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衛群：“卞仲耘校長銅像揭幕儀式”觀後

匡衛群：“卞仲耘校長銅像揭幕儀式”觀後

　　近日又認真看了一遍卞校長銅像揭幕儀式的光盤，才敢寫下一點感想。

　　一位作家說過，每一部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但是，在文革那段曆史麵前，一切文字都顯得蒼白無力，那實在是一個難以記述的悲慘世界。要真實記述那個時代，不但需要正直和良知，還需要深刻的思考與敏銳的洞察力，更需要太史公“人固有一死”的勇氣。然而，做齊簡晉狐的史官難，做含淚勸民的佞人易。因此，在一片盛世的升平聲中，在“文革”已成敏感詞而被屏蔽的今天，能夠看到這樣的一部振聾發聵的片子，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

　　是的，這是我看過的記敘文革的影視片中，最令我感動的一部。雖然它隻是記錄了一個銅像揭幕儀式，但是那些參加者的發言，和一幅幅曆史畫麵，又將我帶回那個慘痛的日子。為了寫《食指》，我已經將那個日子爛熟於心；但是，再次麵對卞校長浮腫的遺容，聽到學姐們泣不成聲，我依然難以抑製心中的悲痛。它是沒有大家的大家之作，足以與那部《我雖死去》相比肩。全片的解說生動準確，畫麵簡潔流暢；小林先生的詩歌，滿裏先生的配樂，平英學姐的朗誦，都已臻化境。更寶貴的是幾位學姐對“８。５”事件的反思，從國家民族層麵，解剖當年自己，也解剖今世人倫，引人深思，發人深省。沒有幾十年滄桑歲月的積澱，是寫不出這樣泣血的詩歌和文字的。如果我是母校領導，我會要求學生們在開學時都看一遍它，讓他們永遠記住，在這個聖潔的校園裏，曾發生過怎樣的邪惡！而在邪惡發生後，他們的前輩，曾以怎樣的良知和勇氣，直麵地上的鮮血，做出真誠的懺悔與反思！

　　“黃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綠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對於母校學生，這段話實在是應該終生銘記的校訓！

　　我很佩服高寧學姐說的話：“我們也是這件事發生的一個根基。所以今天我們有義務有責任用我們的行動去懺悔、去譴責、去反思，這是我們對社會的一份承諾與擔當。”

　　“對社會的承諾與擔當”，擲地有聲啊！

　　一個不會反思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在同一條河裏淹沒兩次，上天不會再救你。痛定思痛，回首我們親曆的那個年代，我們該反思什麽？

　　上周重讀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裏麵有段話，簡直就像專為一百多年後的中國所寫的。恩格斯在分析曆史事件發生的動因時這樣說：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曆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麽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曆史變遷的行動。探究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曆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恩格斯指明了關鍵所在：要弄清是什麽使中華民族在十年文革中全體瘋狂，就要弄清是什麽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的頭腦中。簡言之，那時的我們和那時的領袖，在追求什麽？要實現什麽？那時我們所追求的，是從小就被父母和國家灌輸的人生終極目標：實現“共產主義”。領袖又告訴我們，實現這個主義的最佳途徑，就是階級鬥爭，就是反修防修，就是挖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不打倒他們，這一事業就會夭折。因此，當大多數學生對“分分學生的命根，考考老師的法寶”滿腹牢騷時，領袖扔出的一粒火星，就足以引爆怒氣鬱積的火山。革命激情與崇高理想，成為紅衛兵運動的催化劑，而暴行一旦披上神聖的外衣，天使也會變成魔鬼。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悲哀。

　　而領袖所畢生追求的，不也是那個“烏有之鄉”嗎？雖然事後看，他發動文革的初衷，是要打倒劉，奪回失去的權力，但是從根本上說，他還是為了實現“環球同此涼熱”的夢想。權力與夢想交織，實現夢想必須手握大權；“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力就失去一切”，對這個鐵血法則，他當年在中央蘇區被排擠受打擊時，就有切身體會。在中國鬧革命，自然要遵從中國特色的遊戲規則。這個規則的第一條是“朕即國家”，用俗話說就是“老大說了算”。領袖沒當上老大時，連顆星星都不是；一旦當上老大，就成了紅太陽。規則第二條是“黨即法”，黨的決定就是法律，黨的領袖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規則第三條是“成王敗寇”，或者說是“你死我活”。凡黨內鬥爭的失敗者，無不“身敗名裂”。領袖一生視權如命，因其深知規則之無情。在這套規則下與天與地與人奮鬥，最終演繹了十年內亂，這是領袖的悲哀。

　　而領袖以下，從劉主席，到我們的父母，對這套遊戲規則又何嚐不是奉為圭臬？從延安整風，到開國後反梁漱溟、高饒、胡風、反右、批彭黃張周，一直到文革，父輩們不都是虔誠地按照遊戲規則，跟著老大鬥來鬥去嗎？劉主席在文革中挨鬥時，拿出憲法小本，高呼自己是國家主席，受憲法保護；他忘了按照規則，隻有老大才有揮舞憲法與黨章的權力；他也忘了那些胡風分子和幾十萬右派們，當他們的信件被查抄、日記被沒收、人格被汙辱、因提點意見就身陷囹圄，或被發配夾邊溝化作枯骨時，憲法何在？公理何存？而卞校長，當她屢遭批鬥，受盡羞辱，預感到性命不保時，她唯一能做的隻是給上級黨委寫信訴苦，而不是狀遞法院尋求保護。這不是她愚昧無知，她清楚地知道，按照規則，除了黨，沒人能救她。這是卞校長的悲哀，也是我們父輩的悲哀。

　　十年內亂結束後，我們的父輩終於明白，不但那個主義遙遙無期，就連“小康”的門坎，我們都距之尚遠。黨糾正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實現了社會的進步。但是，在總結領袖所犯錯誤時，重在評定功過是非，對原則問題卻輕描淡寫，因為中國需要新的“英明領袖”，而新老大隻能按老規則產生。鄧大人主政後似乎有改變規則的想法，但實踐證明，他若不當老大，連經濟體製改革都可能夭折，改變規則不是簡單修改一下黨章憲法，它涉及整個國體政體，正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六四”之後，他不得不收起改變規則的念頭，一心推進市場經濟。他在這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於規則未改，政治上的隱患日益顯露。在開國元勳相繼謝世後，像領袖那樣的絕對老大已不複存在。自上而下的製約逐漸弱化，權錢交易的誘惑不斷膨脹，使得許多小老大越來越為所欲為。貪汙腐敗猖獗和貧富差距加大，正成為民怨火山的兩個突破口，隨時可能會猛烈噴發。人們發現，現狀與曆史竟日益契合；社會轉了一圈，似乎又要回到文革的起點。

　　更可怕的是，一些投機者敏銳地察覺了民心可用，重彈階級鬥爭的老調，呼喚回到毛時代，鼓動弱勢群體揭竿而反。其目的，不過是想自己當個小老大。而他們共同為之造勢的薄侯，也正做著“時勢造英雄”的老大夢，想在政治搏弈中占領製高點。平心而論，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兵，作為政治家謀求最高位置並不錯。但不能走回頭路，重蹈領袖覆轍。薄父文革中十年冤獄，薄母自殺身亡，薄侯會對文革一往情深？無非是看到民怨可用，遂“頒新政，恤民情，吟舊歌，整吏製，興新獄，殺舊吏，剿豪強，禁訟師”，雖權傾一時，但靠個人崇拜和“群眾運動”為自己造勢，終逃不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規律，反而又一次落入“成王敗寇”的曆史漩渦，這是薄侯們的悲哀，卻是人民的福音。事實證明，曆史是在螺旋上升，絕不會回到文革的起點。薄侯的倒掉，昭示著一個曆史時刻。在這個特殊時刻，看到這張“警世通言”，感慨良多。正是由於對文革的反思不徹底，對規則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才為薄侯的舊調重彈提供了條件。如果當年的紅衛兵，無論是否施暴，都能像學姐們這樣真誠懺悔，深入反思，勇敢探索。我相信，產生暴力的土壤定將清除，束縛父輩的規則定將改變。看看海峽那邊的變化，便知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創建了一個新中國，卻沒能完全結束專製體製，這是時代所局限，我們不能苛求。而我們已經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我們有責任也有能力，為建設一個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國而奮鬥。學姐們為卞校長所做的一切，正是為這座宏偉大廈所添加的一磚一瓦，不但惠及當今，還將澤潤後世。

原載《記憶》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第８４期

[goodbye]

宋要武還躲在波士頓嗎？

[京華人]

好文章！發人深省！

[zWiserman]

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無為人；...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