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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14）京豐會議
沒有等南北企業家對話會結束，我提前在4月1日回到了北京。因為在4月初，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將要在北京豐台召開，這就是在京豐賓館召開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四通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操辦會務並出席會議的，有四通的周舵和曹思源。而且，四通承擔了這次會務的全部費用。為了開這次會，我們支付了10萬元人民幣。
一般認為，中青年經濟學家有兩次會議將被載入史冊：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幹山會議；另一次便是1989年4月的京豐賓館會議。
京豐賓館會議之所以重要，一是開會時機的重要，當時十年改革正進入一個拐點，麵臨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二是與會人物的重要，大會分立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專場。我後來比較熟悉的，有政治會場的嚴家祺和溫元凱；經濟會場的陳一谘和周其仁；文化會場的蘇曉康和包遵信。他們在會場上是耀眼的明星，有兩位還是在上書房行走的頭麵人物。
與會的還有幾位當時非常低調、但卻是今天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其中有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和李源潮、時任青聯主席的劉延東、時任大連市委宣傳部部長的薄熙來、時任煙台市市長的俞正聲、時任中農信公司總經理的王歧山、時任複旦大學國政係副教授的王滬寧、時任國家物價局副局長的馬凱……
這些“明日之星”在大會上基本沒有發聲，他們是帶著耳朵來聽會的。
參加這次會議，我是把它當作給自己充電、學習的機會，也是去聽會的。當大會開場的時候，我因為耳朵不好，所以特地坐到前麵的第一排，準備了錄音機、打開了筆記本……
這時候，主持會議的的陳一谘發現我坐在下麵，在一位代表發言之後，突然提議：請四通公司的總經理萬潤南到主席台上來就座，並且請他給大會講幾句話！
我覺得有點唐突，因為我沒有絲毫思想準備，也不合開會的議程。但我能理解，陳一谘完全是好意。也許是因為他知道了這次會議的全部費用是四通承擔的，想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一種感謝。
於是，在大家的掌聲中，我從容走上主席台，講了下麵這番話：
謝謝各位。我是來聽會的。因為我不是什麽理論家，也不懂什麽理論。我是辦企業、做具體事情、埋頭幹活的。但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便會是盲目的實踐。我是來聽你們講理論的。我隻能從一個做具體企業的實踐者的角度，說一下我們所希望聽到的理論，應該是什麽樣的。
首先，這些理論要符合常識。其實，我們的改革遇到的問題，並不是什麽高深的理論問題，而是一些普通的常識問題。我們以往所犯的錯誤，也不是因為不懂什麽高深的理論，而是在一些常識問題上犯了錯誤。例如，一畝地能打多少斤糧食？這是什麽高深的理論問題嗎？有人就相信能打20萬斤！幸虧他還是從小在農村長大的（這時候全場發出一片笑聲）。還有，你說農田裏是長草好，還是長苗好？偏偏有人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個人居然曾經是共產黨內的頭號理論家（全場又是笑聲）。列車準點好，還是晚點好？那時候我在鐵路上工作。主張“安全準點萬裏行”的萬裏同誌被批判，因為據說那是資本主義的！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麽高深的理論問題，而是常識問題。所以，希望你們提出的理論，可以百花齊放、高深莫測，但千萬不要違背常識。
第二，這些理論要符合國際慣例。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問題。我相信，這些問題在已經完成現代化的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也曾經遇到過。為什麽不去看一看、查一查，人家當年是如何解決的？這就是國際慣例。現在對外開放了，三資企業越來越多，提出一種理論、出台一種政策，一定要注意是否能和國際接軌，也就是符合國際慣例。
第三，這些理論要有可操作性。我原來是學土木建築工程的，要完成一個項目，不僅要有效果圖、還需要結構圖和施工圖。同樣的道理，不管多麽完美無缺的理論，如果沒有可操作性，就很難在實踐中取得成功。
簡單說這幾句，謝謝大家，祝大會成功！
後來，有一家報紙把這段話刊登在頭版非常顯要的位置。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十年改革之後，下一步怎麽辦？”大家普遍擔心會出現停滯。嚴家祺談到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到一定程度後便遇到問題，進行不下去了，結果回過頭來再搞政治體製改革。他認為赫魯曉夫是改革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出現了停滯。他擔心中國也會出現這樣的長期停滯，他稱之為勃列日涅夫時期。
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問題不是經濟過熱，而是改革過熱”，改革出問題是在1984年以後，因為“城市經濟改革觸犯了相當多的人的利益”。有人批評“1985年以來改革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政策出台過快，步子過大，沒有縱覽全局”。
有人說“價格改革加劇了社會的動亂”。有人反對：“價格還沒改呢，怎麽能怪價改？六十年代更困難，那時候沒有價格改革，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又是什麽問題？”
這種形勢下，改革是否還能進行下去？ 有人認為蘇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又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了。“改革不會逆轉？”不是這樣的。因為力量的不平衡，走回頭路其實非常容易。因為改革是要建立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從舊秩序得到好處的人都反對改革，而支持的人又不像反對的那麽堅決，因為他們在舊秩序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能否在新秩序中得到好處，卻有相當的風險。這兩種力量天然就不平衡。所以大多數變法都以失敗告終。童大林說：“改革不是不可逆轉，回流和曲折是可能的，就像黃河一樣。”
有人分析，願意走回頭路的：一是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二是嚴重的教條主義分子；三是嚴重的平均主義分子（蘇聯調查得出的結論，大部分工人和農場莊員反對改革）；四是嚴重的腐敗分子。他們合起來力量很大，不可低估。
東歐的改革就沒有走出困境。匈牙利是把兩種經濟模式的缺點，把市場經濟的無序性和計劃經濟的僵硬性結合起來了。我們能不能走出困境？ 吳明瑜說：“十年以內沒有希望，十年後，等留學國外的回來。現在的改革，處在非常艱難的十字路口。”
京豐賓館會議期間，嚴家祺和溫元凱邀請我在一份呼籲政治改革的聲明上簽字。據說，這個文件被稱為89憲章，但我現在查不到關於89憲章的任何文字記載。當天中午會議午餐時，記得我的左首是陳元、右首是劉延東，這兩位都是我清華的同屆校友。劉延東非常友好地暗示我，不要在這類文件上簽名。我理解她的善意，就沒有用我個人的名義、而是用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名義參與了其事。後來賀光輝還特別問過我關於簽名89憲章的事情。
京豐賓館的會議我也沒有能夠全程參加。1989年4月6日，我乘中午一點的國際航班赴日本訪問。同行的有沈國鈞、王安時、段永基和王緝誌。
山雨欲來，也是當下中國的國情。
Great Points -- could not agree more:
{
1. 理論要符合常識(Common Senses);
2. 理論要符合國際慣例(Standardization);
3. 理論要有可操作性;
}
In the area of Software Enginering, These are the key fundamentals.
你沒有仔細讀我的回憶，這十條是我在會上的“即席講話”，怎麽可能是別人的東西？而且，我當時講話從來不用講稿，更不會讓人準備講稿。秀才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講話錄音作文字整理。你不了解當時的情況，當時我講這十條時，引起的是一片讚同，甚至是震撼，否則新華社的《內參》不會轉載。《內參》的讀者是中共的最高層。後來台灣的《天下》叢書也收錄了這篇東西，認為是了解大陸經濟的必讀文章。你喜歡發表不同意見，這很好，說明你有獨立思考，但不要不了解當時的時空環境就想當然。