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留：從鄧公的“寬厚”與“不厚”看習近平與憲政
一月底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恰好和我在麻繩技校的博士導師住在同一個旅館。一次早飯聊天時，老先生回憶起30年前他和一些中國學者交往的經曆。那時他在貝爾實驗室任材料物理部主任，接待了一批來訪的國內學者。給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Hwang的老教授學問很好，早年是德國物理大師波恩的學生，熟知西方文化，但卻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讓他很不理解。
我一愣，隨即問他說的是不是黃昆，得到了肯定的答複。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記得紀錄片《鄧小平》裏提到黃昆先生文革時在北大挨整，是鄧小平把他調到中科院半導體所當所長的。在我們這些文革後出生的小輩的印象中，文革中挨批鬥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海歸”，基本上都是“右派”；像錢學森先生那樣的“左派”似乎到沒吃過什麽苦頭。在青蛙大學讀書時用過黃先生寫的教材，還聽過黃先生的學術報告，一口字正腔圓的英式英語，比旅居美國多年的楊振寧、丁肇中、丘成桐等先生的英語都好。所以我很難想象黃先生居然是堅定的“赤色分子”，嗬嗬。將信將疑中，正好國內半導體所來的一位老教授也來吃早飯，於是向他求證。他的回答著實把我雷著了：“黃先生確實左的很哪，政治上積極，75年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批判過鄧小平呢！”。
後來我上網查證，果然有此事，而鄧公對黃先生倒是很寬洪大量，輕描淡寫道：“他批了我，是我害了他。我那時還批我自己呢！”。黨內有太祖爺和彭老總稱鄧公“厚道”，“公道”，由此看來也非空穴來風。
相對於對待黃昆先生的“厚道”，鄧公對另一位科學家方勵之先生可就是“不厚”甚至“刻薄”了。方先生也是當時的中青年才俊，據說12歲就加入了共產黨外圍組織，19歲入黨，40多歲就是學部委員，科大副校長，也算是“又紅又專”，結果一句“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就把鄧公給電著了。對比鄧公的“厚道”與“不厚”，他判斷的標準是什麽呢？
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凡對黨的領導不構成威脅的，也構不成犯罪的，無妨“厚道”一些，用共產黨的話說叫“人民內部矛盾”，“和風細雨”；凡可能對黨的領導構成威脅的，絕對不能厚道，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敵我矛盾大大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幹活。這就是共產黨說的“黨性”吧。
由此可見，“偶黨”選擇的接班人，必須是“黨性”很強的；毛看中了鄧恐怕有此因素，而鄧要罷黜胡趙兩位總書記也是鑒於“黨性”的考量吧。由此也可以推斷，習總也是黨性很強的人，所以他說軍隊要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樣說來，似乎平反八九學運和憲政民主的事情都要泡湯了？
我看不盡然。習仲勳先生是反對軍隊鎮壓的，說明他根本不認同八九學運是以顛覆共產黨統治為目的的；習總當時不在北京，他對八九的認識恐怕會受到他老父親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傾向於認為他也不認同八九學運是顛覆活動，和前蘇聯解體不可同日而語。既然不認為是顛覆活動，那就有“寬厚”的餘地，至少“天安門母親”的那些無辜死難的孩子們是可以平反的。那些好心去勸退而不是煽動學生滯留廣場的人也應該會平反，其實當時劉曉波先生都因這一“重大立功表現”而被免於起訴呢。當然他可能也做了一些“承諾”，以他的性格自然沒有履行，後來還被抓住了接受美國資助的把柄，於是終於被偶黨“老賬新賬一起算了”。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關於平反的時間，我看至少得等到某些為老不尊的人去見馬克思以後。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是為長者諱，他們在世的時候是不會給他們難堪的。更不可能奢望他們“懺悔”---某些回憶錄已經把自己的責任推的一幹二淨，盡管掩飾不住內心的恐懼。好在時間也不長了，也就10年左右吧，我們還可以等得到，不用擔心。喜歡陳老總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得報銷！”。
既然說到了八九學運，忍不住筆走偏鋒，先岔開話題聊聊蘇聯的解體。萬老那一輩的民主人士大多對此評價很好，而我們這一代人卻大多對此評價很差，雖然絕大部分人是民主派。我到美國後跟俄羅斯人、美國人、德國人都聊過這個問題，他們對俄羅斯的轉型也評價不高。道理很簡單，一是轉型付出的代價太大，老百姓吃了太多苦頭；二是付出了這麽多其實還是沒有從根本上實現轉型。
蘇聯解體可以說是《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觀點的又一個佐證，即一個專製政權往往不是在它最壞的時候，而是在試圖改良的時候崩潰的。我最初是了解到這個觀點是在讀本科的時候，上了一門選修課《西方思想史》，當時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戈爾巴喬夫有政治體製改革的眼光，但缺乏相應的政治手腕，結果老百姓不滿意，保守勢力更是不滿意；腹背受敵，必然倒台。無怪即使是民主派的胡公耀邦也說他是“冒失鬼”。個人覺得蘇聯解體不能單純理解為民意的推動，更重要的是上麵有一個比老戈更激進的實權派鐵腕人物老葉，他恰到好處的利用了民意，奪了權。
老葉是個典型的沙皇式的人物，他選中的普京與他同類，有點像彼得大帝，“以野蠻征服野蠻”，這對民主轉型絕非福音。老葉把總理的位置當玩具，隔幾天換一個；普京把憲法玩弄於鼓掌之間，已經實際掌權12年，還要把總統任期延長到6年，這樣他至少統治俄羅斯18年，很可能玩到20年以上。他還努力打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製造個人崇拜。我們可以稱其為“準獨裁”統治，有點讓人想起即將被製成臘肉的查韋斯。基於此，我認識的美國人裏沒有人認為俄羅斯實現了民主。這就是民主製度產生獨裁在21世紀初的翻版，其原因就在於企圖在一個封建傳統深厚的國家一蹴而就。
再說說俄羅斯的經濟。這些年俄經濟增長確實很快，但留意一下就可以發現這主要是靠俄羅斯的資源。按說前蘇聯那麽雄厚的科研實力，很多重要的應用科學領域曾經和美國科學家分享過諾貝爾獎，在市場化後俄版的“潤北萬”們應該可以如魚得水， 完全可以創立很多高科技企業。結果恰恰相反：俄羅斯現在淪落得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靠賣資源來維持經濟的增長。究其原因，一是蘇聯解體後人才大量外流，二是前共產黨的高官們組成的寡頭集團壟斷了經濟命脈，官僚體係沒有得到有效的改革。一句話，付出了沉重代價，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基於蘇俄的經驗教訓，我認為政治體製改革是可取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比失控翻車要強很多倍。但另一方麵，原地踏步是沒有出路的，必須積極努力，“不怕慢，隻怕站。”，任何人想逆曆史潮流而動必然會被淹沒。習總最近在俄羅斯的演講也提到了“曆史潮流”的問題，那麽在“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黨性”原則下，他到底能順應曆史潮流走多遠呢？
網上有很多人認為他大概一步也走不動，理由是一黨製下憲政民主幾乎沒有什麽發展空間。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事實上，一提憲政民主，網上就有某些人祭出“四項基本原則”加以否定。可是仔細想想就可以發現，其實這裏麵的回旋餘地比看上去要大得多。如果習總及其團隊的政治眼光和能力能達到“專業八段”以上，還是可以“螺螄殼裏做道場”，在看似“沒棋”的地方“出棋”，拉開政改序幕的。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並不是憲政民主的“緊箍咒”。
先說“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源泉”。馬恩何曾否認過權力需要製約，否認過三權分立的思想呢？正相反，他們終其一生與之鬥爭的正的是德國（普魯士）的專製製度。稍微動動腦子就可以想到，馬恩作為繼承和發展黑格爾、孟德斯鳩的衣缽，集當時西方哲學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他們怎麽可能去否定那些西方思想史上的精華?! 馬克思主義本身難道不是西方思想嗎？關於這點，有專業人士的論述，可參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22754478.html。
想可持續發展，避免暴力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嗎？馬老祖師早就指出了一條明路：他在評價英國的憲政時說“街壘不是必要的，因為那裏的無產者隻要願意就可通過選舉取得勝利”。恩老祖師晚年也力主通過議會民主來實現社會主義。所以憲政民主的道路，其實也就是大“馬路（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一部分，照著走就是了！
那麽為什麽在很多人印象中，馬克思主義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不兼容呢？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傳入俄國中國等有深厚封建專製傳統的國家的時候，被當地封建大醬缸裏醬出來的土著們自覺不自覺的斷章取義，“閹割”成了專製體製的“太監”。鄧公曾經說要“完整準確的繼承毛澤東思想”，並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分割開來，這很好。現在不妨提倡“完整準確的繼承馬克思主義”，把關於個人自由和憲政民主的部分補充回來，實踐馬老祖師的名言：“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再說下一條：“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好得很，我們現在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有人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歐洲和日本都比我們更接近馬恩理想中的社會主義，連著名的“毛左”孔慶東去了幾次日本之後都在博客上感歎日本是“和諧社會”，中國與之相比還差的遠。可惜他就沒想過這個“和諧”並不是靠毛左的思想和辦法來取得的。如果能向這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方向進化則求之不得，而憲政民主正是其必由之路。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鄧公的原話是“無產階級專政”，寫進82年憲法時遭到多數人反對，鄧公順應民意，去除階級鬥爭的味道，改成了“人民民主專政”，這本身已經是一個進步。既然是“人民民主專政”，一個起碼的要求就是對國民民主，對外敵專政。這點美國做得最好，所以可參照其樣本，酌情改良，但堅決不能搞質量低下的“山寨版”。:-)
“堅持黨的領導”---要想能夠“hold得住”黨的領導，就得順應曆史潮流，一要推進黨內民主，二要讓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政議政，加強輿論監督。關於黨內民主，連赫魯曉夫這樣的“大老粗”都有過搞“共產工人黨”，“共產農民黨”的想法，自稱要“與時俱進”的偶黨不應該不如50年前的“蘇修”領導人吧？既然太祖爺都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那就得給大家一個公平競爭的場所，曆史雄辯的證明靠路線鬥爭是不行的。關於民眾參政，幾年前一些部門開始搞聽證會，這是個進步，應該堅持下去並發揚光大才是。如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學曆史出身的王書記應該最清楚其嚴重後果。人大政協要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才是，不能光鼓鼓掌吃吃飯說點不痛不癢的廢話。這兩點都在憲法框架之內，與憲政民主一點都不矛盾。
綜上所述，即使在“一黨製”的前提下，憲政民主在中國依然有相當的發展空間。能否執行，取決於上層到底有多大的緊迫感、決心和智慧。中國的政治人物大都“城府很深”，很難讓我們這些小民看得清楚，而習總的領導班子上台伊始，更是難以馬上判斷他們到底能有多大作為。有些朋友對“前三十年論”，“男兒論”，“道路自信論”很失望；可另一方麵，即使他們真的想推進政改，從玩政治的技巧上來說也不會急於馬上就在言論上獨樹一幟，搞得樹大招風徒增阻力吧。“行勝於言”，我們還是靜觀其行動吧。
與習總在政治上的四平八穩呈鮮明對照的，是李克強在記者會上高調推進政府部門精簡放權，頗有點“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味道。簡政放權確實是入手政改的正道，但是麵對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其推進會很困難，就看他有多大能量了。80年代偶還是小屁孩的時候就經常聽電視裏說“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現在都“奔4”了，這方麵的進步還是有限。這一點，習李二位必須拿出“犀利”的手段，否則還是會不了了之。如果他們執政的前五年能打開一個突破口，就已經是很成功的了。
最後以和那位國內老教授的對話結束此文吧。我跟他聊起國內的情況，說到了很多大家都關心和憂慮的問題，快結束時老先生話鋒一轉：“你過30年再看吧。現在是有很多問題，但和毛澤東時代相比畢竟進步了不知道多少了。再過30年，必然會有更大的進步。”對此我很讚同，我屬於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一代人，從小到大親身感受到大多數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相信國人的能力和智慧可以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再大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在我們這個信息時代，民主的啟蒙和發展會更加迅速，雖然其中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一個“天然去雕飾”的，實實在在屬於我們每個中國人的自由幸福之夢必定會實現。
04/03/2013
謝謝您的評論。
曲折是肯定少不了的，但“螺旋式上升”畢竟也是上升，人類的曆史就是這麽一點一點走過來的。
如柯南道爾經常引用的英國諺語所說的：“黑暗中總有一線光明”（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即使是《二泉映月》這麽悲涼的曲子，結束時的旋律也帶給人希望。這種樂觀與希望正是我們前進的動力吧。
阿留君挺樂觀的分析文章，真心希望這些願望變為現實。
這不是 "發展有發展的問題 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 的翻版說法嗎?
中國真的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嗎?適合的道路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