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趙義：超越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在當今社會已經是司空見慣，也經常掛在政治家的嘴上，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的華爾街的“令人憤怒的勢力”，中國領導人說的“固有利益格局”等。
現代利益集團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關於“黨爭”的論述中：“黨爭就是一些公民，不論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利益。”而“管理這各種各樣、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團，是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
饒有趣味的是，這番論述稍早些時候，現代經濟學之父、英國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揭示了“看不見的手”的秘密，同時也反複表達了對於商人群體的“不信任”： “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幹方麵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因此，“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賦的自由權……足使社會全體有蒙受危險之虞，則可以並且應用政府法律來加以抑製。這與政府之為自由政府或專製政府無關”。
也就是說，無論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起草者，還是“自由企業的守護神”，都把“利益集團”當作致命問題提了出來，並尋找解決答案。或者說，無論是現代民主政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利益集團”（黨爭、壟斷勢力侵害自由權等）就像一個魔咒一樣如影隨形。時至今日，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現象。但先哲們關於一小部分人利益淩駕於“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利益”之上的警告，不斷帶來回響，隻是花樣不一。
麥迪遜對於“黨爭”下的政治家的作為是不看好的，“開明的政治家能夠調整這些不一致的利益，使之有利於公共福利，這種說法是徒勞的。開明政治家不會經常執掌大權。在許多情況下，如果不作間接和長遠的考慮，根本也不能做出這樣的調整，而那種長遠的考慮也很難勝過一個黨派不顧另一黨派的權利或全體人民的福利而爭取眼前利益的打算”。
事實卻是，憲法製定者的製度設計，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相反，政治家與利益集團博弈的各種版本的故事不斷上演。偉大，還是平庸；成功，還是失敗，與利益集團的博弈成為人們衡量政治家的重要尺度。我們可以用有限但比較典型的幾個例子進行一番考察。
妥 協
曆史上很少有時期像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前半期一樣，充滿了如此之多的“二元對立”，比如勞資、自由競爭和托拉斯、放任和幹預、資本逐利和社會福利、帝國與殖民地等等（發展到二戰、冷戰，影響綿延至今）。“革命”的幽靈四處飄蕩。
對於政治家的職業生涯而言，最危險的事情莫過於將“異質”的東西引入到既有體係之中，即使是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在這一點上也有驚人的相似。比如英國勞合•喬治推進福利國家建設，蘇聯列寧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退卻”。
同時，這一點對於偉大政治家來說卻是最自然不過的。政治是塵世的事業，對於政治家來說，最樸素也是最關鍵的品質是現實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政治家來說，現實感和使命感是一回事。因為，尋找“二元對立”的“中庸之道”，是最大的現實需要，也是政治家唯有排除萬難方能成就一二的巨大使命。為此，政治家與各種利益集團展開博弈，妥協，爭鬥，拯救危局，直麵難題，推動改革。
1911年國民保險法（包括健康和失業的強製性保險）的通過，是英國福利國家的先聲。主導者、內閣財政大臣(地位僅次於首相)勞合•喬治1908年訪問德國，對於德國的健康保險製度和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留下深刻印象。為了法律的通過，勞合•喬治周旋於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是互助會這一存在多年的工人互助組織，不歡迎政府的競爭。勞合•喬治承諾互助會將經營健康保險計劃。工業保險公司則在1910年的大選開始後向勞合•喬治所在的自由民主黨施壓，迫使其放棄喪葬補助金、寡婦和孤兒補助等這個集團的經營領域。
其時，時任貿易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提出的失業保險議案與國民保險計劃合並。1911年5月，議案在議會一讀時，遭到了工黨的反對。勞合•喬治以實行議員支薪製換取了工黨的支持（《1911年議會法》規定每名下院議員每年可從政府裏支取400鎊的薪金）。二讀後，醫療協會又跳出來反對，表示不能接受互助會的雇傭以及抱怨報酬太低。最終的妥協是，患者由一名小組醫生負責，該醫生的報酬根據小組中所列的患者人數計算，並且醫生保留以獨立合同人身份經營的權利。
經過12個月的讓人筋疲力盡的討價還價，議案終獲通過。就連保守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令人困惑的勞合•喬治再次加強了政府的力量，他的疾病計劃是好的，他代表了時代的正確方向。”
談 判
妥協是手段，時代的方向才是根本。為此，政治家有時候還不得不下力氣把強勢利益集團拉到談判桌前。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的利益集團的談判，在過去那個時代竟是一大問題。
1901年9月，美國總統麥金萊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身亡，年僅42歲的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繼任總統。繼任之初，“羅斯福深知，來自賓夕法尼亞煤礦的威脅是真正的威脅，也是美國任何一個地方所無法相提並論的威脅”。1900年，當賓夕法尼亞“聯合煤礦工會”在無煙煤礦舉行第一次罷工之時，老羅斯福稱之為“具有最深遠的重要意義”。1902年，大罷工再次爆發，持續了163天，城市供暖燃料中斷，暴力事件頻發，一場舉國危機迫在眉睫。
“殺人不見血的煤礦寡頭利益集團”拒絕承認工會的地位，根據結社自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沒有法律規定資方必須承認工會的代表權和談判權，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才根本改變；拒絕和解，因為麥金萊總統競選連任之時，礦主們在共和黨頭麵人物的施壓下在選舉年給工人漲工資，憤恨不已的他們“絕不會讓工人們再次獲勝”，讓“政客”從中漁利，尤其是新任總統竟然宣稱“在所有關乎公眾利益的事情上，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立性，不為闊佬們所左右”。
他們傲慢地認為“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不是由工人煽動者而是基督徒來關心和保護，無限智慧的上帝已給予基督徒控製這個國家財產的權力，並且這種關心和保護依靠的是成功的管理”。對於這種“管理”的極大諷刺的事例是，雖然1901年礦工每人能掙到500美元的年收入，相當於總統的收入，但真正拿到手的是1/3，大部分是礦場自己印刷的購物券，購買礦主自己經營的價格遠高於外麵商店的日用品，還有一部分是繳納礦主出租的房錢。
老羅斯福竭力促成雙方的“懇談會”，同時也揮舞起了“大棒”，隻要總統一聲令下，軍隊就開進賓夕法尼亞，解除經營者的權力，製止罷工（其實就是“鎮壓”），把煤礦作為政府的收受物加以管理。眾議院共和黨黨督沃特森表示反對：“什麽是美國的憲法？不通過法律手段沒收私有財產這是什麽行為？”發怒的老羅斯福抓住沃特森的肩膀大喊：“憲法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人民為憲法服務！”
“懇談”的結果是成立了7人委員會進行仲裁，將工作時間從每天10小時縮短到9小時，並且讓工人得到10%的加薪，結束了持續163天的罷工。
爭 鬥
在老羅斯福化解勞資矛盾的過程中，有一位人物發揮了重要作用，即大名鼎鼎的皮爾龐特•摩根，正是他出麵說服資方接受仲裁。而老羅斯這個“托拉斯的爆破手”的反壟斷第一刀正是砍向了摩根。
作為政治家的老羅斯福和托拉斯頭麵人物的摩根之間複雜的關係，不僅僅體現在反托拉斯、勞資衝突之中。1907年10月，美國爆發銀行危機，有很多銀行和信托公司被擠提，恐慌最終蔓延至美國全國各地，多家銀行和企業破產。由於當時美國沒有國家的中央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摩根出麵“救市”，押上大筆自己的金錢，並說服其他紐約銀行家做同樣的事情，以加強銀行體係。“托拉斯的爆破手”也不得不同意摩根以較低價格收購田納西煤鐵公司。“現在，一個王國取代了過去的許多公國，這就是摩根王國。”
1912年，民主黨人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此前，老羅斯福不滿於共和黨的保守，自組進步黨，聲稱要“保護人民免受利益集團的壓迫”，直接導致了共和黨的選舉失敗。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反對貨幣托拉斯。威爾遜說：“金融的根基是公正，不是財利。銀行家應該避免階級心態，對富有的人或有辦法的人給較低的借貸利息、較寬的信用額度，對窮人反倒有較高的利息與嚴格的要求。銀行不該是討好富人的機構……因此，聯邦政府有義務介入貸幣稅率與幹涉買賣，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用額度與對農民的放款融資。”1913年12月23日，美國通過了聯邦儲備製度法案。其中，也有妥協的一麵：政治上任命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和代表銀行家利益的地區儲備銀行，兩者之間的權力沒有明確的劃分。美聯儲沒有權力要求儲備銀行執行統一的政策。這一情況也是在羅斯福新政期間得到改變。
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是典型的政治家與各個利益集團聯合或爭鬥的過程。小羅斯福構建了一個“新政聯盟”。1933年，小羅斯福就任總統，1934年國會選舉後控製參眾兩院，社會保障法案、國家勞動關係法通過。後者確立了工人的聯邦權利，像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以及參與罷工等。阿爾•史密斯率領保守民主黨人組成美國自由聯盟，展開對小羅斯福的反擊，將他和馬克思與列寧相提並論。工會簽署加入的新會員數以百萬計，並成為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總統改選時小羅斯福的主要支持者。
1936年大選前，小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講：“我們必須與和平的夙敵作戰——商業與金融壟斷、投機、莽撞的銀行行為、階級敵視、地方主義、發戰爭財。他們已經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有組織的財閥把持的政府與有組織的暴民團夥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在我國的曆史上，這些勢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聯合起來對付一名候選人。恨我，這是他們的一致之處，而我歡迎他們的仇恨。”
在這次選舉中，小羅斯福贏了523張選舉人票，其對手隻有8票。
啟 示
回顧過往這些政治家的故事，並不代表對於這些政治家的全部評價。即使拋開勞合•喬治、威爾遜等在一戰後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的惡劣後果以及老羅斯福將《排華法案》永久化等不談，拋開我們常說的“階級屬性”不論，他們的國內施政亦爭議不斷。比如，對於羅斯福新政，芝加哥學派的米爾頓•弗裏德曼的《美國貨幣史》、奧地利學派的默裏•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等，皆援引大量數字證明羅斯福新政的徒勞無功。
但誰都明白，社會的運轉，並不是隻靠數字的計算。當老羅斯福作為總統第一次邀請黑人到白宮聚餐時，怎麽用數字衡量其效應呢？老羅斯福這樣做麵臨著巨大的壓力，來自南方的謾罵、嘲諷鋪天蓋地，當他詢問揭露過金錢政治的小說家馬克•吐溫，這樣做究竟對不對的時候，這位廣為人喜愛的文學家也隻能小心謹慎地說，總統也許不能像尋常百姓一樣，隨隨便便就接待他想接待的人，“如果僅僅為了宣傳自己和製造轟動效應，就不要做傷害國家的事”。在白宮接待黑人，竟然和“傷害國家”等同在一起。
我們從過往真正的政治家身上看到的是，直麵國內尖銳問題的挑戰的勇氣。他們會妥協，但更會瞄準時代的正確方向。指導他們推動改革的重要理念是曆久彌新的，比如老羅斯福說：“我們正麵臨著財產對人類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錯誤地認為，一切人權同利潤相比都是次要的。現在，這樣的人必須給那些維護人類福利的人民讓步了。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要服從社會的整體權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來規定使用到什麽程度。”
對政治家來說，這也許出於對於大勢的敏銳直覺（也可稱其為政治家的“狡黠”），比如在丘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斯等共同推動下，1911年議會通過《議會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將世襲貴族主導的上議院對於下議院議案的否決權剝奪掉了。丘吉爾本人是世襲貴族，但他看清了英國的未來在下議院，即使被指責為“玷汙門庭”也沒有動搖，反而“攻擊”說：“供養貴族是整個文明世界的艱苦工作。”
他們對於特殊利益集團的抨擊，不僅體現在口頭上，也體現在行動中。英國上議院的否決權被剝奪，其根由就是世襲貴族為了抵製內閣觸動其土地利益（包含一係列土地稅措施），不惜破壞持續了數世紀的下議院獨立的財政立法權的不成文契約後，一番政治較量的結果。而對於小羅斯福1936年在麥迪遜廣場的那場演講，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感慨地說：“讀一下羅斯福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你就會發覺，後世的自由主義已變得何等謹慎、羞怯與溫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資或對富人增稅的人會不厭其煩地向公眾保證，他們心中對財富毫無芥蒂，他們並不是在主張階級戰爭，但羅斯福抨擊那些有錢有勢的罪人絲毫不留情麵。”
當然，塵世中的政治家再偉大，也難逃現實中的兩難困境，難逃曆史條件的約束。比如，羅斯福新政過程中，在1939年以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與南方民主黨人組成的保守黨聯盟，就幾乎終結了小羅斯福將草案轉為法律的能力，1938年的最低工資法是國會所通過的最後一件實質性的新政改革法案。但新政的遺產被繼承下來了，1952年，共和黨人重奪白宮，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一封信中說：“若有任何政黨試圖取消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廢止勞工法與農業計劃，該黨必從美國政治史上消失。”在這位共和黨總統卸任的告別演說中，還不忘提醒美國人民警惕二戰後崛起的軍工結合體這個利益集團。
撫今追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代政治離不開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的叢林中，政治家必然要小心駕駛施政之舟，但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力圖超越於利益集團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之上，在完成時代使命的道路上創造偉業。
本文來自2013年5月13日南風窗
利益集團在當今社會已經是司空見慣，也經常掛在政治家的嘴上，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的華爾街的“令人憤怒的勢力”，中國領導人說的“固有利益格局”等。
現代利益集團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關於“黨爭”的論述中：“黨爭就是一些公民，不論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利益。”而“管理這各種各樣、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團，是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
饒有趣味的是，這番論述稍早些時候，現代經濟學之父、英國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揭示了“看不見的手”的秘密，同時也反複表達了對於商人群體的“不信任”： “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幹方麵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因此，“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賦的自由權……足使社會全體有蒙受危險之虞，則可以並且應用政府法律來加以抑製。這與政府之為自由政府或專製政府無關”。
也就是說，無論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起草者，還是“自由企業的守護神”，都把“利益集團”當作致命問題提了出來，並尋找解決答案。或者說，無論是現代民主政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利益集團”（黨爭、壟斷勢力侵害自由權等）就像一個魔咒一樣如影隨形。時至今日，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現象。但先哲們關於一小部分人利益淩駕於“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利益”之上的警告，不斷帶來回響，隻是花樣不一。
麥迪遜對於“黨爭”下的政治家的作為是不看好的，“開明的政治家能夠調整這些不一致的利益，使之有利於公共福利，這種說法是徒勞的。開明政治家不會經常執掌大權。在許多情況下，如果不作間接和長遠的考慮，根本也不能做出這樣的調整，而那種長遠的考慮也很難勝過一個黨派不顧另一黨派的權利或全體人民的福利而爭取眼前利益的打算”。
事實卻是，憲法製定者的製度設計，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相反，政治家與利益集團博弈的各種版本的故事不斷上演。偉大，還是平庸；成功，還是失敗，與利益集團的博弈成為人們衡量政治家的重要尺度。我們可以用有限但比較典型的幾個例子進行一番考察。
妥 協
曆史上很少有時期像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前半期一樣，充滿了如此之多的“二元對立”，比如勞資、自由競爭和托拉斯、放任和幹預、資本逐利和社會福利、帝國與殖民地等等（發展到二戰、冷戰，影響綿延至今）。“革命”的幽靈四處飄蕩。
對於政治家的職業生涯而言，最危險的事情莫過於將“異質”的東西引入到既有體係之中，即使是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在這一點上也有驚人的相似。比如英國勞合•喬治推進福利國家建設，蘇聯列寧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退卻”。
同時，這一點對於偉大政治家來說卻是最自然不過的。政治是塵世的事業，對於政治家來說，最樸素也是最關鍵的品質是現實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政治家來說，現實感和使命感是一回事。因為，尋找“二元對立”的“中庸之道”，是最大的現實需要，也是政治家唯有排除萬難方能成就一二的巨大使命。為此，政治家與各種利益集團展開博弈，妥協，爭鬥，拯救危局，直麵難題，推動改革。
1911年國民保險法（包括健康和失業的強製性保險）的通過，是英國福利國家的先聲。主導者、內閣財政大臣(地位僅次於首相)勞合•喬治1908年訪問德國，對於德國的健康保險製度和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留下深刻印象。為了法律的通過，勞合•喬治周旋於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是互助會這一存在多年的工人互助組織，不歡迎政府的競爭。勞合•喬治承諾互助會將經營健康保險計劃。工業保險公司則在1910年的大選開始後向勞合•喬治所在的自由民主黨施壓，迫使其放棄喪葬補助金、寡婦和孤兒補助等這個集團的經營領域。
其時，時任貿易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提出的失業保險議案與國民保險計劃合並。1911年5月，議案在議會一讀時，遭到了工黨的反對。勞合•喬治以實行議員支薪製換取了工黨的支持（《1911年議會法》規定每名下院議員每年可從政府裏支取400鎊的薪金）。二讀後，醫療協會又跳出來反對，表示不能接受互助會的雇傭以及抱怨報酬太低。最終的妥協是，患者由一名小組醫生負責，該醫生的報酬根據小組中所列的患者人數計算，並且醫生保留以獨立合同人身份經營的權利。
經過12個月的讓人筋疲力盡的討價還價，議案終獲通過。就連保守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令人困惑的勞合•喬治再次加強了政府的力量，他的疾病計劃是好的，他代表了時代的正確方向。”
談 判
妥協是手段，時代的方向才是根本。為此，政治家有時候還不得不下力氣把強勢利益集團拉到談判桌前。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的利益集團的談判，在過去那個時代竟是一大問題。
1901年9月，美國總統麥金萊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身亡，年僅42歲的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繼任總統。繼任之初，“羅斯福深知，來自賓夕法尼亞煤礦的威脅是真正的威脅，也是美國任何一個地方所無法相提並論的威脅”。1900年，當賓夕法尼亞“聯合煤礦工會”在無煙煤礦舉行第一次罷工之時，老羅斯福稱之為“具有最深遠的重要意義”。1902年，大罷工再次爆發，持續了163天，城市供暖燃料中斷，暴力事件頻發，一場舉國危機迫在眉睫。
“殺人不見血的煤礦寡頭利益集團”拒絕承認工會的地位，根據結社自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沒有法律規定資方必須承認工會的代表權和談判權，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才根本改變；拒絕和解，因為麥金萊總統競選連任之時，礦主們在共和黨頭麵人物的施壓下在選舉年給工人漲工資，憤恨不已的他們“絕不會讓工人們再次獲勝”，讓“政客”從中漁利，尤其是新任總統竟然宣稱“在所有關乎公眾利益的事情上，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立性，不為闊佬們所左右”。
他們傲慢地認為“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不是由工人煽動者而是基督徒來關心和保護，無限智慧的上帝已給予基督徒控製這個國家財產的權力，並且這種關心和保護依靠的是成功的管理”。對於這種“管理”的極大諷刺的事例是，雖然1901年礦工每人能掙到500美元的年收入，相當於總統的收入，但真正拿到手的是1/3，大部分是礦場自己印刷的購物券，購買礦主自己經營的價格遠高於外麵商店的日用品，還有一部分是繳納礦主出租的房錢。
老羅斯福竭力促成雙方的“懇談會”，同時也揮舞起了“大棒”，隻要總統一聲令下，軍隊就開進賓夕法尼亞，解除經營者的權力，製止罷工（其實就是“鎮壓”），把煤礦作為政府的收受物加以管理。眾議院共和黨黨督沃特森表示反對：“什麽是美國的憲法？不通過法律手段沒收私有財產這是什麽行為？”發怒的老羅斯福抓住沃特森的肩膀大喊：“憲法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人民為憲法服務！”
“懇談”的結果是成立了7人委員會進行仲裁，將工作時間從每天10小時縮短到9小時，並且讓工人得到10%的加薪，結束了持續163天的罷工。
爭 鬥
在老羅斯福化解勞資矛盾的過程中，有一位人物發揮了重要作用，即大名鼎鼎的皮爾龐特•摩根，正是他出麵說服資方接受仲裁。而老羅斯這個“托拉斯的爆破手”的反壟斷第一刀正是砍向了摩根。
作為政治家的老羅斯福和托拉斯頭麵人物的摩根之間複雜的關係，不僅僅體現在反托拉斯、勞資衝突之中。1907年10月，美國爆發銀行危機，有很多銀行和信托公司被擠提，恐慌最終蔓延至美國全國各地，多家銀行和企業破產。由於當時美國沒有國家的中央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摩根出麵“救市”，押上大筆自己的金錢，並說服其他紐約銀行家做同樣的事情，以加強銀行體係。“托拉斯的爆破手”也不得不同意摩根以較低價格收購田納西煤鐵公司。“現在，一個王國取代了過去的許多公國，這就是摩根王國。”
1912年，民主黨人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此前，老羅斯福不滿於共和黨的保守，自組進步黨，聲稱要“保護人民免受利益集團的壓迫”，直接導致了共和黨的選舉失敗。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反對貨幣托拉斯。威爾遜說：“金融的根基是公正，不是財利。銀行家應該避免階級心態，對富有的人或有辦法的人給較低的借貸利息、較寬的信用額度，對窮人反倒有較高的利息與嚴格的要求。銀行不該是討好富人的機構……因此，聯邦政府有義務介入貸幣稅率與幹涉買賣，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用額度與對農民的放款融資。”1913年12月23日，美國通過了聯邦儲備製度法案。其中，也有妥協的一麵：政治上任命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和代表銀行家利益的地區儲備銀行，兩者之間的權力沒有明確的劃分。美聯儲沒有權力要求儲備銀行執行統一的政策。這一情況也是在羅斯福新政期間得到改變。
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是典型的政治家與各個利益集團聯合或爭鬥的過程。小羅斯福構建了一個“新政聯盟”。1933年，小羅斯福就任總統，1934年國會選舉後控製參眾兩院，社會保障法案、國家勞動關係法通過。後者確立了工人的聯邦權利，像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以及參與罷工等。阿爾•史密斯率領保守民主黨人組成美國自由聯盟，展開對小羅斯福的反擊，將他和馬克思與列寧相提並論。工會簽署加入的新會員數以百萬計，並成為1936年、1940年和1944年總統改選時小羅斯福的主要支持者。
1936年大選前，小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講：“我們必須與和平的夙敵作戰——商業與金融壟斷、投機、莽撞的銀行行為、階級敵視、地方主義、發戰爭財。他們已經開始將合眾國政府僅僅視為其自身事務的工具。我們現在知道，有組織的財閥把持的政府與有組織的暴民團夥把持的政府同樣危險。在我國的曆史上，這些勢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聯合起來對付一名候選人。恨我，這是他們的一致之處，而我歡迎他們的仇恨。”
在這次選舉中，小羅斯福贏了523張選舉人票，其對手隻有8票。
啟 示
回顧過往這些政治家的故事，並不代表對於這些政治家的全部評價。即使拋開勞合•喬治、威爾遜等在一戰後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的惡劣後果以及老羅斯福將《排華法案》永久化等不談，拋開我們常說的“階級屬性”不論，他們的國內施政亦爭議不斷。比如，對於羅斯福新政，芝加哥學派的米爾頓•弗裏德曼的《美國貨幣史》、奧地利學派的默裏•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等，皆援引大量數字證明羅斯福新政的徒勞無功。
但誰都明白，社會的運轉，並不是隻靠數字的計算。當老羅斯福作為總統第一次邀請黑人到白宮聚餐時，怎麽用數字衡量其效應呢？老羅斯福這樣做麵臨著巨大的壓力，來自南方的謾罵、嘲諷鋪天蓋地，當他詢問揭露過金錢政治的小說家馬克•吐溫，這樣做究竟對不對的時候，這位廣為人喜愛的文學家也隻能小心謹慎地說，總統也許不能像尋常百姓一樣，隨隨便便就接待他想接待的人，“如果僅僅為了宣傳自己和製造轟動效應，就不要做傷害國家的事”。在白宮接待黑人，竟然和“傷害國家”等同在一起。
我們從過往真正的政治家身上看到的是，直麵國內尖銳問題的挑戰的勇氣。他們會妥協，但更會瞄準時代的正確方向。指導他們推動改革的重要理念是曆久彌新的，比如老羅斯福說：“我們正麵臨著財產對人類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錯誤地認為，一切人權同利潤相比都是次要的。現在，這樣的人必須給那些維護人類福利的人民讓步了。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要服從社會的整體權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來規定使用到什麽程度。”
對政治家來說，這也許出於對於大勢的敏銳直覺（也可稱其為政治家的“狡黠”），比如在丘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斯等共同推動下，1911年議會通過《議會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將世襲貴族主導的上議院對於下議院議案的否決權剝奪掉了。丘吉爾本人是世襲貴族，但他看清了英國的未來在下議院，即使被指責為“玷汙門庭”也沒有動搖，反而“攻擊”說：“供養貴族是整個文明世界的艱苦工作。”
他們對於特殊利益集團的抨擊，不僅體現在口頭上，也體現在行動中。英國上議院的否決權被剝奪，其根由就是世襲貴族為了抵製內閣觸動其土地利益（包含一係列土地稅措施），不惜破壞持續了數世紀的下議院獨立的財政立法權的不成文契約後，一番政治較量的結果。而對於小羅斯福1936年在麥迪遜廣場的那場演講，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感慨地說：“讀一下羅斯福在1936年大選前夕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你就會發覺，後世的自由主義已變得何等謹慎、羞怯與溫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資或對富人增稅的人會不厭其煩地向公眾保證，他們心中對財富毫無芥蒂，他們並不是在主張階級戰爭，但羅斯福抨擊那些有錢有勢的罪人絲毫不留情麵。”
當然，塵世中的政治家再偉大，也難逃現實中的兩難困境，難逃曆史條件的約束。比如，羅斯福新政過程中，在1939年以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與南方民主黨人組成的保守黨聯盟，就幾乎終結了小羅斯福將草案轉為法律的能力，1938年的最低工資法是國會所通過的最後一件實質性的新政改革法案。但新政的遺產被繼承下來了，1952年，共和黨人重奪白宮，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一封信中說：“若有任何政黨試圖取消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廢止勞工法與農業計劃，該黨必從美國政治史上消失。”在這位共和黨總統卸任的告別演說中，還不忘提醒美國人民警惕二戰後崛起的軍工結合體這個利益集團。
撫今追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代政治離不開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的叢林中，政治家必然要小心駕駛施政之舟，但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力圖超越於利益集團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之上，在完成時代使命的道路上創造偉業。
本文來自2013年5月13日南風窗
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林肯》也是詮釋現代國家製度的好片，從中可以看到林肯作為領導人的卓越眼光和剛柔並濟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