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論“左派”和“右派”
寡頭主義統治的時候用專製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濟、正常的利益博弈無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既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林達的國外劄記係列，從寫美國的《總統是靠不住的》到寫法國的《帶一本書去巴黎》，都以思想性與可讀性兼具而在讀書界享有盛譽。美國、法國都是老牌民主國家，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筆記》描繪的卻是一個四十多年前在內戰中結下血海深仇的國家如何成功地由專製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故事，讀來尤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製度普遍發生逆轉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導致災難。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但西班牙的情況比較複雜。
從時代來看，西班牙內戰前後的這段時期，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製度受到最嚴峻挑戰的時期。不管東方西方，在凡爾賽體係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國家這時都發生逆轉，變成左派專政或右派專政。甚至原來就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像波蘭，像德國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紀就有所謂的自由選王製，所謂的城市共和、貴族民主製度，這時也發生了專製化傾向。保留下來的民主國家很少，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專政，像布爾什維克；有的是右派專政，像希特勒。
這種左右派專政在今天看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紀初，俄國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就講過，黑色百人團（即所謂的黑幫，俄國的極右翼）和紅色百人團（即所謂的紅幫，極左翼），其實是差不多的，區別隻是他們所處的階段不同。按照維特的說法，極右派是已經墮落的專製主義者，極左派則是處於浪漫期的專製主義，浪漫專製主義到一定時期都會墮落的。今天看起來，東南亞也是這樣的。原來緬共、紅色高棉一些人，當年為理想主義不擇手段，搞得很恐怖；現在一旦沒了理想，唯利是圖同樣不擇手段，販毒、開賭場、綁票……無所不用其極。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衝突特別嚴峻，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於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曆史發展來看，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反饋放大機製。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一樣。寡頭主義統治的時候用專製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濟、正常的利益博弈無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既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訴求
轉型時期的民粹主義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討論民粹主義應該把它和幾個事情劃分開來。第一，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立場，更不等於合理的平民利益訴求。平民階層總是要有它的利益訴求的，而且這個利益訴求無論在什麽時代都有很大一塊可以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立場的理由就在於，民粹主義者與其說是“平民主義”者，不如說是“整體主義”者。他們仇恨的其實是個性、個體、個人權利，不僅是富人的個人權利，也包括窮人的個人權利。民粹主義者往往認為，他們崇拜的窮人或“人民”是一個整體，構成這個整體的任何一個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為這個整體利益犧牲掉的。西班牙戰爭時期左派的內鬥也是以此為理由的，為了“革命”的利益，他們屠殺起自己人來一點也不比對手溫和。俄國的民粹主義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崇拜農民的，但是它崇拜的農民特指農村公社，民粹派認為那些主張單幹的農民是“最危險的敵人”，壓製起他們來是一點也不手軟。他們提倡“整體”，而“整體”又是由他們來代表的。所以不能把民粹主義和平民利益劃等號。在改革時期，尤其是在寡頭主導的改革過程中，堅持平民利益的訴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會農會運動等等，隻要這些運動能遵守“群己權界”，就是一種正麵的製衡。
第二，我們也要把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分開來。歐洲民主左派一般都會提出福利國家的訴求，或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這種訴求在曆史上和民粹主義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對立的。在很多國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曆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論戰。我覺得實際上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麵都是類似的，都是主張自由和民主是有邊界的，也就是嚴複講的“群己權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領域，一定要堅持自由原則，屬於個人的權利就是應該自由的。既不能被專製者個人所侵犯，也不能為所謂的多數或整體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領域，就應該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數意誌的辦法來解決。這兩者是不能顛倒的。民粹主義也好，寡頭主義也好，一個共同點就是“群域無民主、己域無自由”。一方麵以公權力為理由任意侵犯個人領域（民粹主義尤然），另一方麵公共領域又被個人或少數利益集團所把持（寡頭主義尤然）。公共領域沒有公共性，而個人領域也缺少對私權利的尊重。但是從曆史上看，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還有一些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是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的。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這個界限是一定要劃的。但正是因為這種模糊地帶的界限不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所以往往是過了一些時間後又會有一個調整。所謂左派和右派在憲政民主製度下的正常的博弈，實際上是對“群己權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種調整。
簡單來說，比如說幫助弱者或社會保障問題，右派一般認為幫助弱者應該屬於個人領域，應該用自由或自願的原則來處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認為應該是公共領域，應該用民主國家多數決策，切出一塊資源，用公共福利的辦法來解決。到底比重應該多大，並沒有絕對的答案。在一定的時期，通過憲政民主機製，比如說左派上台就會把經濟上的“群域”擴大一點（倫理上則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張在這方麵擴大“己域”，例如同性戀自由等），右派上台就會把經濟“群域”縮小一些（倫理上也相反，右派是要縮小己域的）。但是這種縮小和擴大都有它的相對性。基本領域的群己之分，憲政條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識的。人們對模糊領域的“群己權界”發表意見的權利也毫無疑問屬於個人領域，不管左派上台還是右派上台，這一塊都應該是自由的。通過憲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實行了高稅率，你不能抗稅，但是你對高稅率提出批評乃至主張減稅的言論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輪大家也許接受這個意見，就可能調回來。“權界”雖然會不斷地遊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則就會發生公權力越界，或者公共領域被個人專斷的情況。最重要的是，這兩者不能顛倒。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領域可以擴大，但前提是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必須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稅收、高福利，但隻能在憲政民主體製下，通過“無代表，不納稅”、“無代表，不開支”的方式來操作。否則，如果某些專製者以公共福利為理由橫征暴斂，結果是“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二次分配並不真正具有公共性，這樣就搞成“負福利”了。
不能誇大“民主與自由的矛盾”
前麵提到，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民主崩潰的過程。很多人認為這種憲政製度在當時的毀滅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覺得這種現象不是沒有，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魏瑪共和國通過民主選舉把希特勒選上台，這個民選的獨裁者就把憲政廢除了。但是從當時歐洲絕大部分地區來講，大概隻有德國是這樣，其他國家憲政製度的崩潰都是通過政變、內戰等不民主的手段來實現的。也就是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摧毀自由的過程都是通過專製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擴張沒有邊界的確會對自由構成侵犯，但是我覺得曆史上更常見的，乃至在歐洲的這個時期更常見的，恐怕還是這種非民主的寡頭方式對自由的衝擊更厲害。俄羅斯1917年也是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一幫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組成的議會（所謂立憲會議）如果維持下去會不會也像希特勒那樣行事，這很難說。問題是最後布爾什維克出動軍隊，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組成的議會驅散了。也就是說即使在俄羅斯，也不是民粹主義分子當選的議會通過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顛覆了憲政的，它還是用赤裸裸的軍事暴力，把民選的結果推翻，用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專政”的。應該講，在整個這一時期的歐洲，盡管很少有成功的憲政國家能夠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邊界（即“群域”和“己域”的邊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因此造成了許多坎坷，但是這兩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過分誇張。有些人說，對自由最大的危險就是過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這話反過來講（自由太多破壞了民主）。從這段曆史來看，並不是這樣的，這些國家多數還是或左或右的寡頭（他們往往煽動民粹，但並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時破壞了民主與自由。
防止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反饋震蕩
另外，西班牙的曆史也的確揭示了從傳統到現代過渡時期的一些普適性特征。西班牙是個天主教國家，俄羅斯是個東正教國家，而中國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國家，但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反饋震蕩的過程是很多國家都出現過的。包括我們現在很多人講的“拉美病”，實際上也是指這種現象。“拉美病”顯然不是前段時間很多人說的“新自由主義”能夠解釋的。許多拉美國家在曆史發展的很長一段時期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秘魯的貝拉斯科主義等等，當然也包括最近委內瑞拉的事件。其實過去拉美的軍政府通常也就是這兩種類型的，要麽是民粹主義的軍政府，要麽是寡頭主義的軍政府。
這些事件對中國的借鑒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轉型時期陷入一種民粹主義和寡頭主義反饋震蕩、互為因果的怪圈。轉型時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左”“右”互補，防止“左”或“右”極端勢力的出現。這點在轉軌國家比原來就是搞私有製的國家要更突出。因為轉軌國家什麽資源都是控製在國家手裏的，一搞起寡頭主義來，少數人掠奪公共資源，社會不公往往會搞得很極端。但另一方麵，正因為有“什麽東西都是公有的”這一背景，民粹主義膨脹起來的確會把一切個人領域都衝垮，也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開明而清廉最有利於轉型
另外，在轉型時期，道德資源對理性轉型的意義也是非常大的。因為在轉型時期，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在互相妥協的過程中，的確都需要理性，更確切地說是需要由道義呼喚出來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國人被認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納粹時期也變得那麽瘋狂。人性中是有瘋狂一麵的。呼喚理性是憲政民主轉型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可是在曆史上我們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聰明”就能呼喚出來的，在嘩眾取寵的氛圍中，往往是最極端的人最有號召力，我們也都領教過這種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要避免瘋狂，很難說有什麽萬應良方，甚至也不能僅僅通過總結曆史經驗來解決。因為曆史經驗再怎麽總結，就像昆德拉所說的，曆史是不可能重複的，“隻有一次，等於沒有”。從曆史上看，在一個動蕩時代真正理智的聲音要能夠為公眾接受，它背後都必須有很深的道義資源。如果缺乏這種道義資源，那麽往往越是激進的聲音就越有市場。像南非轉型時期，當時出現那麽多的流血事件，那麽多的衝突，曼德拉這樣的人出來，就能把黑人的激進情緒（如當時“泛非主義大會”、“阿紮尼亞解放軍”鼓吹的）遏製住，一個前提是他原來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誰也不能說他是膽小鬼。如果沒有這種經曆提供的資源，你再聰明，人家能聽你的嗎？
在西班牙民主轉型時期，“左”“右”兩派也都有這樣的人。執政的佛朗哥這一派，像蘇亞雷茲這樣的人，他推動了民主過程，實際上他明知這一進程最後會導致他個人下台，這是要有一種道德來支撐的。而且他在佛朗哥體製內也是個埋頭苦幹、廉潔奉公的角色，從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傳統倫理看，他的個人道德和操守無可指責。這使得對他背離佛朗哥強硬路線極為不滿的保守派無話可說。相反，這些在獨裁體製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裏亞斯等人，卻有不少把柄在蘇亞雷茲手中。這一切加上深明大義的卡洛斯國王的影響，使得佛朗哥體製得以和平轉型。顯然，與如今頗為流行的所謂“腐敗出一個新體製”的說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順利得益於蘇亞雷茲的開明，也得益於他的清廉。
其實從總體上說，在“開明而清廉”、“開明而腐敗”、“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敗”四類統治者中哪個相對有利於維持專製，哪個相對有利於民主轉型？無疑是開明而清廉最有利於轉型。但其餘三者的“利弊”則有爭議。過去有人說保守而清廉最有利於維持專製，所以寧可保守而腐敗，這樣更易動搖專製基礎。開明而腐敗就更好，可以通過“利益引導”促進轉型。這種“腐敗有利論”也許在過去的革命時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時代還有點道理，因為腐敗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說“革命代價”的問題，現代鎮壓技術條件下已不同於冷兵器時代乃至通訊交通落後的火器時代，再腐敗的專製者憑借高技術鎮壓革命還是綽綽有餘，就像當年的薩達姆。而腐敗的“利益引導”也許會有助於把民粹主義專製體製變成寡頭主義專製體製，但後者卻未必離民主更近。相反，基於專製的腐敗利益不僅會強化專製者的“保守”意誌，而且一旦真發生變革，會更可能引發激進的清算（這又反過來使統治者更難變得開明）和民粹主義浪潮，從而使變革後的秩序更難穩定。從東歐和東亞的情況看，也確實是變革前相對更清廉的統治（如波蘭、匈牙利、台灣）比更腐敗的統治（羅馬尼亞、俄羅斯、印尼等）轉型更為成功。因此，開明而且清廉的蘇亞雷茲對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沒的。
過去人們勸說專製者走向民主，往往都說你既有了民主化之功，總會比專製時更得民心，因而會得到更多選票，不用擔心因民主而丟權。但老實說這種話有“忽悠”之嫌。民主製下你做得再好，民眾到一定時候也會不滿意，而希望尋找“更好”的。不可能有“萬歲”的執政者。然而從長遠看，民主化前的執政黨凡是采取主動的，雖然也難免一度下台，但由於擁有更多的組織資源、執政經驗、曆史影響與精英成分，在後來的政黨政治中大都能保持長期的優勢。像東歐民主化時最主動的波蘭、匈牙利前執政黨，雖然一度下台，但其後繼者經過轉型後很快就在“左派複興”中東山再起，至今19年來政壇雖已幾經輪替，總的看來他們還是比當年的反對派執政時間更久，也更成功。而曾經以政變對抗民主化的蘇共，其後繼者再未能重新執政，但俄共作為在野黨還算擁有相當影響。至於當時以暴力鎮壓民主的羅馬尼亞前執政黨，就幹脆灰飛煙滅，不複存在了。西班牙民主化以後，以社會主義工人黨為首、包括西班牙共產黨在內的反對派聯盟也贏得競選上台執政，但轉型後的佛朗哥派（人民黨）很快也迎來了“右派複興”，如今西班牙已經形成穩定的左右輪替格局。蘇亞雷茲雖然民主化後再未執政，但他不僅有功於國家，就是對於他自己的黨而言也是有再造之功的。
負責任的反對派及其領袖
西班牙左派方麵，像西共領袖卡裏略（本書譯稱卡利約）、伊巴露麗這樣的人，他們也是呼籲和平，呼籲理性妥協的。他們是從內戰中出來的，像卡裏略是內戰結束時最後一個從馬德裏撤出的人。這樣的人如果他要煽動暴力，那非常危險，但是他要呼籲理性，他也最有這個道義力量。如果“左”“右”兩邊都有這樣的資源的話，轉型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看林達的書，使我想起28年前讀到的前佛朗哥政權情報機構負責人巴爾達維奧的回憶錄《卡裏略進入西班牙之日》。作者當時與卡裏略分屬敵對陣營，即使在民主化後也處在左右兩端，但他對卡裏略的欽佩仍溢於言表。卡裏略是內戰中最後撤離馬德裏的人，近40年後他又是流亡國外的西共領導層中第一個潛回馬德裏的人。1976年2月8日，在佛朗哥剛去世兩個多月、繼任的阿裏亞斯仍然非常鐵腕，而後來開創民主化的蘇亞雷茲還看不出接班可能時，卡裏略就勇敢地潛回國內在地下領導西共的鬥爭，直到1977年西共在民主化進程中獲得合法地位。
當時西班牙的白色恐怖仍很嚴重，以至於卡裏略們最擔心的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民間極右翼組織”的暗殺，這些人對佛朗哥體製內的開明派都構成威脅，更不用說共產黨。而萬一發生暗殺，由於卡裏略係“非法”回國，西共當時公開說他仍在巴黎，政府也會對“民間”行為不負責任，西共連抗議都不好發動。但盡管如此，卡裏略仍然義無反顧。他認為，為爭取民主化，共產黨人思想不能極端，行為必須克製，但責任一定要勇於承擔。他的戰略是：“從地下狀態就迫使政府逐漸接受卡裏略的身份，以至於不顧個人安危，讓政府逮捕他，使問題複雜化，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政府接受卡裏略的存在，然後再開展攻勢使西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
另一方麵，正是在馬德裏的地下狀態中，卡裏略寫下了他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在這部著作中，卡裏略順應時代潮流，宣布西共與蘇聯模式、與“專政”及暴力革命劃清界限，在“歐洲共產主義”名義下實現了西共的半社會民主黨化。老實說，這兩個方麵如果缺一，西班牙的後來都會有很大變數：如果卡裏略不回國，與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國內西共地下勢力在過渡期的動蕩中會不會亂來，沒人能夠把握。而卡裏略回國如果隻是要乘亂從地下發動暴力革命，那麽不管是“革命”成功後以暴易暴，還是佛朗哥後繼者以鎮暴為名延續鐵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將難以實現。
可見，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成功與“左右”兩邊能出現蘇亞雷茲和卡裏略這樣的優秀人物有很大關係。但是這就意味著，曆史不能從任何必然性中尋求解答。因為能不能出現這樣的人、能不能積累這樣的資源，對於任何一個民族來講都不是確定的。但是我們可以講的是，如果在全麵的轉型之前，這個社會能夠比較鬆動，老百姓的自由記憶、民間記憶，或多元化的文化資源的形成，這一點如果能夠做得好的話，那麽以前的道德資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較好的運用。像曼德拉那樣的人，他坐了那麽多年的牢，體製若把有關於他的信息抹得一幹二淨，大家都不知道有這種人，到了關鍵時期，他的道德資源也就不可能發揮什麽作用。
這種“權力+金錢”的金權寡頭，極大地掠奪著大多數的人利益：土地/自然資源/流通貨幣/社會資源。 這就是今天的“金權專治”。和毛時代的“專治”有別，但又相通。
今天的中國，就是極“右”派登天，用權力和金錢絞合成世界最堅固的、登峰造極的“權力+金錢”的金權寡頭。
“可是在曆史上我們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聰明”就能呼喚出來的，在嘩眾取寵的氛圍中，往往是最極端的人最有號召力，我們也都領教過這種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要避免瘋狂，很難說有什麽萬應良方，甚至也不能僅僅通過總結曆史經驗來解決。因為曆史經驗再怎麽總結，就像昆德拉所說的，曆史是不可能重複的，“隻有一次，等於沒有”。從曆史上看，在一個動蕩時代真正理智的聲音要能夠為公眾接受，它背後都必須有很深的道義資源。如果缺乏這種道義資源，那麽往往越是激進的聲音就越有市場。像南非轉型時期，當時出現那麽多的流血事件，那麽多的衝突，曼德拉這樣的人出來，就能把黑人的激進情緒（如當時“泛非主義大會”、“阿紮尼亞解放軍”鼓吹的）遏製住，一個前提是他原來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誰也不能說他是膽小鬼。如果沒有這種經曆提供的資源，你再聰明，人家能聽你的嗎？”
關鍵時候還是要呼喚一個“聖王”出來，這不是儒家的信條，是全世界共同的價值觀。
“可是在曆史上我們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聰明”就能呼喚出來的，在嘩眾取寵的氛圍中，往往是最極端的人最有號召力，我們也都領教過這種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要避免瘋狂，很難說有什麽萬應良方，甚至也不能僅僅通過總結曆史經驗來解決。因為曆史經驗再怎麽總結，就像昆德拉所說的，曆史是不可能重複的，“隻有一次，等於沒有”。從曆史上看，在一個動蕩時代真正理智的聲音要能夠為公眾接受，它背後都必須有很深的道義資源。如果缺乏這種道義資源，那麽往往越是激進的聲音就越有市場。像南非轉型時期，當時出現那麽多的流血事件，那麽多的衝突，曼德拉這樣的人出來，就能把黑人的激進情緒（如當時“泛非主義大會”、“阿紮尼亞解放軍”鼓吹的）遏製住，一個前提是他原來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誰也不能說他是膽小鬼。如果沒有這種經曆提供的資源，你再聰明，人家能聽你的嗎？”
關鍵時候還是要呼喚一個“聖王”出來，這不是儒家的信條，是全世界共同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