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馮勝平：中美關係的錯誤：衝動與誤判
中國委員會的偏好
中國委員會是一個由9個參議員9個眾議員組成的兩黨聯合委員會，成立於2000年10月，專門研究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法治發展，每年向國會和總統就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提交年度報告。也許是由於職業偏好，會談開始前，普拉狄克指著會議室牆上的照片，問我們是否與他們熟悉。那是一些中國著名異議人士的照片，其中有劉曉波，魏京生和徐文立。我告訴他，這些人我都認識。他們也許是中國的良心，但決不代表中國未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無論中國發生什麽變化---改革，革命，甚至崩潰---都不會有他們執政的可能。當徐文立宣布民主黨當前的任務是參政、議政、準備執政的時候，他的對象不是他的黨員幹部，而是支持他的美國政府。如果足夠誠實，他應該告訴他的支持人，我沒有可能回國執政，但我會盡其所能，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魏京生知道民主是一種政治製度，但並不知道民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他有太多的霸氣，太少的寬容。相比之下，劉曉波身上似乎有更多的民主素質。問題在於，在一個大多數國民都沉溺於強國夢的國家裏，人民有可能選一個主張中國民主必須先當三百年殖民地的人做領袖嗎？事實是，民主在中國是一個太遙遠的未來。不僅人民沒有準備，領袖人物更沒有準備。去國三十年，筆者見過幾乎所有中國政治反對派領袖，他們中有書生，有梟雄，也 有騙子，但無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普拉狄克和他的同事們顯然不喜歡我的評論。他們無保留地支持中國異議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堅信他們代表中國的未來，而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對他們的善意我不懷疑，但對他們的一廂情願感到驚訝。可以理解，美國希望中國變成一個自由並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民主中國(以下簡稱民國)，不喜歡一個共產黨控製的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中國(以下簡稱軍國)。但個人好惡不是衡量曆史走向的標準，價值判斷不應該成為事實判斷的基礎。
美國不喜歡一個在軍事上崛起的中國，它本能地會支持與中國有邊境衝突的東南亞國家。美國也不喜歡一個不按美國方式生活的中國，它天然地站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一邊。前者是因為地緣政治，後者則是由於意識形態。當菲律賓、印度、日本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時，美國毫不猶豫地站在中國的對立麵；當劉曉波在9-11後宣布“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繼而又與張祖樺等人發起“08憲章”宣揚普世價值時，他們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好感。
謝偉思（John Service，右）在延安。
塵封的曆史——戴維斯和謝偉思的悲劇
深感中國委員會專家們的天真和偏執，我講了一個老中國通的故事。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發生了一場 “誰丟掉了中國？”（Who Lost China) 的辯論，將“失去中國”歸罪於一批老“中國通”——二戰時期在中國工作和國務院內負責對華事務的外交官們。一個不甚嚴肅卻頗為準確的結論是，四個約翰應為美國失去中國負責。他們分別是範宣德（John Vincent），謝偉思(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Davies)，和蔣介石(Jiang Jieshi)。其中兩人——戴維斯和謝偉思——是真正的中國通。戴維斯於1908年4月6日出生在中國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國傳教人員。謝偉思1909年 8月 3日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1944—1945年，他們隨美國軍事觀察小組抵達延安，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過50多次談話。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戴維斯寫道：“中共正在以複雜的心情注視著我們。如果我們繼續拒絕接受他們和支持毫無建樹的蔣，他們就會將我們視為敵人。但他們寧願做我們 的朋友，不僅為了我們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時也因為他們意識到我們致力於造就一個強大、獨立和民主的中國符合他們的民族主義目標。…中共將在中國存在下去。 中國的未來不屬於蔣，而屬於他們。”“如果我們繼續拋棄他們（中國共產黨人）而支持扶不起來的蔣介石，他們就會把我們視為敵人。”與此同時，謝偉思在呈給國務院的報告裏也寫道：“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 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人們的精神麵貌和氣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都坦誠相待，非常友善，沒有任何的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延安沒有警察， 士兵也很少見到，沒有乞丐，沒有極端的貧困，這裏祥和寧靜。然而在重慶，警衛森嚴，人們如臨大敵，場麵異常緊張，奴顏婢膝的醜態到處可見。” 鮮明的反差讓 謝偉思大發感慨：“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日軍）是如此雷同；而我們從不予支持的中共卻又與我們美國人自己這般 相象。真是不可思議！”
但是，美國並非毫無選擇。謝偉思和戴維斯相信，如果對中共表達足夠的善意和支持，美國仍然可以在一個親蘇的共產黨和一個親美的共產黨之間作出選擇。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和謝偉思進行了6個小時的正式談話。毛澤東說：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援助；我們不能冒險與你們迎頭相撞――不能冒險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報告中，謝偉思指出中共及其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的重要作用，建議美國政府把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共軍隊，並充分說明這樣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好處。他們分析說，毛澤東不喜歡斯大林，而自蘇德戰爭爆發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對中共也沒有實質的控製。拒包瑞德回憶，在與美軍觀察團談話時，毛甚至表達了想訪問美國的願望。
放棄意識形態偏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是謝偉思/戴維斯報告的主旨。1945年2月28日，謝偉思在向美國國務院發回的電報中寫道：“依靠這樣一種我們認為是現實地承認中國現狀的政策，我們可望在戰爭中獲得中國所有力 量的合作；把共產黨人拉到我們一邊而不是把他們投入俄國人的懷抱（否則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國參與對日戰爭的話），說服國民黨，它目前明顯為一場內戰而 進行的計劃是不可取的；實現某種統一，這種統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夠為未來朝著充分民主和平發展提供基礎。”
謝偉思/戴維斯的延安報告準確地預見了中國未來。這些報告及時到達了華盛頓，卻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裏束之高閣，塵封長達24年之久。美國政府不僅沒有聽取他們的建議，反而對他們展開了“忠誠調查。”1945年6月6日，謝偉思與賈菲等六人遭到聯邦調查局的逮捕。聯邦調查局搜查了謝偉思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沒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他被大陪審團宣布無罪。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謝偉思戴維斯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他們被趕出國務院，成為美國“丟失中國”的替罪羊。
美國再次麵臨十字路口
同七十年前一樣，美國今天再次麵臨十字路口：到底是支持一個以自由主義為宗旨的民國呢，還是支持一個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軍國？隨著經濟的騰飛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中國正不可避免地從黨國轉變為軍國。美國不喜歡軍國，因為它不符合美國的價值觀。但中國似乎卻別無選擇。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價。軍國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會轉型必須的秩序。民國的支持者主張憲政，軍國的支持者強調富強。為爭奪黨國遺產，他們形成兩大對立陣營——憲政派和富強派：前者的思想基礎是對自由的崇拜，後者是對力量的崇拜。
近期發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凸現了憲政派和富強派的對立：衝突的一方主張自由夢、民主夢、憲政夢；另一方強調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人挑戰習近平，但雙方無疑都想影響他，引導他，並壟斷對中華民族百年複興夢的解釋權。憲政派相信他們代表民意，站在曆史正確一方，掌握中國的未來。富強派認為中華民族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它的夢想，冒然推行憲政派的主張隻會中斷夢的進程，使中國陷入分裂和混亂。憲政派的大旗上寫著“普世價值，” 富強派的大旗上則直書“中國特色。”
世界上無疑有普世價值，否則地球村不會存在。但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則也就沒有中國。盡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其實並無本質的區別。平心而論，普世代表中國的未來，而特色更接近於中國的現實。沒有普世，中國就沒有夢；沒有特色，中國則沒有根。
同七十年前一樣，美國在中國走向民國和走向軍國之間沒有選擇。除非中共崩潰，黨國之後，興起的必然是軍國。它的初級形式是警察國家，最後階段則可能是軍人獨裁。近年來中國的軍費和維穩經費以幾何級數增長，體現了中國社會從黨國到軍國的演變。與黨國不同，軍國注重實力，不講主義；它摸著石頭過河，以金錢和暴力控製社會。作為中國社會最有組織的力量，軍隊注定了要成為黨國遺產的繼承人。軍國不符合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觀，也不同於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解體的先驗模式。但它是中國從黨國走向民國的必經階段。
同七十年前一樣，美國並非毫無選擇；它仍然可以在一個親美的軍國和一個反美的軍國之間作出選擇。明智的政策是放棄意識形態偏見，接受中國未來不是民主國家的現實，對轉型中的中共表達足夠的善意和支持，促其變為一個親美的、逐漸接受普世價值的軍國，而不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式的、反美的軍國。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強大並不一定是對世界的威脅。相反，中國的動亂則肯定是世界的災難。畢竟，中國今天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不再輸出革命。象其它國家一樣，它有富強的權利。
釣魚島衝突——中國夢的衝動
中日釣魚島衝突的實質是中美之間的一場較量。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國內危機，而是夢的衝動。不久前中國完成東風41導彈部署，擁有了可以覆蓋美國全部領土的核能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中國不想再韜光養晦，它渴望強大，實現中華民族百年複興夢。
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但中美、中日必有一戰的說法卻是不負責任的危言聳聽。
中國不想與美國為敵。它在東海釣魚島問題上咄咄逼人，既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迫日本讓步，以拯國內民心士氣，更是習近平實現強國夢的初步嚐試。毛澤東帶領中國站起來；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富起來；習近平無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內帶領中國強起來；這是他的曆史使命。不應忘記，以習為代表的紅衛兵一代是在“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語境中長大的。強國是他們童年的夢，“解放全人類”是他們曾經的理想。盡管歲月流逝理想的火焰已經熄滅，夢卻沒有破滅。圓夢，尤其是圓童年之夢，是一切成功人士最難以抑製的本能衝動。
衝動是魔鬼。毫無疑問，無論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都不想釣魚島衝突演變為一場中日美之間的戰爭。但是，在人類曆史上，由於衝動和誤判引起的戰爭不勝枚舉，其數量很可能超過蓄意策劃的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愚蠢的確比邪惡更可怕。
為了圓夢，以太子黨為核心的中國軍方選擇了曆史上有爭議的釣魚島作為突破點。自去年9月以來，軍方先是利用民間施壓，發動全國反日大遊行，繼而由一批鷹派將軍在媒體上發表戰爭言論，宣稱中日必有一戰，中國必勝。他們以核武相威脅，頻頻對日本發出戰爭警告，儼然一副不收回釣魚島決不罷休的姿態。私下——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卻讓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李先念之女）赴日交涉，告知日方中國的底線無非是雙方共同巡航，希望日方接受。這種三國演義式的權謀在痞子哲學盛行的中國雖然有效，在現代國家關係中則為人所不恥。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中國價值和西方價值的錯位和衝突。
一廂情願的計劃
中國軍方的釣魚島戰略建立在兩個基本假設上：1日本會在壓力下讓步；2即使日本不讓步，擦槍走火，美國也不會幹預。所以，中國有雙保險。
日本會在壓力下讓步嗎？不會。專製製度下的臣民是被嚇大的。天朝政府發威，臣民會讓步。因為他們知道“領導不高興，後果（會）很嚴重。” 所以“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會）躲起來。”但民主製度下的公民不是嚇大的。他們習慣了自由，不喜歡被威脅。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大陸軍方以飛彈威脅。朱熔基聲色俱厲地宣稱：“選舉陳水扁就是選舉戰爭。”結果是替陳水扁助選，促其高票當選。這種心理戰對台灣尚且不靈，對日本勢必更難奏效。對華強硬使安倍在日本國內的人氣驟升。非常可能，象13年前的陳水扁，他正在內心深處感激中國軍方對他的支持。
中日開戰，美國會卷入嗎？肯定會。CCTV軍事評論家張召忠說，中日開戰，中國可以在30分鍾內製服日本，而美國不會介入。就是介入也至少需要六個月。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且不論中國海空軍有無能力30分鍾搞定日軍。就算有此能力，期待美國不履行日美安保條約也是毫無根據的臆測。的確，為東海一無人小島與中國開戰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但是，不履行國家承諾更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兩房實際上已經破產。當時中日等國持有大量的兩房債卷，如兩房宣布破產，經濟上對美國絕對有利；它可以乘機擺脫數以萬億計的債務。美國沒有這樣做。原因很簡單，兩房債卷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美國承受不起失信的政治後果。相比之下，中國人對信用就不那麽重視。缺乏契約精神/不守信用是中國文化的通病。自己不守約，也期待別人不守約，是中國人際關係的常態。反映到國際關係的處理上，這種心態常常造成一種幻覺：認為美國和我們一樣，也不會履行那些明顯對自己沒有利益的承諾。
明年——2014——又是一個甲午年。希望中美日掌國者警之，戒之，不要衝動誤判，重蹈曆史覆轍。
大清北洋艦隊的幽靈在東海徘徊。
1/28/2013
中國並不怕美國，隻是不想現在打仗而已。美國也不會為這個小島來和中國打仗，最多提供後勤支援，你也太相信美國了。
同意樓下各位的觀點。中國對釣魚島的夢，是由小日本喚醒的。普世派從來混淆黑白，為觀點而觀點不打草稿。對這一點的認識，如同樓主對大問題的一貫後知後覺一樣。
這次我也挺一下樓主，他破天荒第一次轉載這篇傾向於“逐步改良”而非“休克療法”的文章。說明樓主開始明白/承認中國的現實：雖說是不改不行，但不能一刀切進行劇改，那樣倒黴的就是老百姓，就是中國本身。
我就不明白如今學者冠冕堂皇的長篇大論何以立論基礎完全無視真實事件顛倒黑白。
最後一段，滿清不抵抗日本就不侵略了？甲午戰爭之前就有日本侵略台灣，甲午戰爭隻之後有八國聯軍和日俄爭奪旅順港的戰爭。甲午戰爭是滿清挑起的嗎。作者能給滿清什麽建議避免甲午戰爭？把日本長期的持續不斷的侵略企圖得逞歸結為中國誤判的錯誤，這就是製造侵華戰爭輿論。日本崇拜的民族英雄大多是侵華戰犯，中國可以避免一時“誤判”，避免不了日本地緣政治有史以來長期侵犯中國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