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榮劍：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
1、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
理性地客觀地說，執政黨目前麵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核心是合法性危機。何謂“合法性”？政治學者俞可平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解釋，我認為很恰當。他在《財經》雜誌（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認為，合法性“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它與法律規範沒有直接的關係，從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東西，並不必然具有合法性。隻有那些被一定範圍內的人們內心所體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學中所說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源於人民的授權， 來源於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現在執政黨也是反複強調，權為民所賦。這說明，在原則上、法理上，執政黨是完全承認它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認可和同意。問題是，人民以何種方式予以認可和同意呢？
執政黨目前的執政地位，是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後自然延續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能夠徹底摧毀國民黨強大的軍事機器，推翻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條件下，戰爭是解決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徑。但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繼續通過暴力的或戰爭的方式加以解決，而隻有走憲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絕大數國家，都是通過憲政民主製度來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即使是那些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其世俗政權的合法性依然是來自於人民的自願抉擇。中國的問題在於，從形式上看，執政黨並不缺少人民的授權，人民代表大會每年例行召開，名義上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而實際上，人民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形成、運行、監督和處置並沒有實質性的授權委托關係，執政黨的合法性是依靠傳統的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和其他方式得以維係。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下，執政黨的統治能否達到善治狀態，能否長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現在是否應該有結論了？
2、權力失控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理想，社會在生產出龐大的國家機器之後，最終是要把國家送入到曆史博物館，與青銅器和紡車陳列在一起。這個理想何時能夠實現，現在還無法預測，但馬克思一生都在強調的限製國家權力、控製國家權力的思想則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實際上，這也是啟蒙時代以來符合人類進步的共識，馬克思的思想敵人，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到密爾，他們都主張，要把國家公權力關進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不能把它放出來，讓它為所欲為。經過人類近二百年的政治實踐和不同的政治製度的比較，限製國家權力和控製國家權力的思想已經成為憲政民主製度的主要訴求。但是，這個訴求的現實性對於中國而言看來還為期遙遠，國家權力過大，過於集中，不斷越界侵入社會領域，幹預民間生活，非法剝奪私有財產和私人利益，已是當前的主要製度弊端。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帝國曆史的超大型國家，國家權力一直超常發展，國家權力觸角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國家和社會幾乎完全重疊。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製定改革路線時，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個話已經切入到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核心，即國家權力是有邊界的，不能越權進入社會領域。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權力過大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是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日趨膨脹，各級政府掌握著巨大權力和資源，熱衷於各種開發計劃，直接決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運行，不僅製造出一係列後患無窮的環境、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成為當前社會政治轉型的最大障礙。在社會日趨自主發展的時代，國家主義的製度安排還能走多遠？
3、製度性腐敗問題
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能否徹底根治腐敗？現在看來已經是一個偽問題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曆經三代領導人，對於遏製黨內腐敗現象，不可不謂高度重視，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在各種重要場合反複對社會作出莊嚴承諾，在製度安排上也竭盡全力，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有效製止腐敗的蔓延，徹底根治腐敗現象。但是，事與願違，執政黨的腐敗現象在近三十年裏不僅未見絲毫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幾成不控之勢，其惡性化的廣度和深度，中國曆代曆朝恐都鮮見。對於執政黨腐敗的嚴重性，社會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識，可謂同仇敵愾，人神共憤。盡管如此，在執政黨的統計學中，曆來將腐敗分子歸類為一小撮，將他們排除在絕大數優秀者之外，把他們的腐敗行為視為個人行為，無損執政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這樣的解釋何以讓人信服？
權力何以失控？權力何以腐敗？這在政治學原理上已不是難解的秘密了；不受製約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已是被曆史反複證明了的真理。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也明確認為，現行黨和國家製度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麽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為此，他還列舉了這種製度弊端的主要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麵，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複，壓製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鄧的這個講話，在執政黨容許的範圍內已經講到極致了，對執政黨製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謂明察秋毫。以他這樣的地位和權威，把話說的這樣重，理應有所成效，為何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已經被充分認識到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4、道德危機問題
中國的道德係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欲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醜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淨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這意味著，中國在缺失了製度約束和法律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失去了道德約束。一個缺失製度、法律和道德約束的國家，會有前途嗎？
中國整體性的道德潰敗何以會發生？中國道德危機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從三個方麵加以觀察。首先，執政黨傳統的道德資源幾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紅色動員、雷鋒精神、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寡欲樸素為內容的革命化道德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這些年來執政黨反複提倡諸如“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精神文明建設、學雷鋒、發揚主旋律、唱紅等各種活動，幾乎毫無實際效果。在新的時期，執政黨陷於傳統意識形態，不能因應市場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無法引領中國的道德重建。其次，執政黨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沒有垂範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各級官員的行為，大量的腐敗現象既是觸犯法律，也是道德淪喪，執政黨的道德狀態要大大低於社會一般的道德水平，國家和社會道德危機的總根源其實是在執政黨內部，是其製度性弊端的必然後果。第三，中國傳統的道德係統被紅色的革命化道德徹底摧毀，原來維係社會正常人倫關係和秩序的道德資源，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侵蝕下已難以為繼，與憲政製度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建設又在現實中被一再阻止。舊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無從建立，社會處在道德的真空狀態。在此情況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傳播問題
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夠設想中國的所有電腦全都死機後會是一個什麽後果？對於言說——信息傳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國古人高度重視，謂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說過，要讓人說話嘛。但是，現在看起來很不正常的是，人們不能自由地言說，不能自由地傳播信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在執政黨的信息傳播上，公開主張是“說真話”，可見有過謊言連篇的時候，有過真相和謠言糾纏難分的時候。人民對各級政府的態度，主要取決於對政府言行的判斷，當政府的發言人一再閃爍其辭時，政府的公信力實際上是在自我消解。一個責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開。和政府不說真話相配合的另一麵，是限製社會的信息傳播，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種方式限製著。問題是，在互聯網時代，傳統的言論限製方式還能繼續有效嗎？
必須清醒地看到，互聯網是人際交往領域最偉大的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際交往和信息傳播的方式。人際交往從個體到群體，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國家到地區到全球，這是一個人類交往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互聯網的出現，人際交往還從實體領域進入到虛擬領域，直接進入了人的心靈和思想，這使得原來控製人類交往的那些傳統手段和方式，比如製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無法阻擋。互聯網的本質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的交流，是民意的表達，這是憲政民主製度的精神條件。人的思想和心靈是比製度更強大的力量，它最終是不可控製的。當信息不可控製，知識不可控製時，那就意味著無法再繼續實行愚民政策。在一個主要資源無法控製的情況下，社會的信息傳播製度應該怎麽安排呢？
6、司法獨立問題
近十年來，中國的情況可謂是“發展很迅猛，改革無進展”，尤其是在關鍵領域，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治體製改革基本上是流於空話，光說不練；司法領域是全麵倒退，法治建設舉步維艱，完全沒有落實執政黨在“十六大”上製定的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執政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麵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維護法製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拓展和規範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加強法製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製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現在可以拿司法領域的實際情況和十六大報告的上述觀點逐條對照，有哪一條真正落實了？重慶“打黑”中暴露出來的一係列問題，絕非是重慶的個別現象，其實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貴陽小河區法院至今還在表演公然踐踏法律的鬧劇，其違法行為在眾目睽睽之下居然無法遏製，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顧這些枉法違法現象，主動或被動地為其背書，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的應有表現？
毫無疑問，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實質是法大於一切，任何個人、組織或政黨，都隻能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受到法律的約束。離開了司法獨立，法治國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根源就在於沒有司法獨立，缺少合法性的製度安排，政法委統一領導“大三長”，“大三長”統一協調辦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執政黨的意誌為最高準則，黨大於法，政大於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規範，而是淪為執政工具、維穩手段。為維護執政黨的利益，司法部門公然提倡“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唯獨不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律師辯護製度不能有效執行，公民各項權利得不到保障，公權力對公民的各類侵權行為之所以屢屢發生，完全是因為沒有建立法製的統一和尊嚴，放任公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司法不獨立，法治國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會問題
公民社會的培養和壯大，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公民的自組織化運動，是公民自治的體現。由於涉及到執政黨對任何組織化行為的天然警惕和防範，公民社會建設並沒有被納入到執政黨的製度設計和安排之中；相反，從傳統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公民社會視為西方製度的一個方麵而加以拒斥，不主張，不研究，不實踐，對民間自發形成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化社會行動多有限製。這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鬥爭思維慣性，是統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為隻有將社會置於分散化或碎片化狀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統治，把社會的無組織化一廂情願地視為執政黨長治久安的基礎。問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究竟哪一種社會狀況更適合中國的長遠發展，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適合執政黨的治理和轉型？
中國自秦以來，一直是一個權力垂直型安排的社會結構，從中央到郡縣一以貫之，沒有中間社會體，不像歐洲，是一個權力橫向配置的社會結構，在王權之外，還存在著貴族、教會和城市等不同勢力。
由於缺少中間層，中央集權的製度安排，體現的是最高統治者對社會底層的直接統治關係，沒有中間過渡層和緩衝層，底層一片散沙，看似超穩定結構，但是一旦陷入動蕩，社會無組織的力量會在瞬間形成強大的破壞力，社會變革以革命形式出現，形成革命和專製的周期性震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來自於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中央集權製度的必然後果。公民社會建設，本質上是擴大社會的中間層，以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通過社會自組織化途徑，構造社會理性和穩定的秩序，形成社會協商對話機製，對上限製公權力的侵權和擴張行為，對下引領社會底層力量從無序進入有序，上下雙向遏製極端性行為，由此奠定憲政民主的社會基礎。執政黨目前麵臨的選擇：是主動引領和培養公民社會，形成和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推動中國以改革的方式解決轉型問題？還是繼續實行限製公民社會政策，放任社會的無組織化狀態，進而被迫把全社會逼入到傳統的革命動蕩之中？
8、地方自治問題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執政黨六十多年的執政曆史中，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毛論十大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位列其中，可見執政黨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曾經實行大區製，這既是為了擴大地方自主權，也是防著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這樣的製度安排，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實際上，在毛時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問題，毛是高度警惕所謂地方分離主義，背著這個罪名下台或去職的地方大員為數不少。到了改革開放階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觀上有了很大提高，國家發展經濟的動力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得以實現。這幾年，地方湧現出多種發展模式，比如“重慶模式”、“廣東模式”、“浙江模式”、“江蘇模式”，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各行其是，中央樂觀其成。但是，這些改變僅僅限於經濟領域，涉及事權、財權，最關鍵的人事權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裏，作為綜合性的地方自治實驗，尚未破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區差異極大，地方發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製度上究竟應當如何安排？
中國在曆史上已經經曆了兩種不同的製度。西周封建製，是橫向的權力配置，實質是權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義，最後是六國分裂。秦統一中國，以中央集權製取代封建製，實質是權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統主義。劉邦立漢，最初是想實行郡縣封國並舉製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權結合起來，但七國內亂之後，這個製度實驗即宣告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製度意義，中央集權專製始終居於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在缺乏憲政的條件下，封建製所代表的地方主義和中央集權製所代表的大一統主義，是不具有曆史的共時性和製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謂“分合治亂”隻能在中央集權專製條件下得以解決。憲政民主下的聯邦製，為根本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製度安排。聯邦製不僅適合大國，也適合小國，可以充分滿足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同時能夠滿足不同地區的發展要求，在多元發展中尋求和諧統一。而聯邦製的基礎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實質是，在憲政條件下，實行事權、財權和人事權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決定地方發展。目前，在執政黨的執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議事日程，聯邦製被置入幾個“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何以解決民族矛盾？何以實現中國的長期統一？
9、重大曆史問題
執政黨建國以來運動不斷，在黨內反複進行路線鬥爭，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在黨外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製，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無法無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執政黨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是有深刻反省和總結的，在上述決議中就認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堅持真理，堅持修正錯誤，是執政黨的優良傳統，但是，受製於執政黨的共同利益、客觀條件、認識水平和意識形態，建國以來的一些重大曆史問題，其實並未根本解決。主要是，對毛的錯誤沒有進行徹底清算，對文革災難的深遠影響缺乏足夠的估計，對八十年代末期發生的政治風波尚未給予公正評價。這些重大曆史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民族的精神創傷就無法治愈，人民的思想就無法統一，執政黨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無從恢複。曆史的欠賬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徹底還清？
曆史的清算和補償，是威權體製政治轉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如何平穩地理性地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對執政黨既是巨大挑戰，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所以從一開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就是因為這條路線從否定文革開始，和極左路線背道而馳。人心所向，曆史趨勢，都是來自於撥亂反正。現在，又到了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一方麵，在改革三十年之後，毛式社會主義大有卷土重來之勢，極左老左勢力在新左的呼應下，公開主張以文革法統取代改革法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取代鄧小平理論，試圖全麵扭轉改革進程；另一方麵，改革停滯不前，人心渙散，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執政黨合法性動搖，政治危機因素日趨積累。在改革不進則退的關口，執政黨要重建社會共識，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領導改革進程，必須本著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徹底解決重大曆史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10、普世價值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深刻的精神變化，它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是由執政黨啟動，由社會各界特別是理論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啟蒙，以科學、民主、自由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主流價值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清除極左路線，批判各種僵化思想和理論，重新認識和評價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推動中國進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在經濟領域能夠取得重大成績，就是因為它遵循了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按市場機製配置資源。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無法想象的，市場機製、明晰的產權製度、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均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被拒之門外。思想解放運動，首先是在發展經濟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種種爭議和阻擾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逐步從意識形態的限定中被解放出來，現在已經成為改革的法統，無可阻擋。問題是，與市場經濟必然相伴而生的憲政民主製度和自由人權理念，為何還要被我們一再擋在中國門外？我們既然已經享有了引入市場機製的紅利，為何卻要對那些保護市場以促進更公平社會的政治製度安排予以拒絕？
近十年來，政治體製改革停滯，思想領域在不爭論中重陷僵化狀態，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重拾陳舊的意識形態教條，思想解放幾近絕跡，文革極左理論由此重新泛濫，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縱容那些背信棄義的獨裁國家，不惜挑戰世界主流正義。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大概隻有極少數國家，才會公開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還看作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僅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還要在製度、道義和價值上給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現，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讓每一個中國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說：我來自於民主的、正義的、富強的中國。我們能有這一天嗎？
新加坡曝光：中國的政治製度何以優於西方的驚人內幕(轉載)
新中國六十年曆史，雖然常常分為兩個三十年，但雙方在終極目標上有一個共性，就是探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前一個三十年希望通過強調意識形態和主觀能動性，打破資本主義法權，以一種反現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現代化之路。後一個三十年則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標誌，一路走過不平凡的曆程，創造出時稱“中國模式” 的全新現代化之路。
中國的模式從被質疑到被全球廣泛承認，得益於兩點。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間超蘇（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稱雄近、當代的強國，高居全球第二，成為影響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四億貧困人口脫貧，整個社會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這無可辨別的事實，自然令人心悅誠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的文章，預測204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將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收入估計將達8.5萬美元，比歐盟高出一倍多，遠遠高於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變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不過從中國自己的曆史來看，這三十年真正的偉大變革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從過去僅僅是上層的變遷轉為整個社會的演變：中國不再是一個幾千年以來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開放的、縱向和橫向流動的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並幾乎同時和世界進入信息社會。
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係的信心。BBC在27國2.9萬人所做的調查表明，僅有11% 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在正常運行，而有23%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致命弱點，世界需要新的經濟製度。另有5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係統需要規範和改革。而最悲觀的是法國人，有43%表示對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完全失去信心，認為需要徹底拋棄。這個時候，中國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況，同樣是麵臨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國卻在危機中出人意料的再奪三項桂冠：汽車銷售量超越汽車王國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出口貿易額取代德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總量力壓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這種順勢也飛揚，逆勢也飛揚的非凡表現，著實匪夷所思，堪稱奇跡中的奇跡。
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爭鳴，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認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關係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致於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跡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說明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製度因素----如果不是決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政治製度如果放到全球、兩岸政治比較的視野下，就會發現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黨製，這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一在於可以製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麽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麽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采取對福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采取對福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製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隻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麽，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製，可耕地麵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麵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象。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裏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 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什總統則是三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歎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台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製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麵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麵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布不參加 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麽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 “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裏，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曆隻是在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三權分立製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製。然而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製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製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製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製能夠有效遏製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曆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製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製，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一黨體製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製度、實名舉報製度、官員公示製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製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占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製，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係。二是完善法製。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哪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製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 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麽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麽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麽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製度脫不了幹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隻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麽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製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麽，當台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製的限製，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台北和台中，各縣市都巨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盡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谘文中有著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隻想著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著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麽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麵指責中國是黨政一體，另一方麵又認為執政黨不受製約，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出台的許多法律都是對行政權力進行約束的。既然是黨政一體，對“政”的製約難道就不是對“黨”的製約嗎？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製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曆煉，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馬英九）、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麵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麵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麽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麽無人才可選。這就是為什麽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製，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係，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中國的一黨製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製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隻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製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著傳統罩袍。盡管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五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三十至七十五歐元不等的費用。但卻沒有征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製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係，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製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麽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麽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隨著中國一步步的成功，製度性原因也越來越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焦點。 2009年年底，聖誕節前夜，法國時事周刊《視點》以八十頁的規模推出中國特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西方價值觀說教，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成功，則通過對漢學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訪，做如是說：“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在古代中國的國家科舉製度，選拔了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係列嚴格的遴選、任命製度，為國家選備人才。今日中國，要加入共產黨並不容易，候選者要經過被深入調查表現和多年預備期考評。對“共產黨”一詞的理解也頗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給所有人的”，“產”字，表示“產能，或者‘生產方式’”，“黨”字，代表“政黨”。在 1921年創立共產黨的時候，就將它定義為：“為全民謀求共同生產方式”的政黨。今天，我們甚至也可以理解為，“領導中國為全世界生產產品的”政黨。
此外，2010年1月29號《紐約時報》文章發表卡特琳·本霍爾德的文章《隨著中國崛起，與西方經濟衝突也在增多》。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有人認為，中國缺乏‘民主’是一個優勢，讓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香港第一東方投資集團董事長諸立力說：‘民主政體麵臨更大的挑戰，因為它每天都要麵臨公眾的壓力，每隔一段時間要愛接受民意調查的檢驗。中國很幸運，可以作出長期的戰略決策，然後將這些決策付諸實施。’”。什麽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比如計劃生育。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幾次推動計劃生育都以失敗而告終，因為百姓會用選票把這樣負責任的政黨選下來。
來自德國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
不管他們使用什麽語言，從什麽意識形態出發，都認識到了中國的一黨製才是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當然，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癢。至少在我看來，中國一黨製的成功，還在於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
其實不管什麽製度形式，從政治本身上來講就兩種。一是政治基本上處於獨立狀態。二是政治處於非獨立狀態。無論東西方，政治都是長期居有獨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獨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資本崛起，一是普選的產生。前者令政治受製於財團，後者受製於選民大眾。
雖然隨著人類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致，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政治這一行業也不例外。但在民主製度中，由於必須有選舉，而選舉上受財團的影響，下受大眾的製約，從而導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獨立性。其後果就是社會的完全福利化（大眾的需求）和經濟危機化（財團瘋狂追求利潤必然的後果），然後經濟危機和福利製度又相輔相呈，共同扼殺民主政治的生機。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處於獨立狀態的。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製，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西方是三權分立和製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製衡。
清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和傳統。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資本力量開始崛起，其影響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權力的最終製約。
正是由於中國政治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團所左右，才能充當中立的決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製訂國家的長遠發展規劃，而不是進行短期的財富分配。如果中國采取西方的製度，2萬多億外匯儲備將很快被各政黨競相許諾、揮霍一空。當然中國的的一黨製也與其它國家的一黨製有所不同。這既有民族傳統的 “民本思想”的影響，也有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農的政黨。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創造，最終會形成什麽模式，現在很難下定論。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匯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
光明與黑暗 發表評論於 2012-07-16 20:59:17
有些弱人不遺餘力的詆毀中國文明和中國曆史，真TM 是無知無畏，估計從肉體到心靈都被洋大人X透了。
讓你們見識見識本民族的一點曆史知識。
高超鋼鐵冶煉技術的發明：
遠在奴隸製時代的古希臘就已經使用鐵製工具，但采用的“塊煉鐵”冶煉技術十分落後，產量很低，質量很差，因這種鐵器含碳量低，質地很軟，作為工具應用於生產時效率很低。我國春秋末期，已經廣泛使用生鐵冶煉技術，這種生鐵是鐵礦在1150℃～1300℃的高溫下冶煉出來的，出爐時呈液態（古希臘的呈固態），可以連續生產，還可鑄成形，這種生鐵所製的鐵器工具，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比古希臘的“塊煉鐵”所製的鐵器工具為優。
這種高超的冶鐵技術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裏，在世界上一直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精湛的紡織技術的發明：
這一時期已發明絲、麻、毛、棉等四大紡織係列技術，生產出了絲、麻、毛、棉等四大紡織品。其中絲織品最早，麻織品和毛織品次之，棉織品出現最晚。但棉織品的紡織技術發展最快，這要歸功於宋末著名的女織棉技術革新家黃道婆，她發明的皮輥式、鋸齒式軋棉機取代了手剖或鐵杖擀棉，大大提高了工效，比歐洲早500 年。她發明椎弓可把棉絮彈鬆，雜質去除，起到了清棉作用，為後麵紡紗、織布工序的工藝流程的開展創造了條件。她在紡織機具改革發明中最大的貢獻，是把原來流行的手搖式紡車改為腳踏式紡車，把單維式紡車改為三維式紡車。這不僅節省了人力，還能提高功率3倍。
享有“數學之鄉”盛譽的數學科學的創造：
春秋戰國時代數學科學創立的“十進位製”籌算計數法是在“十進位製”基礎上的進一步創造與發展。現在世界上用阿拉伯數碼的“十進位製”最初起源於印度，但從考古資料來看，古文物中所見到最早的印度十進位製數碼，要比中國晚1000多年！
漢代數學專著《九章算術》中數學上的創造性貢獻可從算術、代數和幾何三方麵來考察。算術方麵創立了係統的分數四則運算，各種比例問題，“盈不足”問題和一些數學難題的分析解題方法，它是世界上最早闡述發明分數運算方法的著作。代數方麵創立有聯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正負概念的引入、正負數加減法則的引入、開平方、開立方的計算法，一般二次方程的解法等。其中係統化的聯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是我國古代數學最傑出的創造之一，比歐洲要早1500年左右，比印度早 500年左右。幾何方麵有主要為適應當時築城、築堤、開溝、丈量土地、計算田畝，以及建築各種形式的糧窖等實際需要，要求計算麵積和體積，而創立的幾何學。因為計算麵積就要涉及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矩形、弓形、圓形、橢圓形等形狀，計算體積就要涉及立方體、長方體、角錐體、圓柱體、方台、長方台等。其主要特點是同實際結合得非常緊密。南北朝時代的祖衝之創立圓周率的計算方法得出小數點後六位的準確結果，在世界上一直領先了1000年之久，宋、元時代著名的數學家沈括、泰九龍、李治、楊輝、朱世傑等創立了高次方程的解法，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消元法，聯立一次同餘式解法等比歐洲早400～800年。
四百年前，有幸來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文明：“他們首先是極
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
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裏都有一個大地區
，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
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
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在中國的其它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
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
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
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獲的地方
……“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
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複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四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學者這樣評價這個處在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
按照人們通常采用的標準，中國在17世紀可以說有過它自己的科學革命。”此時的中國
有獨特的教育體係。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這些（商業活動
）都早於歐洲商業擴張時代，而且足以與之媲美。”
18世紀我國由於“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重文輕技”的文化政策、科技政策，“八股取士”的教育政策以及“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影響了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埋沒和摧殘了人才，阻礙了國際科學技術的交流，呈惡性循環態勢，加之受列強侵略，因而在世界民族之林落伍了。
有些中國人不弄清文化閹割與文化融合的區別，硬是要說那是“學習”、“借鑒”
、“融合”過來的，正如不知道熱情握手與互扇耳光的區別，不明了見義勇為與流竄強
奸的區別，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荒誕的理論，居然被有些中國人拿來反對本族的文化。因為現時西方強大，所以中國文化就該自我淘汰？簡直無腦之極。相信這種理論的人，隻宜做禽獸走狗，算不上有獨立精神的人。
看這裏的回帖，就可以認識一下這種人的存在了！
——看2012倫敦奧運有感
霄.遠
1. 民主勢在必行
人類最大規模的盛會，4年一度的奧運在倫敦開始了，又結束了。在那熱熱鬧鬧、如火如荼的背後，有一個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那就是：主辦奧運賺錢嗎？根據統計，好像除了在美國舉辦的2次（洛杉磯1984和亞特蘭大1996）外，基本都是虧錢的買賣。那麽，為什麽還要舉辦奧運呢？而且好多國家還在爭先恐後地申辦？
有人總結了：辦奧運如果有虧損，那隻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虧損。運動員不虧，奧組委不虧，商家不虧，觀眾還有得娛樂。挺好。
這些問題都停留在表麵。其實，舉辦奧運真正最深層的原因，是人類需要這樣一個平台，把自己本性中殘酷的一麵，比如爭強好勝、弱肉強食等，用競技體育的方式抒發和展現出來。心平氣和地“更高、更快、更強”，比起那動不動就肌肉/拳頭說話、武力相向的行為方式，顯然要文明得多。所以，奧運雖然並不能替代、消滅暴力衝突和血腥戰爭，但它儼然已成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必然需求，為人們4年一盼。
其實，在現代生活中，一人一票的“民主”，也就像這奧運一樣，雖說遠遠不能解決人類麵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但卻給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和平展示政治肌肉和力量的平台，至少讓人感覺到心靈層麵的平等。
這種一人一票的“民主”勢不可擋，說到底還是因為，進入當代社會，不管誰執政，都會麵臨一個執政資格和執政能力問題。
就中國而言，打江山的老一輩，他們用意誌和血證明了他們的資格。然後借助戰爭年代建立起的威信，通過他們畢生的兢兢業業，證明了他們的執政能力。
可是，在這些老一輩陸續辭世後，繼任者不可避免地都會碰到一個基本問題：和平環境下，拿什麽來證明自己的資格和能力？就像一個“將軍”的提拔一樣，沒經過血與火的考驗，你“將軍”的含金量在哪裏？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不管你是全民的“一人一票”，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人一票”，都要比形形色色的“選拔”、“任命”等方式更能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公平原則，因而更容易被人們普遍接受。
所以說，在和平環境下，“民主”隻是一種自然訴求。你不直麵這個問題，那你就避免不了要麵對一係列的隨之而來的危機，比如，信任危機、信心危機、信用危機、信仰危機等，直至凝聚力全麵喪失。
你可以指責“民主”並不完美，甚至說它“虛偽”、充滿欺騙性。但是在目前世界範圍裏，還有什麽更好、更完美的方法嗎？
在這個世界上，既然沒有最完美的方式，那就讓我們選擇、接受和享受那“最不壞”的製度和生活方式吧。
2. 民主的代價高昂
奧運的代價不菲。那麽多基礎設施，從場館到市政，都是要靠錢砸出來的。這也是奧運連續虧損的根本原因。
而且奧運從來都不是幹幹淨淨的。且不說奧運前期準備過程中的腐敗，奧運進行中不斷傳出的醜聞，更是讓奧運精神不斷受到玷汙和蒙羞。
同樣，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是有代價的，而且代價高昂。大家有目共睹，現代西方的“民主選舉”，拚的不是什麽治國理念，而是選舉經費和巧舌如簧。花那麽多錢去作秀，怎麽能說這不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呢？
而且在“民主”的華麗外表下，一樣可以隱藏合法和非法的超級腐敗。
就以滿世界強推“普世價值”的“嘔像”美國為例。美式“民主”，其實也就是兩黨執政而已。造成這一現狀的是它的選舉模式：據說是為了避免參選人選票不過半的尷尬，所以美式“民主”並不是“一人一票”說了算，而是“選舉人團票”說了算。也就是說“一人一票”隻是選出“選舉人”，再由這些“選舉人”選出總統。這樣一來，一係列問題也就不可避免了。
首先，光是高額選舉經費一項，就足以讓絕大部分有誌者望“門”興歎。選不起啊，個人的財力怎麽能和老牌政黨相比呢？
其次，它因為不是直選，所以輕易地就把所有新黨、小黨都合法地擋在了門外。在“勝者全得”的模式下，新黨、小黨從來就別指望獲得超過半數的“選舉人”團票。一個州尚且如此，更何況全美國？
1992年獨立參選人佩羅（Perrot ）自己花了兩千多萬美元參選，盡管當時他提出的解救經濟的方案被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是最能解決美國問題的“苦口良藥”，盡管他在全國得到18% 的選票，但是因為選舉人團票製度造成的選票均允分配，所以最後一個州都沒拿到。
當然，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一個當選總統，他的總選民票可能落後於他的選對手。2000年，共和黨小布什和民主黨戈爾的競選，就是這麽個結果。人們完全有理由問：這算哪門子“民主”？
而且這還沒完，等到新選總統上任，還要搞“政黨分肥”，論功行賞，給自己的競選團隊成員封官加爵，合法腐敗一把。據老美自己統計，每次白宮易主，整個首都華盛頓都會掀起一次搬家潮，搬進搬出超過20萬人。“任人唯親”在“民主”的外衣下，就這樣得到了發揚光大。
很顯然，從參選到選舉成功，再到入主白宮，如果從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的角度看，美式“民主”不是一般的浪費和腐敗。
可是，為什麽所謂的“國際社會”對這些都視而不見，卻習慣、喜歡拿中國的腐敗說事兒呢？這首先有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國際社會”早就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給代表了，他們在強推“普世價值”時，當然會把所有不同於他們價值觀的東東統統妖魔化。其次，因為中國的法律對腐敗的定義和界定模模糊糊，所以似是而非的事情很容易就被網絡和媒體無限放大了。正所謂“打開電視一片光明，舉國鶯歌燕舞；打開電腦一片黑暗，上下貪汙腐敗”是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腐敗在中國確確實實存在，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遠遠不夠，這才給人把國家政體和腐敗聯係在一起提供了機會。
3. 民主不是民族複興、國家強盛的萬應靈藥
奧運不是目的，而是一個平台，給人提供了和平展示肌肉和技巧的機會舞台，顯然，奧運再輝煌，也遠遠不能消滅衝突和戰爭。
現實總是比理念殘酷。那麽多國家、那麽多運動員參加奧運，卻總是隻有那少數國家的運動員獲得獎牌。
你可以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你可以說“重在參與”，“參與就是榮耀”，。。。但舉辦奧運的初衷是什麽？那就是“更高、更快、更強”！實質就是獎牌說了算（Medals talk）！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那是強者對弱者的召喚和安撫。那是隻有強者才有資格喊出的口號。當年如果不是我們在乒乓領域內的絕對強勢地位，你還能期待“小球扭轉大球”的結果嗎？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到底要說什麽？是要傳達一種友誼、博愛夢想，還是說大家都來自一個世界，都要夢想得到金牌？很顯然，奧運作為競技體育，拿到金牌才是硬道理。當你獎牌總數名列前茅時，誰還能說你是“東亞病夫”？那些說三道四，譴責什麽“舉國體製”、“金牌政治”的，酸不酸？有什麽實質意義？
金牌帶來的不隻是運動員的的收獲和他所屬國家的光榮和臉麵，它更多的是起到一個示範作用，可以促進更多的年青人，包括大學生和城市白領們，去參加運動，增強體質，從而有機會去爭取獲得各種獎牌，進而獲得更多獎牌以外的東西，給自己和家庭帶來生活質量的變化。
現實就是這樣，不管旁人如何說三道四，最終，曆史隻會記住你拿到多少獎牌，而不會記住那些你拿獎牌的過程和方法，更不會記住那些酸不拉唧的評論雜音。
那麽，既然多數國家從來沒有拿過獎牌，可他們為什麽還是無怨無悔地參與、為奧運強國甘做“陪襯”呢？“重在參與”隻是表象，“參與體現平等”、“參與才有機會”，這才是參與的動力。
同樣， “民主“也從來不是治國齊家的目的。民主隻是一個平台，也可以說是政治家對弱勢群體的安撫。一人一票的”民主”，雖不能解決社會的諸多問題，但卻讓人類的好鬥本性得到了某種妥協，讓那些最基層的平民百姓以為自己獲得了平等的權力，盡管他們多數時候會放棄這種權力。
但是很顯然，你如果要指望這種一人一票的權力給你帶來多大好處，那也是白晝做夢。權力替代不了努力，不努力工作，個人不會富裕，國家更不會發達。
4. 現行西式“民主”模式將使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失去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
看看本屆奧運的獎牌榜吧：排在最前麵的是：美、中、俄、英、德、日、澳、法。除了中、俄外，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俄羅斯其實是藉著前體製的慣性，還能保持在最強行列。
印度作為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就從來沒有這個機會。而且可以毫不誇張地預測，印度隻要亦步亦趨，跟著發達國家學步，它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躋身這個排行榜的前列。
為什麽？那是因為1）你不具備那些發達國家的資源基礎；2）先占為王，人類骨子裏永遠去不掉的叢林排他法則。
國家處在發展階段時，個人的能力會受財力、物力的極大製約。這時，由國家出麵對資源重組、整合，個人的能力才有可能發揮到極致。在戰爭年代，這叫“集中優勢兵力”。在和平年代，這叫“資源最佳配置”。如果說，這就叫什麽“舉國體製”，那有什麽不好呢？倫敦奧運會上孫楊和葉詩文雙雙奪冠的現實證明：有國家的扶持，就有了中國遊泳運動員的驚人進步。
（有人說，國家為了培養一個劉翔，花費了多少多少萬，有這個錢，不如怎麽怎麽。換一個思路，如果把這個錢花在你身上，你就能跑出個世界記錄麽？）
即便這樣，你在超越的路上依然困難重重。你不是遊戲的設計者和規則的製定者，那些設計者和製定者怎麽會輕易容忍你超越呢？“傲慢與偏見”？是又怎樣？我就是見不得你超過我！
如同奧運長跑，跟在後麵跑，你永遠也超不過去。要超越，你就麵臨3種途徑：1. 從內道超；2.把領先者擠到外麵去；3.從外道超。很顯然，選擇1，你就很有可能踏進草地，違反“規則”而被罰下場；選擇2，你就難免引起肌肉的碰撞——你的肌肉夠瓷實嗎？選擇3，你就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加快速度，邁出更多步伐。在真實的比賽中，絕大多數人其實隻有一種選擇，那就是3，從外道超過去。
可是現實就是那麽殘酷，即便你積累了實力，選擇3，從外道超過去，也依然不順不暢。你技術完美？那我就用各種或明或暗的“規則”來修理你。你肌肉強壯？那我就質疑你“服用興奮劑”，甚至譴責你違反“奧運精神”（比如，指你的運動員不是"訓練"出來，而是"摧殘"出來的等等），罰你下場。
看看倫敦奧運的這些例子吧：
乒乓球決賽中對中國女運動員丁寧的判罰，給人一種裁判瘋了的感覺。事後得知，這位裁判竟然連乒乓都不會。（點評：這是一個典型的“規則”隨意的例子：我就要這麽罰，你怎麽著？）
場地自行車女子競速團體決賽中，由郭爽、宮金傑組成的中國隊以32秒619擊敗德國隊，奪得金牌。但賽後德國隊提出申訴，中國隊犯規在前，經過組委會官員的核實確認，最終取消中國隊的金牌，這樣德國隊奪金，中國隊銀牌。（點評：把金牌交出來，那就放你一馬，你還想怎麽樣？）
羽毛球女雙頭號組合於洋和王曉理因消極比賽被取消資格。（點評：你的行為合法合理，但不合觀眾的情，關鍵是，不合我裁判的情，所以禁賽罰你沒商量。）
中國體操選手陳一冰在吊環決賽中表現完美，但是裁判卻把金牌授給落地時略有失誤的巴西小將，讓中國的吊環王屈居亞軍。（點評：我就不看好你，你怎麽著？）
拳擊男子49公斤級半決賽進行，中國選手鄒市明對陣愛爾蘭選手巴恩斯，後者在比賽中連續切肘、違規拉拽、擊打後腦勺，裁判均沒有任何表示。（點評：你要超越？那就付出代價吧，這還是輕的！）
16歲的中國女子遊泳運動員葉詩文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績但是立即被懷疑服用了興奮劑。（點評：有什麽“無懈可擊”麽？知道什麽叫“躺著也中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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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對照的是，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贏給了規則”：
英國選手菲利普-辛德斯在奧運場地自行車賽中資格賽開局不利後，故意製造了撞車事故，爭取了重新比賽的資格，從而贏得金牌。
在男子輕量級雙人雙槳決賽中，代表英國隊參加男子輕量級雙人雙槳決賽的是普查斯/亨特，比賽僅僅進行了不到100碼(約90米)，普查斯/亨特突然向裁判示意，要求停止比賽，修理座椅。比賽不得不重新進行，最終，英國組合獲得銀牌。
英國選手戴利在10米台跳水決賽中第一跳發揮失常，僅得75.60分。正在觀眾們惋惜紛紛之時，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跳水比賽的曆史也因此改寫——“因為受到了觀眾席上的閃光燈幹擾”，戴利得以重新完成自己的第一跳，從而得到了91.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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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多心，也不是我們心態沒調整好，而是西方裁判心照不宣地封殺中國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因為他們接受不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不管你是不是按照他們的套路參加比賽。
所謂西式“民主”也是這樣。他們真的是要推行什麽“普世價值”麽？似是而非。就像所謂“奧運精神”一樣，是可以有多重標準的。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已經徹底與西方的“民主”接軌了。可是至今依然不被西方社會所接納。
伊朗也早就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了，那還不照樣被列入“邪惡國家”！
二戰至今，所有以美、歐為“嘔像”的“民主”國家，還沒有一個在經濟上實現超越的。這還不足以讓人深思嗎？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就真心誠意地擁抱整個世界。可最終麵臨的還是全方位圍堵。
政治上的圍堵主要集中在沒完沒了地譴責你、批判你，如同糾纏“人權”問題那樣。至於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裏，較好地解決了那麽多人的溫飽問題，迅速邁入小康社會，以及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遷就西方，努力去“接軌”等等，所有這些，他們都視而不見。卻整天拿幾隻中國產的政治蒼蠅說事，製造你要“崩潰”的氣氛。
經濟上的圍堵則集中在匯率、資本準入和自由流動方麵。入了世貿又怎麽著？照樣修理你。看看那些沒完沒了的“反傾銷”訴訟吧。中國公司接二連三“輸給了規則”。奇怪嗎？鬱悶嗎？憤怒嗎？你不是規則的製定者，你能做的隻有接受現實。
至於軍事上圍堵那就不用多說了。打開地圖看看，除了北麵的俄羅斯和蒙古，其他都被老美“聯合”（軍演）了。沒事則已，一旦有事，中國就會發現，自己隻是一條被捆住的“巨龍”。
明眼人早就看到，在中國碰到的所有國際問題的背後，幾乎都有美國的影子。
幸虧，中國沒有跟著歐美的調子起舞。中國是因為走了自己的路才會取得今天的驕人成績。在奪取國家（經濟）發展的“獎牌”中，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沒有“集中優勢兵力”的能力去實現“資源最佳配置”，中國一樣會變得散沙一盤、碌碌無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是中國今天的必須。“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跟著我們走”，這應當是中國明天的氣魄。
所以，中國在沒有完成趕超發達國家前，如果去搞什麽西式的“民主”，那就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毀長城。那樣，中國將會永遠失去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
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是，那些整天吵吵嚷嚷要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往往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這方麵，中國已有太多深刻的教訓。
比如那中國足球，這在國內恐怕是最早“與世界接軌”（搞俱樂部聯賽製）的體育項目吧？結果如何？愣是搞成了中國體育界最腐敗的項目。爾虞我詐，坑蒙拐騙，吃喝嫖賭毒，還在那自娛自樂，直至把自己折騰倒監獄裏去。 為什麽會這樣？那是你“接軌”了足球的組織形式，卻根本不具備最起碼的職業精神。
再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誰都知道，所有人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山寨”過程。沒有“山寨”的積累，哪有創新的可能？可發達國家從來都是把“知識產權”當作一條絞殺繩索來製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的。你要是聞風起舞，早早跟著“接軌”，等著你的是什麽，那是不言而喻的。這方麵，我們真得好好感謝民間不屈不撓的“山寨”精神！
再看物價接軌。且不說中石油的“油價與世界接軌”引起的價格鏈提升，單看07、08年西方鬧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宣布4萬億救市。那麽多鈔票拋出去，沒有（有形和無形的）產品支撐，人民幣在國內能不貶值嗎？物價能不飛漲嗎？憑什麽美國病了，得中國來吃藥？
最不可思議的應當是那所謂“勞動工資接軌”（自己提升勞動力價格）。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騰飛有賴於出口貿易的增長，而這“世界大工廠”的形成則完全依賴於中國的“人口紅利“——廉價勞動力的支撐。你在大大小小企業尚未做好、完成生產轉型、升級時，不是給予積極、良性的引導、扶持，而是強推“最低工資”，“強製社保”，造成大量外貿企業不堪重負，這不相當於自毀優勢、剛性自殺嗎？
還有那所謂“國際環保”問題。搞好你那城市或地區的小環境，那是必須的，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可是，你要是跟著發達國家忽悠“全球變暖”問題，那就是舍本逐末，自困偽命題了。 “全球變暖”究竟是大自然的周期活動，還是人類活動造成的? 其生成原因至今無定論、扯不清的情況下，你非要跟自己的“碳排放”過不去，那不可笑麽？為什麽最發達的美國就根本不簽、不理會你那“國際環保協議”？
。。。。。。
5. 多餘的話：中國需要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民主路子
在奧運中，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績，說明中國走了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那就是1）發揮自己的長項（揚長避短）；2）另辟渠涇，走出自己的路。
我們在傳統技巧類項目上有優勢，那我們就把體操、跳水、小球等方麵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我們在需要爆發力和耐力方麵的項目沒有優勢，那我們就集中資源優勢重點培養幾個尖子總是可以的吧？這次孫楊、葉詩文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不管西人如何說三道四，金牌已給出了最好的回答。
中國的政治民主也是這樣，需要揚長避短，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子。
長在哪裏，短在哪裏，如何另辟渠徑，這個題目另需專論。但這條路子的路基，當推言路暢通。現代科技給執政黨提出了巨大挑戰，同時也創造了空前機遇。“人言可畏”？其實，你害怕是沒用的，堵也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廣播、電視、報紙，它就通過手機短信、電腦網絡冒出來了。
有人形容“網絡如洪水”。政府為何不因勢利導呢？比如，從中央到地方，為什麽不可以設他一堆施政信箱呢？諸如： “總理信箱”、“總書記信箱”、“省長信箱”、“市長信箱”、“縣長信箱”等等。再細一點：“治國信箱”、“強國信箱”、“強軍信箱”、“建設信箱”。。。乃至“開罵”信箱、“扯淡”信箱，娛樂信箱等。讓人講話，鼓勵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落實言而有聽，聽而有複。“流水不腐”，言暢而政通。現在有這麽好的條件和機會，做到這些應當沒那麽難吧？隻要功夫到，洪水變“福水”！
參加奧運，為了獲得獎牌，必須要先有肌肉、力量、技巧和經驗的積累。政治民主也是這樣：肌肉，就是你執政黨內部的精誠團結和嚴守紀律；力量，就是你執政黨的凝聚力；技巧，就是你對人民的領導方法；經驗，才是社會穩定的最好保障。而這一切的最大金牌，非“政通人和”莫屬。2012.08.12.
附：中國運動員首創，但被國際體操聯合會禁止的體操動作：
【馬燕紅下】是第一個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體操動作，難度表述為騰身或腹回環，團身後空翻轉體360下。1981年世錦賽馬豔紅將Muchina 180發展成了轉體360從此獲得命名。但自從1984年奧運會之後，因為高低杠器械的變化和技術的發展，"馬豔紅下"從江湖絕跡了。那個時代高低杠間距低，運動員不可能象現在那樣用兩個大回環來完成高難空翻下法，隻能采用蹬杠、腹回等"弧形"類動作來做下法，"馬豔紅下"就是這類下法登峰造極的巔峰之作。
【莫氏空翻】——中國女子體操名將莫慧蘭獨創動作：團身前空翻越杠再抓杠，難度在於空翻過程中，越杠後的反手抓杠眼睛是看不見杠的，也就是所謂的盲抓。自從中國隊憑借這個動作驚豔國際賽場，國際體聯就修改了規則：把這個動作後麵的虛擺算作中錯，僅次於掉下器械的扣分。從此這個動作驚鴻一瞥，絕跡江湖。
很多人知道劉璿是悉尼奧運會女子平衡木冠軍，可是她最強的項目不是平衡木，而是高低杠，她在高低杠上有兩個命名動作——【劉璿單臂大回環】、【劉璿單臂大回環接京格爾】。但國際體聯以動作不合適女子運動員為由，不承認動作難度。可憐的劉璿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還沒開始就知道自己兩年的努力白費。
【奎媛媛平衡木炫目】1997年瑞士洛桑世錦賽平衡女決賽，中國隊奎媛媛的平衡木從難度到質量征服全場，並且使用了難度為g組的後直轉體360度這個動作，而裁判出人意料地把她的分數壓到了第三名，全場噓聲。盡管事後，國際體操聯合會就此事向中國隊和奎媛媛道歉，但以獎牌已頒發為由不予調整。原本屬於自己的金牌被 黑走，使她整個體操生涯留下遺憾。
看來你是急瘋了。但是你要明白，你的主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這種人，因為你沒有是非判斷能力。
根本問題不解決，不徹底拋棄舊有意識，沒有未來。。。
中國經過曆次殘酷運動滅絕優秀人才和文化，對國家的毀壞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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