十大殺人惡魔：第一號便是毛澤東，整死3900萬，餓死4300萬中國人；為第二號惡魔斯大林屠殺蘇聯人的4.1倍；為第三號惡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13.67倍！能否正視那個“30年”，是現在能否尊重曆史的試金石，囿於利益驅動而文過飾非，除了證明自身之虛妄之外，不能證明任何別的東西。
此外：去年5月15日新華社發電介紹了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崔海容在香港廉署第五屆國際會議上的發言。崔介紹說，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因違犯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黨政人員達420餘萬人，其中省部級官員465人；因貪腐被追究司法責任的省部級官員90餘人。又據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田國良最近發表的數據，後三十年僅副省部級以上高官就因貪腐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103個。其中有4例曾屬“黨和國家領導人”，有3例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判死刑6例，死緩27例，無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也即判實刑94人，尚有9人未判刑。“人民民主製度”的公仆群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群體！
至於已經披露出來那些官員劣跡，例如“裸官”、“權色交易”、“包二奶”、“淫穢錄像”、“性侵未成年女生”、“雇凶殺人”等令人發指之官場劣跡，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人民民主製度”避免不了官僚專製體製極端邪惡的那一麵麽？誰又能找到憲政民主製度下有如此邪惡、如此廣泛的案例？鄧公有言：“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無他，憲政乃是與人類文明進程相匹配的政治文明，它以無可超越的曆史成就證明：沒有其他任何路徑比它更為低代價且卓有成效，中國遲早也得走向憲政之路，誰也阻攔不住，隻因中國人民向往文明。
幾十年“自我監管”的結果，是演繹出“王薄事件”那樣的登峰造極，誰能保證今後不會發生更極端的事件？這個事件是一個信號：官僚集團表麵上的一團和氣掩飾著內部分贓不勻的利益爭鬥，既然權力決定利益的多寡，晉升之路就是官員們實現“中國夢”的唯一通道。而權勢家族及其附庸占據了這個通道的主體，廣大的晉升權利被侵奪者必然產生不滿，貪腐之風必然“潤物細無聲”地蔓延，絕不是“老虎、蒼蠅一起打”所能止遏的，十餘年來“愈反愈腐”就是證明。
這種“人民民主製度”本來就離不開威權壓陣，而威權則無以逃脫減縮的宿命，如俗話所說：“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於是“禍起蕭牆之內”就是那個宿命的必然結果，不光為幾千年的曆史所證明，“王、薄事件”也預示著它的“周期率”必將大幅度縮短。不好的結果中國人早就熟悉：分崩離析天下大亂，直至殺出一個新的威權。好的結果隻能是認真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從上至下、由內及外地逐步推行憲政，構建文明的商量、妥協政體，以求長治久安。現在的習李班子本來具有既定優勢，隻要他們堅定地站在廣大民眾這邊而不是站在少數既得利益者那邊，雖然胡溫時代中國的權貴勢力空前膨脹，但人心喪盡是他們的天賦短板，來去匆匆是他們無可逃遁的命運。需憂慮的隻是“站錯隊”，於是應了毛所雲“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將付出本可避免的超級代價。
為了歸宗馬列主義，楊文大量羅列“領袖語錄”。其第二節就羅列了許多恩格斯早年的論說以資證明諸如普選權之類不可取，或許可以欺蒙那些不知情者。其實恩格斯生前寫的最後一篇論文《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就已經揚棄了早前諸多論說：<1848<>“曆史表明，我們以及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曆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1848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剛剛真正地確立了大工業，而德國簡直就成了一個頭等工業國――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曆史表明，我們以及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曆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1848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剛剛真正地確立了大工業，而德國簡直就成了一個頭等工業國――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隻是一個幻想。曆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借以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麵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裏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
恩格斯這篇文章的重心恰在於認可憲政，而且是所謂“資產階級憲政”，例如：“《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接下去他花了大量篇幅表揚德國社會民主黨，曆數他們在“資產階級憲政”條件下所取得的輝煌業績，並表揚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誌一件新式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百餘年來，第二國際那些黨正是遵照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前進的，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靠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學混飯吃的楊教授沒讀過此文，無妨回家慢慢讀過再來賣乖。
我更認為楊教授為了逢迎權力而不顧禮義廉恥，她在文章裏特地為批駁那些引述老毛《新民主主義憲政》一文的論者，特立一節敘事。在這一節裏楊大段引述毛著字句說事，以證明毛氏反對憲政。在其所引毛氏文字中竟有：“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麽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 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稍微有點閱讀能力者都不難明白毛氏此語隻是將憲政套上主義之嚼口，無論怎樣“劃分得十分清楚”，並無否定憲政本身之任何含意。用“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這樣的文字來證明毛氏否定憲政，楊教授的閱讀能力是否太低下了？既然“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可行，“社會主義的憲政”何以大逆不道？恐怕並非閱讀能力太差，而是利欲熏心急於邀功而顧不得要臉麵了！楊文還以“毛澤東在以後的文章中再也沒有使用過憲政這個概念”來為否定憲政撐腰，試問，毛“沒有使用過”的概念多了去，“改革開放”、“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乃至最新鮮的“中國夢”之類概念毛使用過麽？是否也可以一視同仁都加以否定呢？所謂“一葉知秋”，既然能演繹如此拙劣的論證，她的絮絮叨叨也就沒必要細細批駁。身為大學教授，還有文章稱其為“副院長”，稍微顧及些尊嚴與體麵，就不至於如此拙劣地捧權力臭腳。
倘若權力及其豢養的禦用文人還願意講道理，我們無妨提醒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已經告誡：“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也即，老馬至少還是認識到全球化浪潮不可抗拒，它也是資本主義曆史能量的展現，是人類文明無可回避的發展趨勢。
如今的全球化浪潮更已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所能想象的，中國恰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可笑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靠研究馬克思主義吃飯的禦用文人在扮演“反動派”的角色，仍指望靠“民族基礎”去抵禦全球化浪潮；喋喋不休地嘮叨中國的“精神產品”去詆毀普世價值；不遺餘力地張揚“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妄圖否認人類文明。信誓旦旦要“走另一條路”的既不是世界也不是中國人民，恰恰是楊教授以及《環球時報》、《解放軍報》所代表的那夥既得利益者。固然，“整個西方世界加起來也沒有這個力量”令他們放棄既得利益，然而中國式權貴社會主義就有力量扭轉世界的前進方向嗎？鄧公的改革開放業績本是“全球化紅利”，他的唯一功績就是利用了全球化而沒有抵製它，或者說沒有徹底抵製它。
《環球時報》的社評和《解放軍報》文章如同野獸捍衛自己獵物時的咆哮，而楊曉青的文章則似守候在旁等待一點殘羹的烏鴉啼叫，合奏出荒蠻叢林中的獸性喧囂，絲毫也無人類文明之氣息，更不必說人類現代文明。曆史的洪流是無情的，絕不可能因楊曉青和《環球時報》、《解放軍報》之饒舌而改變方向，隻因憲政之路是和諧發展的唯一途徑，它既不需要“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也不需要耗費巨大資財整日提心吊膽地“維穩”，更無須出動黨衛軍鎮壓本國民眾，遑論設置龐大機構也止不住貪腐泛濫。
需要說一句安慰話：楊教授將憲政歸結到資本主義去卻無可厚非，那玩意盡管萌生於“奴隸社會”、成型於“封建社會”，卻毫無疑問是資本主義將其發展完善起來的，於是才有人類文明近三百年來突飛猛進之發展、壯大。楊教授的軟肋在於陷在“姓資、姓社”的泥沼裏不能自拔，本身也是中國權貴社會主義的悲哀：文人們必須討好權勢才得以吃點香、喝點辣，混得些風光體麵甚至還有躋身統治階級之大獎，盡管即使那樣也隻不過是世襲權貴的仆役，如同當初漢官不過是滿人仆役一樣。
（2013.5.23起筆於拉斯維加斯；5.30寫畢於墨西哥塔巴邱拉；6.3改定於洛杉磯）
連股份製市場經濟都不姓“資”，偏偏憲政姓資？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何需基督徒式的“信仰”？既然理論要“與時俱進”，又哪裏來的“宇宙真理？”。這是神馬邏輯？
“清黨”？好得很，先把據說是習總所說的“沒有黨性也沒有人性、打著共產黨和馬克思招牌的黑幫”，包括貪官汙吏、惡霸酷吏、蠢材小醜清理出去，則我等小民求之不得，就怕不動真格兒的。
憲政民主是否適用於全球化的時代，結論隻能從哲學得出，而不是從政治與文化的理念得出。也就是說，隻能從人權，民主，法治的理念抽象與其社會功用的哲理性得出。
如果仔細從哲學的原則去分析與觀察西方憲政民主體係，可以這麽說，它符合工業化初期的人類曆史，但它不符合工業化後期(全球化)的文明發展。它走向哲學的瓶頸，不是人類的將來。筆者會寫文章來探討這點。隻不過，筆者沒能力將文章放在首頁。文章會在品茶小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