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談近代實業家的曆史角色

張謇


近代實業家在曆史轉型中負起了自己的責任

——傅國湧答《民商》記者陳義歡

《民商》：您曾經對曆史人物做過主角和配角的比較。辛亥革命，軍隊和革命黨人是不是主角，實業家階層是不是曆史中的配角呢？您覺得實業家階層在清末民初的這一曆史轉型期有沒有扮演好自己應該負有的曆史角色？

傅國湧：我所說的主角、配角，是從人物而不是從某一個社會階層或群體來理解，其實也不是從角色，而是從角色意識切入。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主角意識畸形發達。秦始皇時代，項羽、劉邦等底層人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勢，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都是要過像秦始皇那樣的日子。這就是主角意識。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都在主角意識之下展開。辛亥革命時代也是如此，比如康有為就有超強的主角意識，不願接納孫中山，跟他合作；陳其美與陶成章、光複會與同盟會都要爭革命的主角地位。像黃興這樣，有比較好的配角意識，很少見。中國人缺乏配角意識，更缺乏群角意識，主角意識畸形發達，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當中最壞的一個東西。

相對而言，實業家階層在曆史轉型中扮演了比較好的角色，擔負起了自己的曆史責任。比如在上海光複過程中，企業家階層，包括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朱葆三、虞洽卿這些人，立憲派和革命派那時候已經合流，他們成為主要的支柱力量。當時，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革命黨人一籌莫展。可以說，他們扮演了重要角色，擔負起了當時的主要責任。具有全國影響的立憲派頭麵人物張謇和湯壽潛，一個辦工廠，一個修鐵路，原來他們是支持君主立憲的，在曆史轉型的關頭，他們最後都認同了共和，他們的轉向意味著大清王朝失去了可以依賴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全國許多省份，企業家階層在轉型當中多數都站到了革命一邊。南京臨時政府的經費，也是張謇等實業家幫著籌集的。實業家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他們扮演的角色是恰當的，他們既沒有去搶主角的風光，而且民國能夠以和談、妥協告終，以少流血、少犧牲生命的代價達到共和的目標，這和實業家的參與、背後的斡旋運作是有很大關係的。南北和談的背後有張謇這些紳商和當時新興的失實業家階層的努力，才使得革命的結局並不那麽血腥，而是相對溫和，相對有節製，相對有限。隻要在政治上達成創立共和的目標，逼清帝退位，就告一段落，這跟他們是有很大關係的。

《民商》：在甲午戰爭之後，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們對清政府持什麽態度？辛亥革命之後，對新政權他們態度又發生怎麽樣的轉變呢？

傅國湧：在甲午之後到辛亥前夕，是中國第一代民營實業家誕生和崛起的階段。他們對清政府一直抱有幻想，寄予了希望。清政府當時也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實業，頒布了一係列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製訂了這方麵的法律法規，保護民營工商業的發展，這些都是有利於企業家階層的成長的。所以他們對清政府也是支持的。當然，這種支持並不是說他們認同清政府的腐敗。同時，他們對清政府的專製統治模式是不滿的，所以他們不斷地推動政府立憲，要求開國會。他們希望中國能變成一個現代型的君主立憲製國家，而不是過去的帝王集權製。這個過程，他們的政治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國會請願運動當中，他們沒有得到清政府比較有誠意的回應，雖然也把開國會的時間提前了幾年，但是沒有滿足包括實業家在內的立憲派的請願要求，讓他們非常失望。

辛亥春天，張謇曾經有一次到北京，跟攝政王等王公大臣見麵，他當時說，這個社會危機非常深重，必須做出一些變革回應這樣的挑戰，如果不變的話，恐怕要出大問題。攝政王也沒有表示特別的意見，隻是說希望他這樣有能力、有公信力的人能留在朝廷裏。張謇謝絕了，他認為自己的角色在民間，他回民間去可以發揮更好的影響，他認為自己十四年來都在民間做努力。上海實業家沈縵雲到北京的時候曾見了慶親王奕劻，奕劻聽不進他的話。沈出門的時候就歎息說，水將要燒開了，遊魚還不知。他把清廷的王公大臣稱為水裏的魚，為他們感到可憐。從那以後，沈縵雲就放棄了立憲的立場，開始讚同把清朝端掉的革命選擇。

辛亥革命發生之後，可以大體上分為兩段，民國政府正式成立之前這一段，實業家階層從原來支持君主立憲紛紛轉向共和的立場，最主要的代表是張謇等當時的實業家。這個階段沒有什麽特別的複雜性。到了民國政府正式成立以後又分成幾段。第一段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退位之前，這一個多月，南北還沒有達成一致，袁世凱跟南方還在討價還價，南方實業家的態度當然是支持南方政府，同時他們又希望能夠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南北統一問題，而不是北伐、武力的方式。等到南北和議達成，袁世凱當上了總統，實業家的態度又有一些變化。這個階段多數的實業家基本上傾向於支持袁世凱，張謇在袁世凱時代擔任農工商總長，頒布了一係列保護民營工商業的法律法規。從今天來看，這些法律都製訂的非常好，而且非常嚴密。當袁世凱要走向稱帝這一步，他們又選擇了反對袁世凱。這個過程很複雜，可以說，他們在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態度。

《民商》：之前主流包括教科書，評價實業家群體，總認為其作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又有曆史局限性或者妥協性。他們提出的證據之一是，這個階層主張改良，反對暴力革命。對這個您怎麽看呢？

傅國湧：這種評價完全是一種片麵的意識形態評價，非常的粗暴。顯然是把這局限、妥協兩個詞當做是貶義詞來看待。而按今天現代文明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兩個詞。妥協也好，局限也好，如果不是褒義詞，至少也是個中性詞。妥協沒有什麽不好，局限也沒有什麽不好。所謂的局限，就是有限的意思，人是有限的，有限恰恰是符合實際的，無限恰恰是空想的、烏托邦的，是有問題的。過去我們總是把“妥協”看作是貶義，好像是軟弱。其實今天看來，妥協是最必要的，妥協反而比徹底要更好。徹底就是那種很可怕、殘酷、冷血的思維，妥協就是溫和、有節製的意思，是可以讓步的。尤其在社會變革當中，有妥協性和局限性恰恰是好的，是正麵的，對社會有利的。如果把這些詞定性為貶義詞，我們就看不清曆史的真麵目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教科書的依據，說這些階層之所以有局限性或妥協性，是因為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改良。改良這個詞在這裏也成了一個貶義詞。其實改良也是一種革命，它是和平的革命，是一種漸性的革命，暴力是快速，然後是血腥。如果我們把暴力革命的地位抬高到褒義詞的那個層麵，然後來看改良，覺得改良不過癮，改良不殺人。其實我們今天已經完全可以站到現代文明的高度回過頭去看，曆史上盡管也發生了一些暴力革命，比如美國的獨立戰爭，比如英國的光榮革命也有資產階級跟王室之間的武力對峙，但是這些暴力都是有限的、有節製的，它並不是無限的，也不是沒有邊界的，打到哪一步為止是很清楚的，這些戰爭、暴力，甚至可以叫文明的暴力。有一種暴力是沒有節製的，不知道打到哪裏為止，非要把對手消滅不可。中國曆史上大量的暴力革命，陳勝、吳廣、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一直到毛澤東，都是無節製的暴力革命，那就是一種最糟糕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選擇暴力革命，不如選擇改良。

事實上，實業家階層主張改良，而且長期堅持推動清政府走改良的道路，把中國變成一個君主立憲製的近代化國家，這並沒有錯。今天英國和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它們不是很好嗎？這本身沒有錯。但是當辛亥革命發生，人心思變，舉國上下有很多人選擇了要走向共和道路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一味堅持原來的立場，更沒有站在清政府一邊，而是有倒向了共和。如果我們還用以前的思維來評價實業家這個群體已經落伍了，而且不合乎當時曆史的真實。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誕生的時候，在內閣裏麵，張謇就是實業總長，湯壽潛是交通總長，伍廷芳是司法總長，這些人都來自於實業家階層，伍廷芳當時是輪船招商局的董事長。人數不多的內閣總長當中，實業家占了三個席位，可見當時整個革命派群體也是承認他們的貢獻、地位，這才是曆史的真實。

《民商》：清末出了很多派別，維新派，立憲派，革命派，我們發現實業家很多都是立憲派，他們為什麽會擁護立憲呢？

傅國湧：維新派和立憲派是一脈相承的。早期的維新派後來演變成了立憲派。當時是三大主要政治力量：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派。北洋派就是袁世凱所代表的體製內實力派。實業家階層主要是傾向於立憲，這跟他們的所處的處境和職業特點是有相關性的。因為實業家是辦企業的，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需要有秩序，這樣企業才能可持續發展，才能有保障。如果在一個亂世，那他的企業怎麽辦得下去？所以他需要穩定的環境、秩序。這點決定了他希望走溫和的、有節製的道路，選擇君主立憲就是最好的一條道路。當然，他們也不完全像體製內的實力派一樣，認同現行的體製，他們希望體製有所變革，對他們的企業發展更加有利，所以他們不斷的想推動清政府走立憲的道路，權力在國會，他們在國會裏可以擁有議席，這跟他們的出身、處境、階層的特點密切相關。

《民商》：在商業史上，我發現有三個人物：胡雪岩、張謇、盛宣懷，他們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商業運行模式，從您的視角怎麽評價三個人，還有他們代表的商業模式？

傅國湧：其實從時間上來說，應該是胡雪岩、盛宣懷、張謇。他們所處的時代是有點錯開的。胡雪岩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最活躍，他是一個紅頂商人，是一個官商。他的官商，又沒有到盛宣懷那個地步。他的官商是隻擁有頭銜，等於隻擁有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頭銜，而沒有實權的這種官商，他是擁有紅頂，但沒有正式從政的商人。他是完全依附於朝廷的權力，依附權勢才能夠經商，賺到大錢。他並沒有自己創辦什麽企業，然後通過自己的商業運作賺到錢，沒有什麽創造性，完全是一種依附，從國庫裏麵賺的錢。在嚴格的意義上說，胡雪岩根本不算企業家，他最終的目標是紅頂，商業不能滿足他的自我需要。盛宣懷跟胡雪岩又不一樣。盛宣懷首先是官，然後是商。胡雪岩首先是商，然後渴慕成為官，但是沒成為官，隻是依附官得到好處。這是他們兩個的不同。盛宣懷從幕僚開始，因為特別聰明能幹，後來進了內閣成為大官。他這個商是因官而商，不是因商而官。如果離開官的身份，他什麽都不是。他的商是建立在官的根基上的。很有意思的是，盛宣懷辦了大量官企，或者說國有企業。他利用自己創辦、經營國企的便利，個人也撈到了巨額的財富。他盡管很能幹，但辦的企業大部分是虧本的，隻是他個人撈的很多。他經辦的都是一些關係國家命脈的鐵礦、鐵廠、郵政、輪船、鐵路、電報。他得到巨額財富之後，也沒有熱衷於投資創辦一些新式工業，而是開了大量的典當、錢莊這些傳統的容易掙錢的金融業。同時，他又買下了大量土地和房產，這都是過去曆朝曆代地主的做法，根本沒有超越農業社會的眼光和胸懷。他完全是農業社會裏麵的一個官，因官而商，因官而富，他沒有什麽商業運作模式，他的終極追求就是當大官，越大越好，當官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他就是當時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至於張謇，他是一個紳商型的實業家。他首先是紳，因為他有狀元的科舉功名，但他當時沒有當官、沒有職務。他以紳的身份辦了企業，所以他成了紳商。他創辦大生紗廠成功，然後創辦了一係列相關的企業，比如鐵廠、麵粉廠、印刷廠、農業公司等等，同時又創辦了一係列的學校、圖書館、博物苑、氣象台等等。張謇可以算得上是中國的企業之父。他的模式就是以創辦企業帶動整個社會建設。他成了中國近代企業家的楷模、標杆，引領風氣的一個人物。

今天中國社會為什麽那麽多商人，我們平常所說的“企業家”更加追捧胡雪岩和盛宣懷，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他們的骨子裏也想成為官，隻不過通過商來賺錢，商而優則仕，那些當官的也想通過當官發財致富，通過官來謀利，他們的心態是相似的。第二，我們今天所處的內、外環境，跟胡雪岩和盛宣懷的時代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當官的利益是最大的，依附權力的利益也是最大的。作為人，人性中有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所以，對今天中國商人影響最大的是胡雪岩、盛宣懷，而不是張謇。

《民商》：通過查閱史料，我們發現張謇作為一個與各派保持著明顯距離的實業家，竟然成了清政府、民國臨時政府、北洋袁世凱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政權競相爭取的對象，這與胡雪岩等傳統商人在麵對官員時如履薄冰成了鮮明對比，您認為張謇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社會地位？

傅國湧：第一，所處的時代背景發生變化。實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到張謇這個時代已經成長起來，擁有相當的影響力。第二，對於張謇個人來說，他通過辦企業成功，創造了巨額的財富，然後創辦了一係列的公益事業，介入了晚清的一係列政治運動，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望。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角色，在那個時代，他享有的社會聲望是很多官員所無法代替的。他的特殊地位也是那個特定時代造成的：以創辦企業成功，同時又熱切地關懷社會，贏得社會對他的敬重，所以他有聲望，可以稱望重東南。因為他確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想拉攏他。有人說張謇就是那個時代的老娘舅，哪個地方發生什麽事，他做老娘舅去做評判、做裁判員。那是一個轉型時代，從晚清轉向民國，正處於重大的轉折關頭，像張謇這樣具有獨特地位，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實業家，跟新興的實業家階層有血脈相連的關係，同時又是狀元的身份，傳統科舉出身，跟傳統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政治上，他既是清朝的狀元，同時他又有新思想，他自然會成為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包括他跟袁世凱也有千絲萬縷的個人關係，有很多的個人淵源。這些因素綜合就在一起，使得張謇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民商》：清末民初，商會非常活躍。您覺得在特定曆史時期，商會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傅國湧：商會的作用當然非常巨大。比如說很多跟經濟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製訂，是他們所推動的；他們創辦的一係列商會報刊，也影響了當時的社會輿論；第三，商會對於當時新興的各個工商行業，都起了製定規範和標準的作用。同時，他們又關心社會事務，在晚清預備立憲之後的一係列的國會請願運動當中，他們或發揮了主力的作用，或是後麵重要的推動力。當辛亥革命發生以後，商會起了很多安定社會、穩定人心的作用。商會在客觀上對辛亥革命少流血、和平易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商》：晚清政府的商業政策，經曆了官辦、官督商辦、商辦這幾個過程。而我們注意到，就在這個進程中，政府的國有化傾向（也就是國進民退）總是一有機會就卷土重來，您覺得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種局麵？

傅國湧：表麵上是國進民退，本質上是官進民退。每一件事情都有具體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特殊利益集團為了自己小圈子、個別人的利益最大化，這樣的出發點、推動力在起作用。特殊利益集團有追求私人利益的強烈衝動，手中又掌握著決策權，影響力非常巨大，所以，國有化傾向一有機會就要抬頭，而且有時候會造成重大危機。不僅在晚清，而且進入民國主要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可以多次看到。國進民退是很可怕的東西，因為它本質上就是壟斷集團要攫取最大的利益，所以本質上是官進民退。

《民商》：清末新政，後來盡管發生了辛亥革命，但是扶持工商業政策，一直到了民國之後，相當長的時間都能得到繼承甚至發揚。您覺得什麽原因？

傅國湧：其實繼承的不光是工商政策法規。在言論自由和其他社會層麵，從晚清到民國都是自然過渡，都是直接的延續、傳承，中間並沒有隔斷，因為沒有經曆急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社會動蕩和暴力革命的衝擊。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非常有節製的有限革命，它隻是一場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就是皇帝下台創立民國。它沒有破壞整個社會結構，也沒有破壞原來的一些好的東西。沒有摧毀原有的整個社會秩序，紳還是紳，商還是商，精英階層還是精英階層。沒有把某些社會階層打倒在地，踏上一萬隻腳。一句話，辛亥革命沒有經曆血腥的輪回，沒有經曆暴力摧毀性的改變。所以，晚清到民國是自然延續，包括一些商會組織也延續下來了，工商業的法律法規都延續下來了，中間的過渡痕跡是很不明顯的。

我在《百年辛亥：親曆者的私人記錄》中說，辛亥革命真正完成的隻是三個詞：一、剪辮，把辮子剪掉了；二、易幟，就是把黃龍旗變成了五色旗；三、改曆，把農曆改成了陽曆。當然民國也成立了，但空有民國之名，沒有名副其實，其他的也沒有名副其實。中間有許多從晚清一路延續下來的東西，晚清與民國之間沒有一條分明的界限，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

本文來源：傅國湧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